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唐墓壁画的布局与题材
（1）在斜坡墓道口两壁绘青龙、白虎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我国古代星宿的动物化标示，即所谓的“四神”，他们依次分别代表东、西、南、北。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就在墓室里用漆绘制它们，以示四方方位。南北朝时，随着斜坡土洞式墓葬的出现，墓道长度明显增加，加之这一时期墓道口普遍朝南，所以，人们开始把代表东方的青龙和代表西方的白虎绘制在朝南的墓道口东西两壁，既起到标示方位的作用，又起到极强的装饰效果。昭陵的陪葬墓，墓道口均朝南，有壁画遗存的墓葬，只要墓道口两壁稍有壁画遗迹，都会发现是青龙、白虎的一鳞半爪。这说明，昭陵唐墓墓道口绘制《青龙图》《白虎图》是对唐以前墓葬壁画的继承，但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首先，昭陵唐墓壁画里的《青龙图》《白虎图》只在墓道口两壁布局，已不在墓室里表现，也不在墓室和墓道同时表现，显得更加单纯。其二，青龙、白虎的造型与前代有较大的区别。无论是汉代还是魏晋南北朝，白虎造型更接近于实体老虎，青龙为了和白虎协调对应，长度也不很长。而昭陵唐墓里的青龙和白虎，体态修长，通常都在3米以上，造型也很相似，都作曲颈、张嘴、龇牙、伸舌状，赖以区别的是，龙体画鳞，虎体画毛斑，艺术手法似乎不及魏晋南北朝。究其原因，是昭陵唐墓总长度普遍较长，短的也有40余米，长的接近60米，这样一来，墓道的长度较前代增加不少，而斜坡墓道口绘制青龙、白虎的壁面由于刚从地平面以小坡度下降，显得比较低矮，为了使青龙、白虎比例与墓道中下部高大的车马、人物图像相协调，只好拉长它们的长度。另外，由于昭陵唐墓墓道为南北走向，只有东西两壁，不像墓室那样具有四壁，因此，标示南方的朱雀和北方的玄武，便不好在墓道两壁表现出来，所以在昭陵唐墓壁画里，画家开始舍弃朱雀和玄武。但也有个案，将朱雀巧妙地画了出来。长乐公主墓在第二过洞口上方绘《楼阁图》，在《楼阁图》中主建筑图案上方绘祥云和对飞的朱雀[25]，既继承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中以祥云和朱雀装饰建筑图以示吉祥的传统，又表示墓道口朝南，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2）在青龙、白虎之后绘制车马仪仗
在墓道两壁绘《青龙图》《白虎图》之后，绘制车马仪仗。这些壁画，是唐墓壁画世俗生活较前代更加突出的具体反映。在我国西汉墓葬壁画里，墓主升天是普遍反映的内容。自东汉墓葬壁画世俗内容加强之后，反映墓主人生前身份等级及奢侈生活的车马仪仗便开始在壁画中出现。至南北朝，《升天图》已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车马仪仗。昭陵陪葬墓壁画中的车马仪仗，表现墓主人身份等级的实用功能更加突出，所用车子及仪仗的规格，能够比较准确地表现出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由于魏晋至隋唐墓葬壁画中的车马仪仗内容与两汉墓葬壁画中的升天内容有着承继的关系，所以唐墓壁画中《车马仪仗图》的个案，还有《升天图》的影子。长乐公主墓的仪仗车马图中，有2幅《云中车马图》，各绘二马驾车，行于水中，又有大鱼护送，云气缭绕。车子的等级与公主身份相符，却明显有着升天的思想。另外，昭陵陪葬墓壁画的车马仪仗图布局，还保留有魏晋时车马绘于墓室其他位置的痕迹。韦贵妃墓车马仪仗的内容是，在墓道绘仪仗图，将鞍马图绘在了第一天井东西壁上。
（3）在第一过洞外的墓道壁上绘制门吏
门吏形象在墓葬壁画中出现在东汉前期，此后这一形象成为墓葬壁画普遍反映的内容。不同的是，东汉时，这一形象常绘制在墓室，而从南北朝始，这一形象则移至墓室外。在昭陵陪葬墓壁画中，这一形象普遍绘制在第一过洞外的墓道两壁上，如郑仁泰墓、阿史那忠墓、韦贵妃墓等。形象均为戴笼冠或进贤冠，双手拄剑，肃穆对立。多天井、多过洞的墓葬象征着墓主生前的深宅大院，把门吏形象绘制在第一过洞外，象征着门吏在府第外守护着大门。但也有个别特殊的情况，新城长公主墓的门吏壁画，则绘制在青龙、白虎图之后，且两壁均绘门吏2人，在门吏之后，又绘向北开的朱红大门，在朱红大门之北，才开始绘制车马仪仗图。新城长公主“依皇后礼葬”[26]，门吏数量的增多和位置的前移可能也是其葬礼规格高的表现形式之一。
（4）在石门以外的过洞、天井壁绘制给使形象
在昭陵壁陪葬墓壁画中，李震、阿史那忠、安元寿、长乐公主、段蕑璧、韦贵妃、新城长公主等墓中都绘有给使形象，少则4人，多则10余人，都绘于石门以外的过洞或天井壁上。这些给使形象，猥琐乖丑，服饰全是头戴幞头，身穿窄袖袍，足蹬黑靴。石门外的过洞、天井，象征着贵族的层层院落，给使们供人役使，只能在此区间活动，不能进入贵族内寝，所以象征贵族内寝的石门以内没有他们的形象。
（5）在第一过洞口、第二过洞口上方绘制楼阁，在第一过洞至墓室内壁绘制殿堂建筑格局
东汉后期的壁画墓，因为反映世俗生活的壁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故而幕府官邸开始得到普遍绘制，至唐时，在大型墓葬里绘制楼阁已成定制。昭陵壁画墓中，长乐公主墓、新城长公主墓、韦贵妃墓等都在第一和第二过洞口上方绘制《楼阁图》，所绘楼阁有单层和双层。另外，这一时期的墓葬，从第一过洞到墓室，两壁均绘成廊坊的形式，呈从内向外望的效果。每个过洞和甬道中均用红色绘立柱多根，立柱之上又绘两层阑额，阑额之间又绘垫木。前后墓室四壁均作两间安排，每壁正中绘一根立柱，立柱之上绘柱头铺张，再上又绘柱头枋；四壁均绘角柱，角柱之上绘转角铺作，正柱头与铺作之间又绘双层阑额环绕墓室。前后墓室呈殿堂建筑的格局。
（6）在第一天井或第二天井东西壁上绘制列戟
昭陵诸多壁画墓葬，很多在第一或第二天井东西壁上绘制了《列戟图》，这是墓主人生前门列棨戟的再现。所绘棨戟的杆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品阶的高低。《列戟图》在墓葬中出现始于唐代，隋以前墓葬壁画中没有先例。昭陵壁画墓中绘制《列戟图》的有段蕑璧墓、新城长公主墓、韦贵妃墓、阿史那忠墓等。
（7）在墓葬内壁各个部位绘制侍女
绘制侍女的情形，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在墓道东西两壁，随车马图而绘，一般绘作持幡导引或跟随状，如李震墓的《牛车图》中，车子前后各绘2名持幡侍女。第二类是在石门以外的过洞和天井中绘制，一般都从第三过洞开始绘起。第三类是在石门以内的甬道和墓室绘制，这一类占的比例较大。
（8）在后甬道和后墓室绘制乐伎
在墓室绘制《宴乐图》是东汉以降墓葬壁画绘制的传统，当时对墓主的身份似乎没有严格的要求。但在昭陵壁画墓葬中，却发现墓葬壁画里绘制《乐舞图》的墓主，都是正一品。似乎这时只有极品的勋臣皇亲，才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这类壁画墓葬，在昭陵发现四座，分别是李思摩墓（墓主为唐封可汗，当享受唐之亲王尊礼）、韦贵妃墓（墓主为正一品）、李勣墓（墓主为太尉、司空，正一品）、燕德妃墓（墓主为正一品）。这些《乐舞图》，全都绘制在后甬道和后墓室里。
（9）在墓室棺床南、西、北三面的墓室内壁上绘制屏风
由于墓室象征着墓主的寝室，所以，仿照墓主生前寝室卧床三面围屏风的实际，偶尔也在墓室南、西、北三面绘制《屏风画》。屏风画通常都作十二条屏，笔法模仿两晋，内容以列仙、孝道为主。
（10）在墓室穹隆顶上绘制天象
在昭陵壁画墓葬中，只要墓室被清理了的，都会发现其穹隆顶上绘制着《天象图》。从考古发掘来看，早在战国和秦汉，在墓室里绘制《天象图》已成定制，且星宿的位次与自然天象一样，与之相符的是在墓室里绘制《升天图》，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墓主人升入天堂的愿望。至唐时，在墓室里已不绘制《升天图》，但《天象图》却保留了下来。本来，唐时的墓室象征着墓主人的寝室，在穹隆顶上绘制梁栋或藻井图案才符合逻辑，但唐人还是坚持绘制《天象图》。昭陵壁画中的《天象图》，唯长乐公主墓的最为清晰：红色的太阳在东南方，黄色的月亮在西南方，天河自东北至西南横穿穹隆顶，为一抹白色。星斗分黄白两色，白色的外加黄圈，黄色的外加红圈，最小的直径1.5厘米，最大的直径3.5厘米。不过，星斗的分布已和自然天象不统一[27]。
（11）佛教题材壁画开始出现
佛教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反映佛教题材的壁画很快充满佛教寺院，但其题材向我国墓葬壁画的渗透似乎很迟缓，南北朝墓葬壁画中尚无其踪迹，但唐墓壁画中却屡有反映。建于贞观五年（631）的李寿墓，墓道壁上即绘有《飞天图》。无独有偶，昭陵2号陪葬墓，在过洞口上方也绘有《飞天图》。有人认为长乐公主墓绘制的《云中车马图》即有佛教文化渗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