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明修唐太宗祠
明苟好善《醴泉县志》载，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位于宋元醴泉县城西的宋、金所修唐太宗庙因兵燹废毁，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移建唐太宗庙于明醴泉县城南门外[32]。明代醴泉县治在宋元县治以西15千米处，即今之礼泉县治。明末，明建唐太宗庙年久失修，知醴泉县事范文光“爰命匠氏，扶倾易朽，饰彩涂丹”，又“增起献屋三间”，复以太宗功臣李靖、房玄龄等14人配享。事竟，范氏欲立一碑以记其事，碑文撰就后，有客从古图像册中“掀而得太宗影”，众人“喜如天授”，乃一并勒像于石，于崇祯五年六月十五日（1632年7月30日）立于祠内，即为《唐祠纪事》碑。称明修唐太宗庙为祠，自范文光重修始。太宗祠今已废毁，唯纪事碑尚存。1975年移藏昭陵博物馆。
碑失首趺，仅存碑身。高180厘米，宽73厘米，厚20厘米。上下分为三段，上段镌范氏撰书之《唐祠纪事》，正书21行，满行26字；中段线刻“唐文皇小影”，太宗虬髯，英概卓异，与《酉阳杂俎》所载“太宗虬髯”[33]相一致，正所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34]（图1-39）。下段镌范文光撰书之《附说》，草书20行，满行17字。《附说》所议，褒太宗之所立功业，鄙高宗之失权柄，对武则天颇有微词，其“史外传心，岂知史外传口。民言可畏，过者思之”等论，反映了范氏传统的儒家思想（图1-40）。
范文光，字仲闇，四川内江（今四川省内江市）举人。曾任邠州（治今陕西彬州市）学官，崇祯五年（1632），以邠州学正署知醴泉县事。据民国曹骥观《续修醴泉县志稿》载，范氏主醴两年内，对保护昭陵古迹颇多贡献，除整修唐太宗祠外，还曾编纂《唐太宗昭陵志》（崇祯六年，已佚），又主持整修过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范氏《唐太宗昭陵志》虽佚，然曹骥观《续修醴泉县志稿》尚收录范氏《唐太宗昭陵志序》一篇，文云：“文光间走长安，凭轼而望，九嵕巍然云表，想见文皇功德，卓绝千古，直欲与山势争高。又其下佐命衣冠，瀛洲爪发，累累然甚伤心也。光既为谷口（醴泉旧称）假令十许日，爰行上请，乃合漠奠浆，支枅洗石。惜邑乘芜略，使胜概奇情，残文断字，没而不传。居邠有暇，因取而志之。”[35]可见范氏所著，皆怀铅握椠，爬罗剔抉所得，当有照乘之价，惜乎不传。范氏情系昭陵，亦有《上昭陵绝处》诗二首传世。
图1-39 《唐祠纪事》碑上的唐文皇小影
图1-40 《唐祠纪事》碑拓片
其一
岩悬万古宅，天筑此佳城。
墨气留山色，苔痕老骏声。
君臣魂共聚，樵牧胆难行。
流水藏衣外，英雄别胜情。
其二
谁言归地下，隧道在云岑。
怪作奇人事，幽移游者心。
二流交带远，三辅入烟深。
携友俱怀壮，能无畏暮阴。[36]
兹录碑文于后：
唐祠纪事
事不必有故也，情不必有触也，然而君子感之矣。夫学人考古论世，读其书，有怀其人。凡夫人之故国遗丘，余风剩影，无不欷歔概慕，况乎声悬日月，土藏剑履，发我九原之叹者乎。醴有唐文皇祠一区，嗟乎故矣。北面昭陵九嵕，四照达于百里，其下为陪葬诸功臣墓，平野累累，嗟乎触矣。乃行者、居者，拓得昭陵六马图，遂称好事，而市骏之主破屋萧条，执鞭之臣游魂清冷，曾谓明良灵爽，不及游景叔一片石哉。文光谬以邠人师权事谷口，睹而三叹。爰命匠氏扶倾易朽，饰彩涂丹。殿前无余瓦，闻二时风雨，有司望而豆焉，失礼矣。文光增起献屋三间，选诸功臣之贤者从祀庙庭。有为十四人者，曰李靖、房玄龄、马周、岑文本、温彦博、萧瑀、高士廉、魏徵、长孙无忌、李大亮、孔颖达、虞世南、姚思廉、尉迟敬德，举陪葬也；有为二人者，曰杜如晦、褚遂良，虽茔兆不存，举同功也；有为一人者，曰郭子仪，虽非同事其时，而墓于邑，功于唐，则皆文皇宣力臣也，亦举贤也。文光甫上其状，诸上台怀古情深，同声许诺，乃礼成。客以古图像掀而得太宗影，喜如天授，因并勒石祠中。嗟呼，吾行其庭矣，吾见其人矣。春秋钟鼓，来集群公。君臣之间，亦有以修其一德、发其幽潜矣。五日之缘，千秋之感止矣。
明崇祯五年壬申夏六月望
蜀内江范文光仲闇记并书
附说
文光居邠，尝走长安，道过谷口，问太宗祠，人不识为太宗也，辄应曰唐王祠。即及昭陵，人亦应之曰唐王陵。私心怪之，以为帝矣，何王之有。然至奉天，问乾陵，人亦不知有高宗也，辄应之曰武则天陵。范子曰：光今而后乃知，小民之口，胜史氏之笔多乎。太宗虽帝，要其功业著于为王时。当隋季之乱，出之膏火，震以风雷，一时奉唐家者独此王耳，故至今王之也，实当年有以传此名也。然则人心所属，众望所归，虽帝王位号赫著人间，斯民固有不从其尊者矣。若夫金轮氏淫毒窃攘，使异世下一杯之土，且专其名，君子听之，犹有祸心之恶焉。然高宗寔不能夫，特称之曰则天陵，所以愧后世之夫不能有其妻者，虽掘地及泉，骨可埋而名不许。嘻，其甚矣。考亭涑水，大儒秉笔，然定不敢易帝而王，去宗而后，而小民直与之，直夺之，百世千秋，万人一舌，先正为春秋。史外传心，岂知史外传口。民言可畏，过者思之。范仲闇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