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山为墓型
目前只发现魏徵墓（编号93）和唐太宗贵妃韦珪墓（编号94）属于此类。
魏徵墓位于昭陵主峰西南约2000米的凤凰山上，韦珪墓位于昭陵主峰以东约750米的冶姑陵上，与昭陵隔沟相望。认定此类墓葬封土形式等级最高的原因如下：
（1）昭陵“因山为陵”，仿照帝陵“因山为墓”，等级仅次于帝陵。
（2）魏徵是唐太宗贞观时最有功劳的大臣，他辅佐太宗17年，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16]的品德深得唐太宗赏识。唐太宗曾把自己比作玉璞，把魏徵比作玉匠，故而一直师事之。魏徵相太宗，官至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爵封郑国公，达到从一品。唐太宗评价魏徵功绩，云：“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17]贞观十七年（643），魏徵薨，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山为坟”[18]，追赠的“司空”官位，达到正一品。将葬之日，太宗登苑西城，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并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在现存的40余通昭陵陪葬墓神道碑中，唐太宗御制御书的只有魏徵碑一通。礼的本质是敬，而敬则发乎于情。对于臣子的葬礼，臣子的品阶官位固然是封建纲常礼制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君王之情恐怕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成分。既然如此，为魏徵所茔坟墓封土的等级自然要高于同品阶的许多大臣（图1-27）。
韦贵妃是唐太宗武德、贞观时较为宠爱的后宫佳丽之一，位仅次于皇后，居后宫四夫人之首，享受“正一品”[19]待遇。她为太宗生有临川郡公主和纪王李慎，高宗时援朝例封为纪国太妃。韦氏为人矜庄，武则天对她尊崇有加，就朝廷阴教事宜对她“或启或咨”[20]，正所谓“顾待之隆，莫之比也”[21]。韦氏薨于麟德二年（665），当时她的儿子纪王李慎在朝野很有威望，行政地方，“以治当最”[22]，她的女儿临川郡公主李孟姜也和武则天关系融洽，经常“创题嘉颂”武氏，武氏也投桃报李，每“降神翰”[23]与她酬唱。唐高宗在安葬庶母时，除了依照封建纲常伦理给予礼遇外，同时更多地考虑纪王慎的威望以及韦氏母女与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因如此，为韦氏营造坟墓封土的规格自然要显得尊显（图1-28）。
图1-27 魏徵墓
图1-28 韦贵妃墓
（3）“因山为墓”的墓，其封土是自然的山峰。在中国古代，墓葬封土是山或称为山的，历来就是最高的规格。中国古代墓葬封土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此前的墓葬不起封土，春秋战国之交，人们开始在墓葬上堆土成垅以起标识作用。《礼记·檀弓上》载，孔子说自己周游列国，见到过四种坟墓的封土形式，即“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24]，但不提这些封土形式规格有什么高低之别。至战国时，人们开始追求高大的坟墓，并美其名曰“陵”。《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25]。陵与山是同义，此后，帝王、诸侯级人物的坟墓即被称为山陵。《史记·秦始皇本纪》把秦始皇为自己营造陵墓称为“穿治郦山”[26]，其实，秦始皇陵是在骊山（郦山）下堆土而建的。从汉代开始，只有帝王（含王级诸侯）和皇后（含王后、太后、太皇太后）的坟墓可以被称为陵或山，而侯级诸侯和一般大臣的坟墓被降格称为冢。既然是“因山为墓”的墓，其封土本身就是山，其等级自然极高。
另外，从《昭陵陪葬墓调查记》[27]、《唐昭陵建陵文物分布图》[28]、《唐昭陵陪葬墓坐标成果表》[29]将韦珪墓误判为新城长公主墓（1991年，该墓被昭陵博物馆发掘，墓志记墓主为唐太宗贵妃韦珪）来说，也可以反证“因山为墓”封土规格最高。做上述资料的学者，依据昭陵陪葬墓前神道碑题额或墓志题款，为60余座昭陵陪葬墓定了名位，这些名位是不会出现差错的。但当时为了尽可能多地确定陪葬墓名位，他们参照有关文献，结合考古经验，为个别无名位墓葬定了名位，韦珪墓即是其一，结果考古证实出现了差错。究其原因，是定名位的学者认为韦珪墓因山为墓，封土等级最高，而史书记载新城长公主是以“皇后礼葬昭陵旁”[30]的。既然在昭陵陵园，太宗长孙皇后最早（贞观十年）“因山而葬”昭陵，那么以皇后礼葬的新城长公主，其墓也应当是“因山为墓”。加之韦珪墓又距昭陵陵山最近，正符合所谓“昭陵旁”，因而便产生了失误。虽然如此，但“因山为墓”的封土规格最高，是为当时定墓葬名位的学者所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