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激素与社会文化对性别差异的影响
由于我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从情景因素出发去解释各类效应。但除了情景与背景因素之外，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就像心理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确实有可能，甚至有很大概率，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促使了同一个结果的产生。
关于男女在谈判中的行为差异的解释，我们在生物学中发现了生物激素，尤其是睾丸素的影响。尽管它是一种两性皆有的激素，但男性分泌得更多。对于啮齿动物来说，这种类固醇激素可能会增加侵略性行为。这一发现使人们相信，人类血液中睾丸素水平的提高与侵略性行为的增加有关。
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解释。有相关研究显示，比起侵略性，睾丸素更会刺激人们去寻求社会地位。只有在人们利用侵略性去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时，睾丸素和侵略性才是正相关的。
研究者通过实验，在女性施用睾丸素或安慰剂。随后，这些女性被设定为“最后通牒”游戏的决策者。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游戏中，决策者提出的建议越少，她的侵略性就被认定为越高；而决策者提出的建议越多，越反映出这是一种公平行事、减少冲突并有助于良性社会互动的行为。
和普遍认为的睾丸素会增强攻击性的观点相悖，与被施用安慰剂的女性相比，受睾丸素作用的女性反而为谈判对手提供了更公平的金额分配。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实验同时研究了人们如何看待睾丸素对于行为的影响。研究者告诉一半的女性，已为她们施用了睾丸素；而另一半女性则被告知为她们施用的是安慰剂。不管这些女性是否真的被施用了睾丸素，与那些认为自己只被施用了安慰剂的女性相比，认定自己受到这种激素影响的女性会表现出更具攻击性的行为，也导致了更多的分配不均。
我认为这项研究意义深远。它不仅向我们表明睾丸素可以与友善的社交行为并存（这颠覆了我们对该主题的认知），而且再次突显了我们的预期和信念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行为，甚至超越生物学变量的影响。
除生物学角度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将性别差异与人的发育过程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男孩和女孩从小就接受了不同的教育，学习与自己生理性别相符合的行为。
在几千年前，男人就负责狩猎和提供食物，而女人的任务则是维护家庭与抚养后代。这种分工使男性逐渐培养出斗争精神，但也使他们常常需要与同伴进行协商。就女性而言，她们发展出了更八面玲珑和更慷慨的特质。
这些祖先的角色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通过教育灌输给了儿童。我们常会看到有小男孩儿被自己的父亲斥责，因为父亲在足球场的看台上观察了儿子的表现，认为儿子在踢球时缺乏侵略性。我们也常听到诸如“别像个女孩子一样”的训斥。这些小男孩便学会了坚强、不哭泣、勇于作斗争；而女孩则学会了优雅、善良、温柔。最终，我们许多人会内化这些性别差异，发展出相应的性别能力，顺从性别角色，并且对那些从态度上或行为上挑战这一既定体系的人们表达不满。
如同许多其他社会类别一样，性别类别（男性和女性）也因为它的所属者身上所拥有的共性而形成一些文化共识。这些“共识”会随着社会判断的两大基准而改变。具体来说，当对目标人物进行判断与评估时，我们会立足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我们评估目标人物的能力和自信程度；另一方面，我们判断他的社交能力以及对他人的关切程度。
最后，在超越个人和文化共识之外，是我们所处的整个制度与组织体系推动了性别差异与歧视的建立。我们提到过，与男性相比，女性总是担任着更低的职位，这些权利效应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或许更严重的是，“胜任”“成功”或“失败”这些概念本身就对女性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