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城精神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长城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和累积的长城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文化内涵深厚，从最初的军事工程到后来的诗词意象，从商贸往来的管理者到民族交融的见证者，从承载传统历史文化到饱含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长城精神。这一切都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长城精神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内涵不断被丰富、被充实，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代表中华民族向国外展示中国形象的典型代表。长城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还体现了中华各族劳动人民坚强不屈、吃苦耐劳、勤劳智慧的精神。今天的长城遗迹遗存已成为文化遗产，作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古代持续不断修筑长城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长城的修筑和使用、长城文化内涵的丰富充实、长城精神持续弘扬的历史，就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繁荣并绵延至今。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而长城及其文化的历史，始终伴随着这个伟大的过程，在中华文明历史的怀抱中保持了绵绵不绝的活力和生机。长城的历史和文化，深刻地熔铸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思想。长城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古代各族劳动人民在修筑长城时表现出来的创造性，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流深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先后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其中万里长城位居第一，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建筑工艺、艰苦施工和持续不断的修筑等许多方面。长城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虽然欧洲也有过类似的长城，如古罗马哈德良长城。但是，欧洲的长城无论是从体量、规模、内涵，还是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都无法与中国的历代长城相媲美。因此可以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独有创造。这种独有的创造性，不仅仅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之中，还体现在长城的精神内涵仍然在被不断地丰富，被广泛地使用在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当代，长城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具有无限创造活力的最好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长城的历史及绵延至今的长城精神，就是创造新历史、创造文明新形态的最好注脚。

历代长城所承载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长城历史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中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不论是在长城沿线发生的战争冲突、移民迁徙，还是贸易交换、文化交流，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向前发展。在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时期，例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时期，无论中央王朝是否大规模修筑长城，都没有影响到中原民族和北方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往来，长城本体也没有对大一统局面造成破坏。相反，中国古代由大一统陷入分裂割据的原因往往都与长城没有关系。长城沿线，除了发生军事冲突以外，更多的是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人群往来，其发生的频率、深度和广度，都超过其他地区。明朝中期隆庆和议以后，明蒙关系实现和平，双方在长城沿线开展了互市贸易，这个稳定和谐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清代在长城沿线各关口设置税收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往来商旅。同时，走西口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持续进行，使得长城地带的人群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切都是在大一统格局之下有序地进行着，同时反过来也极大地促进了大一统格局的深化。

长城修筑的多元目的、成效以及其所承载的丰富历史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历代长城的历史，就是见证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典型例证。通观历代长城的修筑位置、功能、作用和修筑主体可知，长城的修筑起因各不相同。战国时期的齐、魏、中山、楚等诸侯国，修筑长城都是为了防御相邻的诸侯国。燕、赵、秦三国更加典型，他们都在自己所控制地区的边界修筑了长城，比如在北方修筑的长城，一般被称为“赵北长城”“燕北长城”以及“秦昭襄王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的东胡、林胡、楼烦、狄历等北方游牧民族。此外，这些诸侯国还都在其他边界地带修筑长城，乃是为了防御相邻的诸侯国。可见，中原政权修筑长城不仅仅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他们不过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财产、生命安全。当然，大多数情况下，长城都是被修筑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交界地带。长城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城只不过是修筑主体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从而客观上承载了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内容，见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的特质。

长城修筑是为了保证各族人民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历经秦汉、北朝、隋、辽宋金、明等时代，不论哪个王朝或政权修筑长城，其主导思想都是防御，是保护自身安全，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城的修筑就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不同时期的长城，其修筑的最初是为了军事防御，是修筑主体为了防御，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而修筑，防御不是进攻。长城的历史，符合了中华民族向来“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的一贯宗旨。长城精神所蕴含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对外展示和平形象的最典型形象。长城精神的形成历史，显示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现存的大量历代长城遗存以及各类相关文化遗产成为长城文化、长城精神的实物见证。这些形态各异、内涵丰富、类型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已经不仅仅是考古学、历史学上的重要资料和研究对象，更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当代自然地理、人文社会融为一体，成为展现中国形象的优秀文化景观。

长城文化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最初作为军事设施的长城，逐渐扩展了功能，在历代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对于维护民族关系的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代以来，长城见证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艰难历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民族精神提升和丰富了长城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内涵。长城精神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内涵不断丰富充实，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代表中华民族向国外展示中国形象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