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歌一曲“走西口”
晋商的形成起始于明代，鼎盛于清朝，消沉于民国，这是历史事实。明代，虽然修筑了长城，但却并未割裂蒙汉两族人民的联系，明蒙互市开通之后，在今天的杀虎口、云石口、鸿门口设有月市，通过这些关口，蒙古族牧民把大量牲畜及畜产品运往关内，而汉族人民也把大量茶叶、丝绸、瓷器运出关外，极大地丰富了蒙汉两族人民的生活。无论是山西南部的所谓“岭前班子”，还是北部的“岭后班子”，多是先瞄准了口外为发迹之地，然后才凭辛劳、才智逐步发展壮大，形成由松散到集约的贸易网络。出口外的人，一开始并非完全是商人。扛长工、打短工的农人，甚至流落街头的无产者比比皆是。他们只是为了谋生糊口，才不得已出口外。口外经济落后，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工商业的兴盛。但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商贸发展的潜力就越大，西口以北的地带占尽了这方面的天时与地利优势。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士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选择了一个“走”字。比如创业于祁县的乔桂丛仅凭几亩黄芥起家就造就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佳话；再比如“提篮小卖”的王相卿（太谷人）、张杰（祁县人）、史大学（祁县人）等，从杀虎口以随军贸易为开始，成立了吉盛堂，从而奠定了横跨亚欧大陆著名商号“大盛魁”的基石，其初盛期的经理秦钺（杀虎口人）以其机敏和睿智争取到凭“龙票”贸易的资格，使该商号的发展如日中天。这些晋商中的成功者，初时仅因杀虎口有马市，有衙门，有驻军，加之地处交通要道、商贸发达、市场活跃，所以在此地生活、创业。但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和形势的变迁，他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抱着成功的信念毅然走出了西口大道进行创业。
由于驿站的设立和驿路的开通，众多随军商人、口里的商人进入和林格尔，有一部分便在和林格尔县城关镇开设了商号，使得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一时成为商业极度繁盛之地。当时，和林格尔县城连通东、西栅门的主街，南北两面店铺林立，总计有50余家，有粮店、油酒缸房、布店、当铺、杂货店、干湿面铺、铁木作坊等，还有许多车马店、饭馆等行当，各种店铺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当时就有“百货云屯， 日进斗金”之说，工商业繁荣的景象由此可见一斑。《和林格尔县志草》记载曰：“按和邑当西北要卫，接近内地，开化最先。于雍乾间三晋富商争先投资，设立营业，一时行旅如云，商货如山，金融充斥，为口外第一繁盛之区。故厅市庙宇一应建筑，规模宏大，不亚于内地。父老相传，松杄木料皆系本山所产。”由此可见，和林格尔当时商业贸易极为繁荣发达。
出杀虎口，旅蒙商道分作三条。一条沿着驿路向西，经河西村、大石头湾、三堡岱、一间房、佛爷沟、新店子、五素图路、二十家子（和林格尔）、土城子、沙尔沁直抵归化城。在三堡岱村东沟口，至今有一座清代修桥石碑，记录了驿道修桥的过程。在佛爷沟村北山崖下的石壁之上，至今还有一处清代的石刻佛像，仍然静静地守望着这条古商路。在和林格尔县城关镇东半里石栈湾山石上，有高三尺、宽二尺多的摩崖，文字五行，前四行叙述修路原因及修路人，系山西祁县郜北村人董其易所为，最末一行为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刻记。可惜的是，这处石刻后来被毁。在城关镇通往新店子镇途中的武松村公路北侧，山体石壁挖有一洞，洞内立有一通石碑，记述了村民及沿途商号经理人捐资建桥修路始末：“……兹有五素途路村（原村名）观一微渠，石嘴西侧有一小河，二俱系归化城之大路，因天雨浩大，浸徒行者苦于病涉，车载者叹其不前。阖乡公议，各捐己资，观音殿前建立桥梁，虽不能并行，不悖亦可以任重致远；石嘴左边劈山成路，虽不能周道如砥，亦可以往来顺利。今功成告竣，爰勤石今后之人有所观瞻，则创建修补之，功相循而不已焉。是以为序。”碑文落款为“大清乾隆岁次癸酉年戊午月”，也就是公元1754年6月。序文下列“朔州刘福阳撰文，静乐嵇文锦施银五两”，施银商号有“汾州馆”“清泰馆”“益隆号”“大有局”“普宁局”等，其州县都属于山西。
另外一条路是出杀虎口往北经圪针沟进入黑老窑乡域内，沿茶坊河、大芍药沟、中二十家子、段家园子、公喇嘛直通归化城乃至包头。在茶坊河中段山崖上，至今还完整保存有一处摩崖石刻，上写：“太原府祁县郜北村董其易，因此路石头广多，车马难以行走，雇石匠四人，重新平治修补。大清乾隆十二年五月刊记。”从这处摩崖可以看出，这条商路与前一条商路几乎同时存在，因此就有同一个商人董其易分别修路的记载。
第三条路是出杀虎口往北，经凉城县域东圪针沟村、田家镇，再和林格尔县与凉城交界处的石匣沟，路过西沟门再到归化城。在东针圪针沟村浑河东岸，至今可见一条100多米长的古道遗迹，石板铺道，石面光滑，两条深深的车辙向人们诉说着当年车水马龙、商贸往来的辉煌。在商道东边高高的石崖之上，还能清晰地看到石刻摩崖佛像，佛像高约40厘米，宽约30厘米，线条洗练，面部慈祥，双腿盘坐，静静地守望着河岸边的商道。稍南，则有数十个藏文字，专家解释为经文。再稍南，则有四个汉字，为隶书“攸往咸宜”，旅蒙商借这几个字，期盼浑河水平稳地流动，以保佑他们的商业贸易活动往来顺利。
这几条商道开辟时间并不相同，应是有先有后，当与和林格尔县城商贸业先荣后衰有着一定的关系。
除上述三条较为重要的商路之外，还有几条值得人们加以关注。一是经右玉县二分关、海子洼、泉子湾、新店子，归入和杀驿路。二分关是相对于大关杀虎关而得名，是大关的分关，直到民国年间，该村尚属和林格尔县管辖。二是出云石口，经韭菜沟、石咀子、黑土崖、三叉沟、羊群沟再到和林格尔其他地方直到土默川平原。这两条道路相对于前述商路，由于所经地区为山区，路况复杂艰险，由于清政府大规模放垦土默特土地，因此，大多数人实为出口外谋生的庄稼人，即使偶有商人经过，也是做小买卖的“提篮小卖”者。
清朝同治之后，和林格尔县商业贸易繁荣不再。随着平绥铁路的修建，许多商家沿着新的商路去追求新的市场，而和林格尔县的商业就此衰落下去。《和林格尔县志草》对此有着清晰的记载： “其后风鹤无警，开辟渐广，商贾去旧趋新街市，迥不如前。然在咸同间尚有粮店四五家，货店三四家。至光绪间石匣子沟路开，和邑街市遂每况愈下。及平绥路通，而地方经济日形窘急，以迄于今，从前商号倒闭尽净，大都本地小本营业，各色货物俱由归绥贩运，货低价昂，乡间粜粮购货俱驴驮车载，分赴邻县交易，其零星粜卖者入市，则贱价勒售，用粮者出村则重价购求。地方现币罕若凤毛，所周行者，类皆平市官钱局钞票。”
历史上所谓的西口，是相对于东口而言的。东口即包括张家口以东的各口，西口即指张家口以西各口。走西口在史学界虽有分歧，但山西杀虎口作为西口之一是已成定论的。随着康熙、雍正、乾隆和光绪年间的放垦，人们从西口进入今和林格尔地区，在这里从事放牧、佃地、受雇、垦荒、小贩或从事小手工艺等以求糊口，绝大多数是为了活命而拼争，所以走西口是一幕悲剧，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表现，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期小农经济的产物，因此，也是一部晋北灾民的苦难史。
以咸丰五年（1855年）为背景编写的二人台原版《走西口》唱道：“走到杀虎口，碰见个旧朋友，他把我留在家里头，喝了一顿糠糊糊。走到石匣子沟，两腿肿了个粗，受苦人不怕（那）腿肿粗，就怕强人（来）把命收。”这里真实讲述了口里人出杀虎口，经凉城县再经凉城与和林格尔交界处要道石匣子沟前往土默川谋生的艰难经历，真可谓“晋北灾民泪满襟，离乡背井诉凄音。清朝口外开边地，一曲悲歌唱到今”。事实上，走西口从明末开始直至清代以及民国年间从未间断。彼时的杀虎口正是闻名遐迩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行人熙熙攘攘，有香车宝马的达官贵人，但更多的是破帽褛衣外出谋生的平民百姓和创业的铮铮汉子。
咸丰和光绪年间是山西民众迁移口外的第二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也使得和林格尔域内农业发展达到了高峰。光绪年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提出将实已定居的“雁行客”编立户籍的主张。张之洞上奏道：“查土默特部附近边内，其服食起居竟与内地民人无异，渐至惰窳成性，有地而不习耕耘，无畜而难为孳牧。惟赖民人租种其地，彼才有粮可食，有租可用。故现在蒙古以耕牧为生者十之二三，借租课为生者十之七八，至该旗有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余年于兹矣。该民人等久已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著，历年既久，寄民渐多……大青山以南，归化城以东以西，延袤数千里，西汉元朔以来，久为郡县，即定襄、云中、五原之境。况以国家休养生聚二百余年，士农工商数十万户，断无驱还口内之理。”张之洞的奏疏实施后，已在土默特地区定居的“雁行客”民被编入户籍，有了合法的身份。据估计，有清一代山西平民走西口，在土默特地区从事耕商者有80万人。走西口人来到塞外，与草原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广袤的大漠上，不仅出现了良田万顷、生产五谷的塞上江南，更出现了商贾辐辏、百货杂陈的繁荣城镇。《归绥道志》记载，到1896年，和林格尔“厅属四乡蒙古地村庄二百五十有一，民粮地一百三十六村，为里十八；正黄、正蓝、镶黄、正红、镶红五旗厂地分十二庄，共计村庄三百九十有九”，考户有“八千八百七十六户，男女大小五万五千一百四丁口”。但到同治十年册报，《和林格尔厅志略》载，“见在牌甲内开，本街东西南北四角各街巷并四乡二百一十六村庄，共计二千四十六户，男妇大小共六千六百九十五名”。《古丰识略》记载，和林格尔的汉民多为忻州、代州、祁县、太谷、阳曲、大同、左云、平鲁等县的移民。由上述记载可知，和林格尔厅的人口增速明显，这是众多民人到此定居的结果，也是“走西口”民众前来开垦土地造成的结果。
随着定居人口的不断增多，县域也出现了众多的村庄，这些村庄有的是以驿道相关的站、铺、店来命名的，如头铺、二铺、三铺、四铺、茶坊、一间房、新店子等；有的是以清代开垦蒙荒安置流民，然后对土地编号丈放给农民耕种，后来一些编了号的地块由于有了常住居民而逐步演变成了村子的名称，如新店子镇从头号一直排到三十多号，大红城乡也有李家二号、郭家二号、苗家二十九号、任家四十七号等等；也有的是以移民移出之地来命名，如代州窑、偏关窑、崞县窑、五台窑；等等。这些村名出现在和林格尔版图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走西口大移民的史实。其时，山西巡抚岑春煊、钦差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执行清廷命令，取消了对蒙地的禁垦令，大量丈放蒙地，从而使得内地民众以更大规模出口外开垦土地以维持生计。
清咸丰八年（1858年），钟秀的《查复各厅地方情形禀》中对和林格尔当时的状况有着十分细致的记载：和林格尔厅周围计600余里，不论大小村庄，有无名目，共228处。其中蒙古村庄144处，多系口内忻、代等州，祁、崞、太原、太谷、阳曲、大同、左云、平鲁等县民人租种蒙古地亩。汉民粮地村庄84处，没有蒙古人在内。由此可见，咸丰年间是内地居民大量西移的重要时间段。而走西口的内地农民不但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还带来了先进的内地的传统文化。二人台《走西口》唱道：“二姑舅捎来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我有心走口外，恐怕玉莲不依从……”此外还有《挂红灯》《借冠子》《压糕面》等等，都是走西口民众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但表达了走西口的无奈与艰难，同时也表现了贫苦农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从而使这一艺术形式不断发扬光大、流传至今，成为盛行于晋、蒙、陕、冀等省区的民间文艺中的精华。这一时期，从山西而来的内地民众还带来了诸如晋剧（山西梆子）、右玉道情、大秧歌等地方剧种，且经常会在秋天丰收之后的集市上或春节之后的农闲时节演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除此之外，走西口的民众还带来了各种技艺，如木工、画工、皮毛工、石工、柳编、砖瓦制作、金银制作、纸张制作、醋酱油酿制等等，为繁荣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
（吴言，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呼和浩特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