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墓葬壁画布局与题材简述
我国的传统文化，千百年来，既一脉相承，不曾中断，又兼收并蓄，不断出新。正因如此，昭陵壁画的布局与题材，既与前代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承继关系，又焕发出自己独特而奇异的光彩。要系统科学地掌握昭陵壁画的布局与题材，较为系统地了解一下我国唐以前壁画特别是墓葬壁画的发展脉络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的壁画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在宫殿庙堂墙壁和墓葬内壁上绘制壁画。《楚辞》《孔子家语》等古籍记载，孔子曾见到周室明堂（宣明政教的地方）的墙壁上绘有尧舜之容和桀纣之像，而且各有善恶之状，还记载孔子曾见到周公怀抱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图像。这些殿堂壁画的内容具有现实说教意义，起着成人伦、助教化的作用。
《楚辞》《孔子家语》的记载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虽然这些壁画难以通过考古去证实，但同时代的墓葬里的确有壁画遗迹。1979年，在陕西扶风杨家堡发掘的四号西周墓，其二层台上的生土墓壁四周，用白色绘制着两方连续菱格纹图案的带状壁画，据专家分析，它们可能是宫墙纹画或壁衣帷帐的写照[2]。1957年，在河南洛阳小屯发掘的一座战国大墓中，墓圹四壁及墓道两壁的白灰皮上，残存着用红、黄、黑、白四色绘制的壁画[3]，可惜残损太甚，难以辨别画面的内容，但该墓是发现最早的壁画墓葬。1978年，在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座战国中期墓葬中，发现了绘制在分隔椁室的板墙上的菱形纹、田字纹和卷云纹彩色壁画多幅，用以象征贵族宅第的豪华门户[4]。秦汉之时，壁画绘制的范围沿袭前代，但内容更加扩大。一方面，在殿堂里绘制功臣图像的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另一方面，又开始在殿堂里绘制一些能够表示帝王身份等级的御用之物。西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为了旌扬和纪念对汉室立有大功的勋臣，令画家画功臣霍光、张安世、韩增等十一人图像于麒麟阁[5]。东汉时，汉明帝于永平三年（60），为了表彰和纪念匡扶汉室的文武勋臣，命画家画邓禹等三十二人图像于南宫云台广德殿[6]。咸阳秦宫遗址则出土了秦代宫殿墙壁上绘制的《车马出行图》[7]，色彩鲜艳，造型生动。秦代墓葬里的壁画，目前从考古上还未发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陵地宫顶部绘有天象图，即所谓“上具天文”[8]，应当是可信的。
从考古发掘来看，西汉时已开始在墓葬里大量绘制壁画，迄今为止，已发现有壁画遗存的西汉墓葬达40余座，分布在河南、辽宁、广东、河北、山东、江苏、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省、自治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发现的彩绘云纹壁画，填补了西汉前期墓葬壁画遗迹的空白[9]。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发现，则首次为人们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神秘的面纱[10]。西汉墓葬壁画多绘于空心砖构筑的长方形主室脊顶、门额、后壁或墙壁上。先在空心砖上刷一层白灰，然后绘制彩绘。壁画内容以日月星象、御龙升天、驱鬼逐疫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为主，反映了当时人的有神论和先祖崇拜。洛阳卜千秋西汉墓主室东端门额，绘象征吉祥的人首神鸟，东西两端分别绘月象和女娲、日象和伏羲，中央绘男墓主持弓乘龙，女墓主捧鸟乘三头凤，在持节方士和仙女的导引下，由双龙、枭羊、朱雀、白虎、蟾蜍、九尾狐等仙禽神兽护卫，浩浩荡荡向天堂升去的图像[11]。河南洛阳烧沟六十一号西汉墓，在墓门额内侧，绘有神龙噬女魃。在前墓室顶部绘天象，有日象、月象及代表“五宫”的星辰。在前后墓室隔壁的正面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傩仪，楣额绘长卷式的“二桃杀三士”故事。隔壁背后，绘御龙升天的场面。在后墓室后壁上方，绘长卷式饮宴场面，郭沫若认为是“鸿门宴”故事[12]，孙作云考释为“傩仪”的准备图[13]。在西安交通大学院内发现的西汉墓壁画也很有特色。墓室顶部绘有日月形象，又绘二十八宿，却分别以不同形态的人物与动物作标志，其间缀以云、鹤，下沿绘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14]。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汉壁画墓，墓内残存着羽人、树木、老虎及狩猎活动的零星壁画，羽人的形象和服饰，与洛阳卜千秋墓《升天图》中的持节方士相似，皆呈古怪老人相貌，长须飘飘，羽衣下多开衩，皆作举臂屈腿姿态[15]。羽人引导墓主人升天，是我国古代神话思想（道教思想）的具体反映。
新莽时期的壁画墓，迄今已发现四座。最流行的壁画题材是日月星象及四神，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在山西平陆枣园村东汉壁画墓主室的四壁，残存着山林房屋、车马人物、庄园坞堡、牛耕耧播等描绘庄园经济的画面[16]。陕西咸阳龚家湾一号东汉墓后室门楣上，保存着一幅墨线画，中央绘象征吉祥的羊头，右侧画一人，头戴三山冠，凭几而坐，身后画一棵仙树，面前画玉兔捣药，下方绘起伏的山峦。左侧人物画面与右侧对称，形象比较模糊[17]，推测右侧人物是东王公，左侧人物是西王母。
东汉前期的墓葬壁画，沿袭西汉晚期及新莽时期，题材仍以日月天象、四神及祝祷升天为主，但同时出现了门吏属吏、车马出行、墓主人家居饮宴等新的内容，世俗生活气息明显加强。另外，开始普遍在白灰皮上作画。1931年在辽宁金县营城子发掘的东汉壁画墓，主室南门上方绘驱鬼噬蛇的强梁与神虎，室内南门上方绘避邪的魌头，门洞两侧绘门吏。后壁绘巨幅祈祷墓主人升天的画面，画面内有羽人、方士、仙鹤、苍龙、祥云、墓主、侍童、家属等众多形象。1981年在洛阳邙山脚下发掘的东汉壁画墓里，墓前室顶绘人面蛇身的羲和捧日和常羲捧月，旁绘流云纹，并有仙人御龙的画面。四壁画面残损特甚，有一门吏头戴平巾帻，穿右衽宽袖长袍[18]。1953年，在山东梁山发现的东汉壁画墓中除绘有祥凤、伏羲等传说内容的壁画外，则更多绘制了世俗生活，并在画旁题款以记，明确标上了墓主人的身份、车马的名称等[19]。
东汉后期壁画墓中的壁画内容，世俗生活开始居于主要地位，日月天象和神兽瑞禽明显居于次要地位。壁画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墓主人生前地位的属吏及出行车马仪卫。有的还绘幕府官邸，《宴居图》成为必不可少的绘制内容，往往绘墓主夫妇并坐饮宴，观赏乐舞。还有一部分壁画表现了庄园坞堡、农牧生产和标榜封建伦理的圣贤、孝子、烈女、义士等历史故事。这一时期壁画墓葬遗例很多，在河北、河南、内蒙古、辽宁、江苏、陕西等省、自治区共发现近30座。壁画内容以描绘属吏仪卫为主的墓葬，有河北望都一号、二号壁画墓，河南密县后士郭一号、二号壁画墓及辽宁辽阳北园、鹅房、棒台子屯壁画墓等。望都一号墓壁画中共绘属吏25人，布局严谨，立像高约80厘米，形象生动，性格鲜明[20]。壁画内容以描绘连车列骑，辅以饮宴庖厨、乐舞百戏、宅第望楼的墓葬，著名的有河北安平逯家庄“熹平五年”壁画墓、河南偃师杏园村壁画墓、洛阳西工壁画墓、江苏徐州黄山陇壁画墓等。安平逯家庄壁画墓中室四壁上方，分上下四栏，绘伍伯、辟车、主车、从车等车马80余乘，还绘有端坐帐中的墓主人及伎乐、门卒、坞堡望楼等画面[21]。偃师杏园村壁画墓在横列式南、西、北三壁上部，绘前后连续的车骑出行，画面长1200厘米，高60厘米，共绘9乘安车、50余匹奔马及70多人，主车位于第四乘，前有导车3乘，车后绘伍伯6人，后随安车5乘及单骑数十[22]。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吸收了佛教绘画艺术新的营养，我国的壁画艺术，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绘画技法，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当时许多著名画家如顾恺之等，都参与了壁画的创作。但现在，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壁画，以石窟寺佛教题材的居多，墓葬发现的则相对较少。不过，从发现的数十座壁画墓葬来看，墓葬壁画题材内容仍基本沿袭东汉，以四神瑞兽、家居饮宴、连车列骑为主，石窟寺佛教题材的壁画内容尚未渗透其中。
从墓葬结构来看，自北魏开始，普遍流行弧方形单墓室，墓葬内部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总长度一般都在30米左右。与前代相比，墓道的长度有所增加，这使得画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墓道两壁绘制壁画。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墓葬遗例同样能够说明问题。位于河北磁县的北魏茹茹公主墓最有特色。墓道路面绘象征地毯的花草纹图案，两壁前端绘青龙、白虎，中后段绘仪卫列行，每壁14人，作夹道相对肃立或端坐姿态，立像身高190厘米，头戴小冠，足穿麻鞋，手执骨朵或幡戟，坐像高约95厘米，皆拥盾坐在廊屋状兵栏之后。墓道后段上栏绘方相、羽人、凤凰。门墙绘朱雀及方相。甬道两壁绘持剑门吏、奏事属吏及执鞭驭手。墓室穹隆顶绘制天象，下沿又绘山峦树木，四壁绘茹茹公主家居生活情景，茹茹公主两边，有问安的属吏、侍奉的伎侍[23]。北齐娄睿墓壁画同样是这一时期墓葬壁画考古的重大收获。娄睿墓位于山西太原王郭村，在长21.03米的斜坡墓道两壁，分上中下三栏，绘仪卫出行与归来场面，描绘了成群的驼马、分组的骑卫、吹角的乐队，是当时鲜卑贵戚外出从行部众的写照。画面主从有序，节奏鲜明，艺术水平超越了前代。天井及甬道部分，上栏绘神兽、云气、摩尼宝珠和散花，下栏绘持班剑拄仪刀的门吏。墓室顶部绘天象及以生肖为代表的十二时，下沿起券部绘四神，左右两壁上方绘羽人前导及仙人乘龙升天的情景，并有雷公击连鼓的画面。墓室后壁绘墓主人坐帷帐内，左右壁绘为墓主人出行而备的鞍马牛车。前壁门洞两旁树下画着侍卫[24]。此墓壁画技艺卓越，专家普遍认为可能出于当时最负盛名的宫廷鞍马画家杨子华之手。
以上介绍了我国唐以前壁画特别是墓葬壁画发展的基本脉络，参照这些内容，再对昭陵壁画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昭陵壁画布局与题材内容和前代墓葬壁画的承继关系和自身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