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十四国君长圆雕石刻像
昭陵十四国君长圆雕石刻像是人们习惯上的称谓，所谓的“十四国”，意思是“十一国十四尊”，也就是说，这组作品实际上是唐周边十一个国家和部族的十四位可汗、赞府或国王的圆雕石刻像（下称石刻像）。唐王朝把它们分为两组列置在昭陵北司马院内。目前，这组作品已毁佚殆尽。2002～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昭陵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下简称联合考古队），对昭陵北司马院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判明当年石刻像位置在昭陵北司马院最南端的第三台阶地上（往北依次为第二、第一台阶地），与昭陵六骏石屏一起列置在两座东西相对的廊房中。每座廊房面阔7间，进深1间，就地势筑成台阶状，从北向南逐级增高。7间房中北侧3间各置一六骏石屏，南侧4间分3对半列置7尊石刻像。
关于刊刻这组石刻作品的时间、原因及石刻像原型人物的国家、民族和官爵名号，《资治通鉴》《唐会要》及早期的金石著作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八月条载：“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26]这条史料向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条信息：（1）这组作品刊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或稍后。（2）刊刻它们的原因是埋葬太宗时，一些臣服于大唐的少数民族君长（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感激太宗的民族和解政策，欲依本民族风俗习惯，“杀身殉葬”。太宗早料到这一点，安排高宗不要答应。为了安抚这些欲杀身以殉的少数民族君长，同时也为了阐扬太宗征服四夷的文治武功，高宗便有了刻石以代真人的考虑。于是甄选了十四位能够代表本民族或国家的领袖人物刊刻成像，列置于昭陵北司马院。当然，太宗早在贞观中期为了宣扬自己的战功而于昭陵北司马院刊刻列置昭陵六骏的行为无疑也在客观上给高宗刊刻石刻像起到了表率作用。
北宋游师雄于宋绍圣元年（1094）五月命醴泉县地方官在宋立唐太宗庙碑（973年立）阴刊刻了一幅《唐太宗昭陵图》，游氏在该图内题字介绍了昭陵形制并录十四国君长的名号，虽在官爵上多有讹误，但还是说清了十四国君长的具体所指[27]。《唐会要·陵议》载，贞观二十三年八月高宗埋葬太宗于昭陵后，“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服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28]。又于此条下加注道：“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出（出为咄之误）苾、突厥颉（颉为突之误）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候为俟之误）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都（都为答之误）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普（普为府之误）、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贞为真之误）、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勒为勤之误）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盛（盛为勇之误）、林邑王范头黎、（失录婆罗门三字）帝那伏帝国阿罗（罗为衍文）那顺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29]昭陵十四位君长的生平事迹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与唐王朝的关系在两《唐书》之《突厥传》《南蛮传》《西戎传》《东夷传》《北狄传》以及本传里有详细的记载，参照史书，会发现《唐太宗昭陵图》《唐会要·陵议》对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官职名号的记载有不少错误，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史料价值，让我们知道当年十四尊石像所代表的具体人物。
另外，宋赵明诚《金石录》对昭陵石刻像底座题名八分书也有简单说明，云：“至诸降将名氏，乃仲容书耳。”[30]从文献记载来看，早在明代，石刻像就有严重损毁。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金石学家赵崡游历昭陵，记其所见昭陵北司马院情形云：“余既至峰下，观历朝祭碑与翁仲，或侧或仆，独六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31]赵氏所谓“翁仲”，实指十四国君长石刻像。
清初林侗昭陵访古，言其所见石刻像情况云：“以余所见，无十四石之数，且多残毁，不但欹仆而已，胸背亦无字迹可见。”[32]当时石刻像底座应当都在，林侗据其将十四国君长像所处位置记录了下来。不过，以林侗记录的十四国君长石刻像位置与原址仅留的4个有题名的像座对照，发现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勇的像座在西侧廊庑下，而林侗记为东侧。当是林氏疏忽所致。
毕沅是清代乾嘉时人，为官陕西巡抚时倾力保护辖区文物古迹，著述丰硕，其于《关中胜迹图志》记述昭陵北司马院文物云：“他如诸番君长擒服归降者，刻石肖其状貌，深眼大鼻，弓刀杂佩，凡十四人，拱立于享庙之前。”[33]毕沅所谓，盖取前人著述成说，其实当时已无十四石立于享殿前，因为毕氏于书中所绘《昭陵图》中，享殿前并无石刻像，但在享殿前左右两侧绘制了昭陵六骏庑房，并标明内置“石马”[34]。
图1-20 殷仲容书丹的“吐蕃赞府”像座
图1-21 殷仲容书丹的“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像座
自毕沅以后，诸家金石著作再也没有提及石刻像。1965年，当考古工作者系统调查昭陵石刻时，同样连一个石刻像都没有发现，仅仅发现西侧埋在土中的4个石刻像座，分别是吐蕃赞府、龙突骑支、麹智勇、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石刻像座，殷仲容题名仍在（图1-20、1-21）。
1982～2001年，昭陵博物馆为了保护昭陵北司马院遗址，曾先后数次对昭陵北司马院表层进行清理，结果在地势更低的第二、第一台阶地里，发现了10余块石刻像残块，同时还发现了两通明代祭陵碑的碑座，系用石刻像的底座改镌而成。2002～2003年，联合考古队又在昭陵北司马院遗址清理出数十块石刻像残块，有些残块体量颇大，躯体残块上有的腰间佩挂着小刀，有梳七条辫子的，也有梳五条辫子的，头部残块有的戴帽，有的卷发（图1-22、1-23、1-24、1-25）。联合考古队张建林、史考根据这些发现，厘清了当年东西两侧列置的石刻像具体所指，西侧是于阗王伏阇信、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焉耆王龙突骑支、吐蕃赞府、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勇、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诺曷钵，余位于东侧[35]。
图1-22 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石像残躯
古代金石学家和现代考古工作者向来关注石刻像底座殷仲容题款、石刻像废毁情况和原型人物政治生活，对石刻像原稿作者缺乏探讨。《历代名画记》将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刻像的原稿作者指向阎立本，张彦远于该书“阎立本”条记述其家珍藏阎氏作品云：“《田舍屏风十二扇》，位置经略，冠绝古今。元和十三年，彦远大父相国（宰相张弘靖）镇太原，诏取之。《西域图》，王知慎亦榻之。《永徽朝臣图》《昭陵列像图》传于代（即“世”。唐避太宗讳改）。”[36]这里所说的《昭陵列像图》，应当指的就是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刻像的原稿。阎立本是朝廷官员，能够经常见到当朝皇帝、文武官员和外国使节，熟悉他们的容貌神态、服饰特色和朝廷礼仪，所以，太宗时，朝廷很多外事活动就由他来“写真”，这在两《唐书·阎立本传》里多有反映，《历代名画记》也说“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37]，这个《外国图》抑或就是今天所说的《步辇图》。《历代名画记》还记述阎氏最善画朝廷官员和外国人物，云：“至若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尽该毫末，备得人情。”[38]因此，由阎立本来创作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刻像底稿是顺理成章的。
图1-23 腰悬小刀石像残躯
图1-24 背有七条辫子石像残躯
随着对昭陵北司马院考古的不断深入，相信还会有很多关于石刻像的新发现，使我们能够一睹当年这些民族同胞形象的绝世风采。
另外，《册府元龟·帝王部（上）·奉先第三》云：“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帝以太宗怀远所致，献于昭陵，仍刻像于陵之内。”[39]吐火罗所献“大鸟”，两《唐书》都将其释为鸵鸟。《旧唐书·高宗本纪》云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40]。《新唐书·西域下·吐火罗传》云：“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驼鸟。”[41]历代金石文献不载昭陵鸵鸟石刻，现代考古也未发现，故当年昭陵刻石鸵鸟放置位置不明。猜测这一组石刻应同昭陵六骏一样，为高肉浮雕，当为两件，雌雄各一。唐代自昭陵以后诸帝陵于神道两侧置鸵鸟浮雕，受到昭陵列置鸵鸟浮雕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图1-25 背有五条辫子石像残躯
【注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贞观十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2012年，第6235页。
[2]（清）叶昌炽撰，王其祎校点：《语石》卷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3]《语石》卷七，第192页。
[4]《语石》卷七，第192页。
[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九《丘和附丘行恭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2326～2327页。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丘和附丘行恭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3778～3779页。
[7]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230页。
[8]（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中华书局，1955年，第395～396页。
[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八月条，中华书局，2012年，第6382页。
[10]《昭陵碑石》，第230页。
[11]（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阎立本》，中国书店，2018年，第249～256页。
[12]《旧唐书》卷七十七《阎立德附阎立本传》，第2680页。
[13]《昭陵碑石》，第230页。
[14]《昭陵碑石》，第151页。
[15]《昭陵碑石》，第151页。
[16]《全唐诗》（增订本）卷二二〇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中华书局，1999年，第2324页。
[17]（唐）魏徵等：《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1864页。
[18]（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3288页。
[1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百二十五《帝王部（下）·料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367页。
[20]《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贞观十七年三月条，第6303页。
[21]《昭陵碑石》，第113页。
[22]《旧唐书》卷六十八《秦叔宝传》，第2502页。
[23]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07～108页。
[24]《咸阳经典旧志稽注·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志一》，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412～413页。
[25]《咸阳经典旧志稽注·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志一》，第440～441页。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八月条，中华书局，2012年，第6382页。
[27]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228页。
[28]（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中华书局，1955年，第395页。
[29]《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5～396页。
[30]（宋）赵明诚著，刘晓东、崔燕南点校：《金石录》卷二十三，齐鲁书社，2009年，第193页。
[31]（明）赵崡：《石墨镌华》卷七，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0页。
[32]（清）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
[33]（清）毕沅撰，张沛校点：《关中胜迹图志》卷八，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97、300页。
[34]《关中胜迹图志》卷八，第298～299页。
[35]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载《碑林集刊》第十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36]（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阎立本》，中国书店，2018年，第255页。
[37]《历代名画记》卷九《阎立本》，第252页。
[38]《历代名画记》卷九《阎立本》，第255页。
[39]《册府元龟》卷三十《帝王部（上）·奉先第三》，第302页。
[40]《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68页。
[41]《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下·吐火罗传》，第6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