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现与出土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绘画艺术也达到了高潮，涌现出了阎立本、尉迟僧乙、吴道子、李思训、王维、曹霸、韩幹、周昉等名扬古今的艺术大师，其时的壁画创作也进入了集大成的时代，显示出崭新的面貌。《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寺塔记》等书所载的206名唐代画家当中，就有110人参加过壁画创作活动。这些艺术家当中，以阎立本、王维、周昉、韩幹等最为有名。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在殿堂、寺观创作的壁画，今天已荡然无存。除此而外，唐代绘画大师们绘于绢帛、纸张上的作品，大都已化作历史烟云，今日尚存者寥寥无几。米芾在《画史》中，记有唐代阎立本《步辇图》、王维《小辋川集》、吴道子《佛像》、韩幹《九马图》、韩滉《五牛图》、董源《雾晨》、展子虔《朔方行》等百余幅他曾见到和知道的唐画作品，可是今天，这些作品存世的亦不过阎立本《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周昉《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韩幹《牧马图》，韩滉《五牛图》，孙位《高逸图》，李思训《江帆楼阁图》，李昭道《明皇幸蜀图》，张萱《捣练图》等10余幅。正因如此，发现与出土的唐墓壁画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的确，唐墓壁画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很高，今人通过对它们的研究，不但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还能够比较清晰地窥探到当时绘画艺术发展的脉络和不同流派绘画风格的异同。
《旧唐书·职官志三》载：“右校署：令二人，丞三人，府五人，史十人，监作十人，典事十四人。右校令掌供版筑、涂泥、丹雘之事。”[1]据此可知，唐时将作监右校署统一组织宫廷及重臣墓葬的壁画绘制工作，所以，唐墓壁画应当是在宫廷画家统一领导下完成的。因为唐代前期宫廷画派与民间画派的分野还不明显，在绘制贵族墓葬壁画时，很可能也有大量民间的画家被征调参与。即使如此，他们所绘制的壁画内容应当是由宫廷右校署统一安排，自当遵循一定的程式而比较规范，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等实际情况。
昭陵唐墓壁画，从题材上看，多为世俗生活的写照，内容包罗初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部分理想主义的作品，反映了初唐社会的宗教信仰、意识追求。从风格上看，大都严谨朴实，细腻精当，同时，也有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先后发掘清理了40座昭陵陪葬墓。这些墓葬，当年绝大多数内壁绘有壁画，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大部分墓葬的壁画脱落殆尽，只隐约留下诸如影木结构之类的一些痕迹，没有较为完整的画幅。尽管如此，仍有15座墓葬保留有相当篇幅的壁画，而且其中的长乐公主墓、新城长公主墓、韦贵妃墓壁画保存较为完整，能够较为系统科学地反映当时墓葬壁画的题材、布局和艺术风格，是唐墓考古的重大收获。
对于我国古代墓葬壁画的统计，历来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这里提出发现与出土两个概念。发现指发掘墓葬（或因其他原因进入墓葬）后，对壁画在视角上的发现。出土则指发掘墓葬后，对发现的壁画有选择地揭取，使之现藏于国家指定的文物收藏和科研单位。在昭陵陵园发掘清理的15座壁画墓中，只揭取出土了长乐公主墓、段蕑璧墓、新城长公主墓、李震墓和韦贵妃墓部分壁画，另有燕德妃墓部分壁画，20世纪90年代被盗掘揭取，流落海外，其他墓葬的壁画均未揭取。
昭陵陪葬墓壁画发现与出土表（以墓主埋葬年代先后为序）见下：
［1］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
［2］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蕑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4］ 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续表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昭陵博物馆编：《唐韦贵妃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
［2］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
续表
［1］ 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在已发掘清理的15座昭陵壁画陪葬墓中，共发现壁画约380幅，出土86幅（不含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新城长公主墓壁画），面积约40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