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陶俑概况
俑是中国古代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早专指古代墓葬中随葬用的偶人，后来外延扩大，家禽、牲畜及想象中的神灵鬼怪异兽等，亦成为俑的表现题材。
商代和西周流行人殉，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兴起，用大量奴隶作为人殉的习俗也随之改变，出现了以模拟的人形俑，来代替活人殉葬的习俗。俑的质料以木、陶质最为常见，也有瓷、石或金属。宋代以后纸明器开始盛行，陶、木、石制的俑渐渐减少。
目前考古发掘获得时代较早的陶俑，为东周时墓葬所出土，其造型简单，仅见轮廓，而且体形较小，题材简单。秦代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仪，制造了数量众多的和真人等高的大型陶俑。这些陶俑模拟秦代军队的形象，身披铠甲或穿战袍，手中还持有真实的兵器，同时配有与真马大小相若的陶质战马，以及由四匹陶马拖驾的木制或铜制战车。这些陶俑的服饰、发式以及眉目胡须都如实地反映出秦代士兵的真貌。不论是陶俑还是战马，姿态都相当呆板，缺乏生机。汉代以俑随葬的风习更趋普遍，俑的质地以陶质为多，也有少数木俑及石质或金属俑。西汉时期，帝陵附近陪葬墓出土数量较多的陶俑，均为模制，上施彩，和秦俑一样，主要形象是兵士和侍仆，但形体较秦俑要小得多，而造型则较为生动。湘鄂一带的西汉木椁墓中，则盛行用木俑陪葬。东汉时期，陶俑造型较西汉时期更为生动，特别是乐舞百戏俑，形体较小，但姿态传神，舞姿优美，是生动的古代雕塑艺术精品。东汉末年随葬的陶俑出现了武装部曲的形象，还有高大的楼橹坞堡模型等。西晋墓中的俑，仍以陶质为主，南方甚至出现了青瓷质地的俑。这个时期的俑，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组合，包括着甲胄的武士俑、镇墓兽、出行仪仗、鞍马、牛、骆驼等模型，以及男女奴婢仆俑等，这些俑的造型较拙稚，比例不谐调，显示出地方特色。西晋以后南北分立，此时随葬的俑群也形成不同的特点。在北方，从十六国时期起，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形象“甲骑具装俑”开始出现。北魏以后，随葬陶俑的组合日趋固定，通常是一组镇墓兽，一个人面，一个兽面，都为蹲坐状；一对体形高大的按盾甲武士俑。然后是出行仪仗俑，分为骑马乐俑、步行属吏俑、男仆女婢俑、歌舞俑等。隋统一全国，但随葬的俑群仍承继着北周和北齐的系统。这个时期的俑有镇墓俑、出行仪卫和侍女俑、乐舞俑等，但出行仪卫俑的数量日益减少，乐舞俑还出现坐部和立部两组，俑的面貌也较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变化，上釉俑明显增多，但颜色还比较简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为陶俑的制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厚葬之风的日益兴盛终于成就了唐俑的繁荣。此时随葬陶俑的数量很多，而且陶俑从题材到面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北朝多见的列队铠甲俑渐失，代之而起的是侍女、舞乐、游骑俑等，它们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习俗与风尚，突出地表现了唐人的审美情趣。文官俑、武官俑、镇墓兽、天王俑、侍从俑、牵驼（马）俑、骑俑、戏弄俑、胡俑等，成为这一时期的常见种类，现实生活中的家禽、牲畜等被作为题材的陶俑数量也很多。尤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彩绘釉陶俑和三彩俑，不仅色彩斑斓，质地细腻，工艺手法精细，更以其独有的特点，堪称中国古俑的压卷之作。唐代陶俑风格写实而生动，人物形象富于性格特征。如果说汉俑的生动体现在写意手法及浪漫气息之中，唐俑的生动则基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细心体察和再现。绘塑结合也是唐俑的重要特点，彩绘一方面使俑的色彩更加丰富，另一方面还有助于表现对象的精神气质和心理活动。从雕塑史来讲，唐俑的风格既不像早期陶俑那样简拙，又没有后期那样繁复，它们在注重写实的同时更重视作品的整体效果，堪称中国古代世俗题材雕塑的优秀代表。
宋代以后以俑随葬的习俗日渐衰落，这可能是受到纸质明器流行影响所致，但陶俑在一些王公官员墓中还有发现。
昭陵陵园面积20000余公顷，有陪葬墓200余座，是国内最大的帝王陵园。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即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昭陵后三个月，唐太宗制《九嵕山卜陵诏》，诏书中说：“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给以秘器，使窀穸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1]遂确定了昭陵的陪葬制度。唐太宗认为，君臣之间，义深舟楫，功臣们或定谋帷幄，或身摧行阵。功臣薨后，应当和帝王在一起，居止相望，一如生前。愿为“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者赐以坟茔。后高宗又下发补充诏书云：“其有父祖陪葬，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2]陪葬者享受盛大的饰终之典，诸大臣也以陪葬为荣，陪葬之风日盛。从贞观年间开始，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的百余年内，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昭陵陵园。陪葬之风的兴盛，促进了昭陵陪葬墓陶俑的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国家统一的朝代，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昭陵陪葬墓陶俑就是在此基础上繁盛起来的。此时的唐朝，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为陶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从昭陵现已发掘的四十座陪葬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陶俑可以看出当时各种艺术成就对其的影响，这些俑不仅千姿百态，形象各异，而且内容题材相当广泛，特别是彩绘釉陶及唐三彩的出现，把中国陶俑艺术推向顶峰。
昭陵陪葬墓陶俑的兴盛，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密切相关。汉唐同西亚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通过西北丝绸之路进行的。但汉唐同西亚诸国的交流却各有特色。汉代的文化交流，多侧重在物质方面，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带回内地的，多为葡萄、胡桃、石榴、骆驼等，音乐、舞蹈虽也有传入，但影响不大。而唐代，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已经对西域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交流，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所以，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境内的，更多的是音乐、舞蹈、服饰等，这些从昭陵许多陪葬墓出土的陶俑中都能体现出来。尤其是“胡化”的陶俑，小袖窄衣、着男装、骑马出行等女俑数量颇丰，男俑中的翻领大衣、靴子、蕃帽、西亚舞蹈也频频出现。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乐舞俑，在墓内东三龛出土彩绘乐舞釉陶俑共16件。其中女舞俑2件，梳双髻，圆脸涂粉，表情温婉，穿窄袖白衫，外套红短襦，腰系黄色曳地长裙，身向右倾，两臂挥动起舞。女坐俑共14件，头顶梳单螺髻或双螺髻，身穿窄长袖衫，外套白、红短襦，束裙，跪坐。有的击鼓，有的吹笛。《通典》卷一百四十四记：“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3]正鼓系杖击而兼拍击，和鼓则如乐俑所表现的，以双手拍击，二者均属西北少数民族传入内地的所谓“胡鼓”。两舞俑均穿窄袖衫，短襦，这是盛行于开元前后的典型胡服。由此可见，这组乐舞俑既含有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的成分，也含有传统汉族乐舞的成分，更能说明唐代中外文化的交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西域的骆驼、马、胡人形象的俑也有大量出土，而出土这些俑的墓，墓主人有些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如阿史那忠、李思摩（阿史那思摩）、斛斯政则、执失善光等。可以说，昭陵陪葬墓陶俑表现范围的扩大，是与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正因如此，才奠定了昭陵陪葬墓陶俑的历史地位，成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史上的千古绝唱。
【注释】
[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太宗皇帝《九嵕山卜陵诏》，中华书局，1983年，第69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中华书局，1955年，第416页。
[3]（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四《乐四》，中华书局，1988年，第3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