4.《褚亮碑》
约高宗在位时立。额篆体兼隶阴刻“大唐褚卿之碑”，传为唐太宗书（图3-8）。
碑文撰者不详，传为殷仲容书。褚亮（560～647），字希明，褚遂良之父，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太宗时为散骑常侍（从三品），贞观二十一年（647）病亡，赠太常卿，谥曰康，陪葬昭陵。两《唐书》有传。
图3-8 《褚亮碑》
图3-9 传唐太宗书丹《褚亮碑》碑额拓片
图3-10 唐太宗书丹《晋祠铭》碑局部拓片
碑中称李世民为“太宗”，可知碑立于高宗即位之后，又因碑中仅书褚亮长子褚遂贤，而不及次子褚遂良，可知该碑立于遂良得罪贬死之后。宋赵明诚《金石录》将其列于高宗末年[26]，不无道理。
碑额书法以篆为主，篆中有隶，然与秦诏版中的篆书兼古隶却不相同，书法劲峭妍美，方圆并用，结体多为篆，运笔又多为隶，相得益彰，妙不可言。昭陵碑林诸多碑石，碑额几乎同类，或官、爵、勋、谥并称，或以身份官位尊称，唯该碑题额爱称“褚卿”。清初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云：“按唐制三品以上得立碑，而元老大臣得请天子题额，其重若此。昭陵诸碑额为体不一，多从篆，独褚亮碑额书‘大唐褚卿之碑’，篆笔兼隶，殊峭劲，为太宗御题无疑。”[27]今人多从此说。褚亮亡时，次子遂良为相，求太宗御书亡父碑额（图3-9），不为难事。
在此略谈一下太宗的书法成就。唐太宗酷爱书法，是唐代颇有建树的书法收藏家、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书小史》称唐太宗：“聪明英武，有大志，兼资文武，博通群书，善属文，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殆于逼真。贞观初，锐意临玩右军真迹，人间购募殆尽。”[28]《唐会要》载：唐太宗在位，“购求人间书，凡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则临看之”[29]。《述书赋》评价太宗书法云：“太宗则备集王书，圣鉴旁启。虽蹑闾井，未登阶陛。质讵胜文，貌能全体。兼风骨，总法礼。”[30]《唐会要》记太宗书法云：“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31]房玄龄甚至认为太宗的书法超过了钟繇和张芝。他的代表作是行书书石作品《温泉铭》和《晋祠铭》，凤翥龙翔，意境高古（图3-10）。
唐太宗在书法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一次谈话和四篇论文中。
《书法正传》载唐太宗关于书法理论的谈话云：
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朕少为公子时，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饵其强，以吾强冲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制，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32]
太宗的四篇书法论文分别是《王羲之论》《笔法论》《指法论》《笔意论》。
在《王羲之论》中，太宗系统地总结了前代书法艺术，并着重对钟繇、王献之、萧子云等人的书法进行评判，指出他们书法作品的不足，云：
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33]
在《笔法论》中，太宗总结道：“初书之时，收视反听，绝虑怡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元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如鲁庙之器也。”又云：“为点必收，贵紧而重；为画必勒，贵涩而迟；为擎必掠，贵险而劲；为竖必怒，贵战而雄；为戈必润，贵迟凝而右顾；为环必郁，贵蹙锋而总转；为波必磔，贵三折而遣毫。”[34]
在《指法论》中，太宗总结道：
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毫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所资心副相参用，神气冲和为妙。今比重明轻，用指腕不如锋芒，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自然手腕虚，则锋含沉静。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虞安吉云：“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耶？纵仿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35]
在《笔意论》中，太宗总结道：
夫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勿令有死点画，书之道也。学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不妄想。要在求之不见，考之即彰。[36]
《褚亮碑》为八分隶书，马周陪葬昭陵，墓碑为殷仲容书已成定论，明赵崡《石墨镌华》云亮碑：“分隶与马周碑如出一手，疑亦殷仲容书。遂良能书，非仲容辈恐不得污其父碑也。”[37]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对《褚亮碑》亦持殷书之说，云：“分隶精工之甚，唐石之最佳者，字与《马周碑》相类。马碑《金石录》谓为殷仲容书，则此碑知为仲容无疑也。仲容盛负书名，河南公肯舍之他求乎？”[38]今人多从此说。该碑书法结体方古，端妍细劲，既蕴藏汉魏的凝重与质朴，又体现了隋唐以来的妍丽规整（图3-11）
图3-11 传殷仲容书丹《褚亮碑》局部
殷仲容（633～703），两《唐书》未为立传。据《旧唐书·殷峤传》《新唐书·李嗣真传》等史料推知，殷仲容乃陈郡（今河南淮阳）人，唐开国功臣殷峤（字开山）从祖弟殷闻礼（字令民，避太宗讳曰令名）之子，高宗、武后时有重名，官冬官（礼部）郎中等职，善篆、隶，精于题榜，与书法家王知敬同代齐名。《书小史》即云：“殷令民，陈郡人，善正书，与其子仲容皆以能书擅名一时，而令民笔法精妙，不减欧虞。”[39]又云：“殷仲容，令民之子，官至礼部郎中。”[40]《述书赋·注》云：“（知敬）工正、行，亦善署书，与殷（仲容）殊途而同归，兼草书。……与殷仲容齐肩。天后诏一人署一寺额，仲容题‘资圣寺’，知敬题‘清禅寺’，俱为独绝。”[41]《述书赋》还评价殷仲容与王知敬道：“殷公王公，齐名兼署。大乃有则，小非无据。骐骥将腾，鸾凤欲翥，题二榜而迹在，叹百川而身去。”其《注》云：“仲容，……奕世工书，尤善书额，……书汴州安业寺额、京师裒义开业资圣寺、东京太仆寺、灵州马神观额，皆精妙旷古。”[42]仲容之父令名曾书《裴镜民碑》，赵明诚《金石录》评价殷令名该碑云：“令名与其子仲容，皆以能书擅名一时，而令名遗迹存者惟此碑耳。笔法精妙，不减欧虞。”[43]殷仲容在昭陵的书石作品，除《褚亮碑》《马周碑》，还有昭陵六骏石座题名和十四国君长石刻像座题名。昭陵六骏石座题名今不复存，十四国君长石刻像座尚存其七，题刻仍在。
图3-12 《马周碑》
图3-13 殷仲容书丹《马周碑》局部拓片
图3-14 《高士廉茔兆记》
图3-15 赵模书丹《高士廉茔兆记》局部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