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嵕山卜陵
昭陵是唐太宗与文德皇后的合葬陵，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境内的九嵕山上，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因山为陵”有别于“堆土成陵”，是以自然的山峰作为陵墓封土，在山峰腰部开凿墓道和地宫。昭陵陵址选定于贞观十年（636），当时唐太宗还健在，可见是由唐太宗亲自选定的。唐太宗之所以卜陵于九嵕山，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
九嵕山海拔1188米，在它的周围，较为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把它高高拱举。古代把小的山梁称嵕，该山因之得名。周、秦、汉、唐之际，九嵕山一带嘉木掩映，奇石参差，百鸟在林间鸣唱，苍鹰在峰顶翱翔，加之浩浩渭水萦带其前，滔滔泾水逶迤其后，衬托得九嵕山更加孤耸回绕，成为文人骚客歌咏寄怀和王侯将相驰骋畋猎的好去处。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铺排关中名山，就将九嵕山与华山、太白山相提并论[1]。隋开皇十八年（598）前，九嵕山在宁夷县境，该年隋王朝因县境内有北周醴泉宫（故址在今陕西省永寿县境）而改县名曰醴泉（今陕西省礼泉县）。唐朝初年，唐太宗带兵打仗和狩猎，亦曾多次领略过醴泉九嵕山的奇绝风光（图1-1）。
贞观十年六月己卯，唐太宗皇后长孙氏因病医治无效，崩于立政殿，享年36岁，谥曰文德皇后。《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载，文德皇后在弥留之际，向太宗叮嘱后事说：“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2]《新唐书·文德长孙氏皇后传》《资治通鉴》也有相似的记载。唐太宗按照皇后遗言，在九嵕山山腰开凿了一处石窟，采取“因山而葬”的方式，把皇后临时安厝进去，定陵名曰昭陵，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于是，在昭陵穿凿地宫，开始了营建工程。
图1-1 九嵕山
基于上述文献，古往今来很多学者认为，唐代首先提出“因山而葬”的是文德皇后，唐太宗只是依照皇后遗言而为其选择了九嵕山。其实不然，应当说，在文德皇后驾崩之前，唐太宗就已选定九嵕山作为自己与皇后的陵墓，只不过皇后先崩，预先说出了她与太宗商量的归宿之地。这样的认识是有理由的，在安厝文德皇后不久，太宗为文德皇后立碑撰文，即史家所谓的《昭陵刻石文》，文云：“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3]这里所说的“朕之本志，亦复如此”，其实指的就是“因山而葬”。可见选择九嵕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都是由他确定的。另外，封建帝王的陵寝建置，本来就是一项严肃的国家文物典章制度，文德皇后以不干预朝政而名垂青史，是断然不会贸然为帝王陵寝制度做安排的，她之所以能够说出“但请因山而葬”，毫无疑问，一定是病重期间与太宗有过成熟的讨论意见。
《唐会要·陵议》所载的一条史料千余年来又多为学者曲解，以为唐太宗决定把昭陵作为自己陵墓的时间在贞观十八年（644）。这条史料云：“（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4]于是下发诏书，允许皇亲国戚和文武功臣陪葬昭陵。这条史料所载年代应当有误，应记为贞观十一年（637），因为《旧唐书·太宗本纪》《全唐文》《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均载，在贞观十年十一月太宗首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后，于次年初下发《九嵕山卜陵诏》，诏书内容与《唐会要·陵议》此条史料后所载内容相同（《唐会要·陵议》节录了诏书大部分内容）。《旧唐书·太宗本纪》把唐太宗下发《九嵕山卜陵诏》的日子定为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5]，《资治通鉴》虽未全录《九嵕山卜陵诏》，却在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条记明了此事，云：“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6]从考古角度来看，把《唐会要·陵议》这条史料记在贞观十一年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初唐大臣温彦博，贞观十一年六月薨，“陪葬昭陵”[7]，墓葬在昭陵主峰以南约5千米的官厅村西北，墓碑现藏昭陵博物馆。既然文德皇后首葬昭陵后即有大臣陪陵，这也说明此时太宗已决定把昭陵作为自己的陵墓。如果把太宗定昭陵为自己陵墓的时间记为贞观十八年的话，温彦博就不能在贞观十一年陪葬昭陵。另外，根据汉晋以来帝王陵寝惯例，如果没有特别的政治因素，帝王、皇后则同陵（茔）而葬，也就是说，唐太宗在埋藏文德皇后时，就已经从实质上决定了昭陵是自己与皇后的合葬陵。把贞观十八年作为唐太宗选定九嵕山为自己陵寝的时间显然不符合实际。
唐太宗为什么要选择九嵕山作为他和皇后陵墓？照唐太宗《昭陵刻石文碑》和《九嵕山卜陵诏》的说法，是为了节俭和防盗。其实这两点只是选择陵址必然条件之外的附加条件。必然条件是当时陵墓堪舆文化对陵址选定的要求，附加条件是当时政治因素对陵址选定的要求。
先说唐太宗选择陵址的堪舆文化背景。
中国古代所谓的陵墓堪舆风水之说，在战国时伴随着姓氏的不断扩大及五行阴阳之说的流行而逐渐完善，至南北朝时，陵墓堪舆家们已有百余部作品问世。这些著作体系庞杂，但普遍认为陵墓风水好坏能影响子孙祸福，并基本形成了一套评定风水好坏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人是由“气”聚合而成，凝结成骨，骨中之气，同父祖的官爵可以蒙荫子孙一样，可以荫佑子孙。因此，埋入地下的遗骨应当继续得到气的滋养。气是随着丘垄岗峦流动的，遇到“风”会散去，遇到“水”会聚集，即所谓的“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因此，选择的葬地，要让气“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8]。贞观时，唐太宗通过与太史丞吕才等人的探讨，认为古代那些堪舆风水图书，“近代以来渐致讹误，穿凿既甚，拘忌亦多”，不可信用，从而基本否定了风水之说。尽管如此，太宗还是令吕才等学者“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9]说明在唐太宗的心目中，风水之说的文化地位还是被承认的。在当时，堪舆家认为帝王陵墓风水最好符合以下条件：其一，须建在地势高险处，既可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可防水浸泡，满足风水理论所谓的“若龙若鸾，或腾或盘”“禽伏兽蹲，若万乘之尊”[10]之说。其二，陵墓背面要有较高的地形或山势，用以挡“风”；山后最好有水环绕，用以聚“气”。其三，陵墓前面和两侧应当是较低的丘陵或平地，为陵墓起烘托作用；再前面应是一马平川，显得豁亮开阔；最前面亦应有水经过，算是陵墓的前边界，与陵后之水遥相呼应，形成所谓“藏风得水”的独特环境，使得王气永固不散。
当然，不可能每一处风水宝地都具备所有这些条件，但这些条件满足得越多越好。以上述条件衡量九嵕山形势，会惊奇地发现，九嵕山满足了所有条件。它地处渭北高原，山根海拔570米左右，其后群山拱卫，山后便是咆哮的泾水；其前与左右众山罗列，再往前便是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而浩浩汤汤的渭水又东西横穿关中平原，并从古长安城中穿过，形成了“渭水之贯都”[11]的奇妙景观。所以，自唐以降，封建堪舆家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者。考虑到中国古代陵墓堪舆文化的深远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当年唐太宗之所以选择九嵕山作为陵墓所在地，陵墓风水之说一定对他的选择起到了重要影响。那么，为什么唐以前在关中定都的历代王朝，都没有将帝王陵墓选择在九嵕山？这是因为：中国古代陵墓风水理论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如秦汉南北朝时对风水的讲究和隋唐时并不完全相同，唐以前历代定都关中的帝王没有因山为陵的习惯，他们把目光放在关中平原靠近帝都的地方，在这里寻找地势高显的风水宝地。反过来，我们又可以解释唐太宗为什么会选择九嵕山为陵墓所在地的原因：首先，九嵕山完全符合当时陵墓风水理论所讲究的所有条件；其次，长安和咸阳附近风水较好的地方已成为秦汉皇家陵园，再在此处建造陵寝不易突出唐陵；再次，唐太宗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远远高于历代帝王，需要建造一座气势更大且不宜烦费民力的陵墓，因山为陵能满足他这个愿望；最后，古人认为尧帝的谷陵属因山为陵，唐太宗认为自己堪比尧舜，仿照尧帝，标榜自己，也是他“因山为陵”的一个原因。
再说唐太宗选择陵址的政治背景。
武德时期，唐王朝上下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上，加之当时高祖李渊还很健康，所以没有考虑唐代帝王陵寝制度。贞观初年，唐太宗励精图治，同样没有考虑唐代帝王陵寝制度，这在贞观初期薨亡大臣墓葬位置的安排上可以看得出。这一时期薨亡的大臣，大都埋葬在长安附近，例如李纲、杜如晦等，就被埋葬在少陵原上。直到贞观九年（635），太上皇高祖李渊病危，高祖、太宗父子才把唐代帝王陵寝制度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旧唐书·高祖本纪》载：“（贞观）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太宗）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12]当天高祖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因为高祖遗诏中有“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之意，所以，太宗很快和中书、门下诸司（其长官为宰相）研究，下诏制定了高祖山陵制度，要求按照汉高祖刘邦长陵规模，为高祖营建陵寝，即所谓的“令以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13]。当然，太宗所要求的“汉长陵故事”，是指封土规模，而非地宫规模，因为汉陵的方中和北魏已降的斜坡土洞式地宫有所不同。汉代帝陵营建制度是“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监营陵地”[14]，开支更是令人吃惊，即所谓“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15]。汉长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怡魏村，陵体呈覆斗形。今测其底部，东西长153米，南北宽135米，顶部东西长55米，南北宽35米，高32.8米，在西汉诸帝陵中，规模居中偏上[16]。在没有预营陵墓的情况下，唐太宗要为高祖修建汉长陵封土一样的陵寝，势必是“程限既促，功役劳弊”[17]。为此，最初没有参与讨论高祖陵寝制度的秘书监虞世南曾两次上疏，要求俭约。虞世南的这两篇疏文，是奠定以简约为主的唐代帝王陵寝制度的光辉文献。《旧唐书·虞世南传》云：
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显，珍宝具物，以厚其亲。然审而言之，高坟厚垅，珍物毕备，此适所以为亲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为长久万代之计，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费甚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新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霍光暗于大体，奢侈过度。其后至更始之败，赤眉贼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甚无谓也。魏文帝于首阳东为寿陵，作终制，其略曰：“昔尧葬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园邑，为棺椁足以藏骨，为衣衾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无有不发之墓，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乃不重痛哉！若违诏妄有变改，吾为戮尸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以为永制，藏之宗庙。”魏文帝此制，可谓达于事矣。
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汉之君，臣则缄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见圣德高远，尧、舜犹所不逮，而俯与秦、汉之君同为奢泰，舍尧、舜、殷、周之节俭，此臣所以尤戚也。今为丘垅如此，其内虽不藏珍宝，亦无益也。万代之后，但见高坟大墓，岂谓无金玉耶？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显。今之所卜，地势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侧，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使万代子孙，并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庙，岂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为坟垅，又以长陵为法，恐非所宜。伏愿深览古今，为长久之虑。臣之赤心，唯愿万岁之后，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扬于无穷耳。[18]
虞世南这篇疏文上报太宗后，太宗没有明确答复。于是，虞世南又上一篇疏文：
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其于人力，亦已劳矣。又汉家大郡五十万户，即目人众未及往时，而功役与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19]
虞世南再次上疏，太宗的心里很矛盾，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他本来也想一如遗诏，俭约操办丧事，但作为儿子，又不忍心让陵寝过于俭素。但是，如果真的按照长陵规模建成了高祖陵寝，他又怕“百世之后，不免有废毁之忧，朕为此不能自决”[20]。此后，太宗乃令岑文本、房玄龄等中书、门下官员探讨，讨论的结果是：“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21]对这一讨论结果，太宗表示接受，于是下发诏书说：“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22]于是，高祖献陵制度，颇有减省。汉光武帝原陵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封土呈覆斗形，今测其实际高度为17.88米，底部每边长约122米[23]。唐高祖献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封土呈覆斗形，今测其底部东西长139米，南北宽110米，顶部东西长30米，南北宽10米，高19米[24]，体量与光武帝原陵相仿，较汉高祖长陵要小得多。
图1-2 如虎雄踞的九嵕山
在唐王朝为高祖营建献陵规模问题上，虽然太宗最后依照了虞世南等人从俭的主张，但完全可以感觉到，太宗对这样的结果不是很满意。节俭是太宗所希望的，但坟垅的高大也是他所希望的，可在堆土成陵的情况下，这二者的矛盾无法调和。毫无疑问，通过这次陵寝制度的辩论，虞世南所说的“因山为陵”以既能节俭民力又能使陵寝显得高大并有利于防盗，为太宗最终选择九嵕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起到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启迪作用。另外，今人以为，唐太宗之所以能选择九嵕山作为其陵墓，恐怕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中国自出现奴隶制国家后，全国就被分为九州，九州拱卫天子，天下大同。而九嵕山的九条嵕梁拱卫主峰，唐太宗选择九嵕山，大概也取九州拱卫之意。九嵕山从北望去，如虎雄踞，首尾酷似。帝王乃龙虎之相，太宗恐怕也是取其形状类虎，有威震天下之意（图1-2）。
综上所述，九嵕山完全满足了唐太宗对自己陵寝在文化上（风水之说）和政治上（既节俭又雄伟且能防盗）的要求，所以，从古到今，学者普遍对昭陵形胜大加褒扬，清初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云：“昭陵居九嵕山中峰，南向。泾绕其后，出其东；仲山、嵯峨为东障；梁山、豳、岐护其西；渭带其前；终南、太乙为列屏。”[25]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又美昭陵：“地脉从崆峒来。”[26]关于昭陵的陵名，史书上没有专门的解释。唐代谥法解释“昭”字说：“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27]唐代谥号也有顺、贞、献等美好字眼的。根据唐代帝王陵墓如献陵、贞陵、乾陵、泰陵等选取吉利、祥顺、平和等美好字眼的做法来看，昭陵的定名，显然也是选择了一个歌功颂德的美好字眼。“因山为陵”这种营陵形式，古已有之，如汉文帝霸陵（不封不树，依其北约2000米处的白鹿原凤凰嘴为势，故称依山为陵）、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都是“依山为陵，不复起坟”，但在当时都未被定为制度。唐太宗因山为陵并要求子孙“奉以为法”，却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
唐代共有21位皇帝，其中昭宗李晔和哀帝李柷，因唐末战乱，分别葬在了山东菏泽（和陵）和河南洛阳（以王礼葬，不称陵），其他19位皇帝都埋葬在关中平原北部，因女皇武则天（葬时去帝号，称则天顺圣皇后）和高宗李治合葬乾陵，因而在关中成陵18座。关中唐十八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早于昭陵，不曾因山为陵，昭陵以后的16座帝陵当中，竟有13座因山为陵，只有3座堆土成陵。罗列于此：
高祖李渊献陵，在今陕西省三原县北20千米荆原，堆土成陵。
太宗李世民昭陵，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千米处的九嵕山，因山为陵。
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乾陵，在今陕西省乾县北2.5千米处的梁山，因山为陵。
中宗李显定陵，在今陕西省富平县北10千米处的凤凰山，因山为陵。
睿宗李旦桥陵，在今陕西省蒲城县北15千米处的丰山，因山为陵。
玄宗李隆基泰陵，在今陕西省蒲城县东北17.5千米处的金粟山，因山为陵。
肃宗李亨建陵，在今陕西省礼泉县北12.5千米处的武将山，因山为陵。
代宗李豫元陵，在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北15千米处的檀山，因山为陵。
德宗李适崇陵，在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0千米处的嵯峨山，因山为陵。
顺宗李诵丰陵，在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17.5千米处的金瓮山，因山为陵。
宪宗李纯景陵，在今陕西省蒲城县东北15千米处的金炽山，因山为陵。
穆宗李恒光陵，在今陕西省蒲城县北10千米处的尧山，因山为陵。
敬宗李湛庄陵，在今陕西省三原县北柴窑原，堆土成陵。
文宗李昂章陵，在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北10千米处的天乳山，因山为陵。
武宗李炎端陵，在今陕西省三原县北徐木原，堆土成陵。宣宗李忱贞陵，在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30千米处的仲山，因山为陵。
懿宗李漼简陵，在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北30千米处的紫金山，因山为陵。
僖宗李儇靖陵，在今陕西省乾县东北10千米处的鸡子堆，堆土成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