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林格尔地区的长城是民族大融合历史中的重要一页
王 禹
和林格尔县位于长城边上，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所辖旗县之一，北靠呼和浩特市郊区、土默特左旗，西连托克托县，南接清水河县，东与凉城县、山西省右玉县毗邻，与山西右玉以长城为界。
自古以来，和林格尔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前沿阵地。长城就类似“邻居”间的院墙，从来阻隔不了“隔壁吃糕，一递一招”的交流、交融。和林格尔域内的长城，是民族大融合历史中的重要一页。
长城主要是中原王朝为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而建，是战争的产物。历史上各个朝代向长城沿线广大地区移民、屯田，长城区域的争战本身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因此，长城不单单是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所在区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长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纽带。
据考证，和林格尔域内的长城，依据目前史料与现实探究，基本上是属于明代长城。明长城是中国最后一道大规模修筑的长城，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遗址遗存全长达8851千米。
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
明长城在和林格尔段，总计长约101千米。明长城修建之初既有军事功能也有商贸功能，和林格尔县长城沿线留下大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遗迹。以杀虎口为代表的长城遗址是长城两侧民族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见证。
明代称长城为“边”或“边墙”，因功能、规模和建筑时间不同又分为“大边”“小边”或“主边”“次边（二道边）”等，在重要的关隘险要地段还修筑有好几道边墙，多的达十几重，分别称为“一边”“二边”“三边”等，依此类推，明长城在和林格尔段分为内长城和外长城。
内长城又叫“主边”，是晋蒙的界限。从杀虎口西面，经新店子镇的前菜木贝、羊塔、前海子洼、十二沟、磨扇洼、三十八，进入羊群沟乡的爱好庄旺、韭菜沟、井沟子、大沙口、楼沟，然后进入清水河县域内，全长约51406米。
外长城又称“大边”，一些专家学者称其为“次边”，是相对于较晚修建的“主边”而言的。明代大边是明初最早修筑的第一条长城，完全在丰镇、凉城、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县域内。明长城大边由杀虎口向西南经过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的二道边，向西南过山保岱、上红台、驴圈沟、好来沟、彦崖，进入羊群沟乡的一间房、丈方塔、黑台子、新窝铺进入清水河县，墙体状况与内边基本相似，沿边有24座墩台，总长度经测算为50267米。
大边之后修建的长城，又称“二边”或“二道边”，大多修筑于军事要地，与大边、主边、烽燧、边堡构成完整的军事防御设施。
大明王朝沿长城设立卫所制度，在这些地区实行“寓兵于民，实边屯垦”的政策。同时，大量地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充实边疆地区的人口。从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的人口从山西移民至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在内的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事实是长城带民族融合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长城带民族融合得以实现的主要表现形式。
明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事，在当时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长城却始终没有割断关内外人民的情谊，通过杀虎口、云石口等关口，关外的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把牲畜、皮革、食盐等产品运往口里，而内地的农具、铁器、耕作技术也不断来到草原，为发展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在明王朝与蒙古诸部落长达200多年的军事对峙中，双边关系时战时和。战时，也先部、俺答部等蒙古部落轮番登场，和林格尔与右玉边界的边堡——杀虎口、云石堡，成为南北交锋、战马嘶鸣的大战场。和时，相关边堡又成为汉族同蒙古各部落贸易交流的重要场所。特别是明代隆庆议和后，和林格尔县域内的长城沿线陆续开设了多处马市。
和林格尔县羊群沟乡东石咀子行政村韭菜沟村，与山西云石堡“一墙”（当地人称长城为“边墙”）之隔，此村的南面有一块平地，村民们称之为“市场圪沓”，村民们在这里发现了很多散落的铜钱，据相关人员推断，这里是长城边上的一个明代蒙汉互市的重要场所，也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和林格尔县域内的长城，最初也是一项军事防御工程。但是，长城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工程，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构建了农耕与游牧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构建了以这两种经济类型为生产生活手段的民族，以及在此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间的秩序。
形式上，长城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一条有形的建筑实体作为防御线。但实际上，长城还有其开放性的一面，这就是长城内外的联系。作为一项防御体系，长城的对内开放性体现在与周围环境，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对外开放性则通过千万座联通长城内外的关隘体现，它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联系起来。
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大一统局面的日益巩固，长城的军事功能日趋弱化，并逐渐从军事建筑变为融合纽带，进而在民族贸易、民族交融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见证了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和林格尔东南部同山西省的左云、右玉县接壤。著名的长城边塞杀虎口（清代以前称“杀胡口”），就坐落在晋蒙交接处的崇山峻岭之中。杀虎口是当年山西人“走西口”的起点。从杀虎口到和林县城，向西可达呼和浩特、包头、河套地区，称为西口西路，向东可达集宁、张家口，称为西口东路。
和林格尔县的村落地名很多与“走西口”有关。自明代嘉靖年间起，中原地区尤其是山陕地区百姓为谋生，经杀虎口出关，向西北迁移至内蒙古、新疆地区，形成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称为“走西口”。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运动之一，“走西口”持续时间长、迁移范围广，对于推进我国北方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成为一部跨越400余年民族大融合的厚重史诗。
据考证，和林格尔县各个村落的居民大多是第一批通过走西口来的晋冀两省移民，时间应该是明末清初。和林格尔许多村名是以数字编号的，如以数字为村名的五号村、六号村、八号村、十一号村、十二号村等。有些村在数字前加姓氏，如尹家头号、李家二号、贺家三号、冯家七号、徐家十二号、樊家十五号、刘家二十三号、苗家二十九号等，这些村落大多分布于和林格尔域内浑河南岸和靠近山西省的古勒半几河流域的丘陵地带。
和林格尔地处晋蒙交通要道，自古以来，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经山西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其间有众多关塞、屯兵处、驿站等，这些都同今天的地名有关。明朝政府于1375年（洪武八年），设榆林、红城二卫，位于今天新店子乡的榆林城村和大红城乡的大红城村。公元186年鲜卑族建北魏政权，定都盛乐城，时间长达140年，位于今天的盛乐工业园区西南部。隋代杨广北巡，建大利城，召见万国通使，就是在今天的和林格尔县城北的南园子村。清初设和林厅，驻地二十家子。沿途商道众多，如新店子、店湾、鸡鸣驿、骆驼沟，就是商品贸易中转站。二铺、三铺、四铺、柳树铺，这些村镇都同当时商道有关。
从和林格尔县城二十家子向北，在清代时，这里是蒙古族居住地，也是当年著名的走西口之路，向东北是连绵不断的蛮汉山区，可到达绥西各地及张家口，被称为东路。向北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这是走西口重要目的地。和林格尔县公喇嘛乡、西沟门乡、巧什营乡就分布于此处。清朝初年到咸丰年间的百年内，这里是蒙古族领地，蒙古族在这里放牧，是千里草原。咸丰初年山西大旱，无数灾民背井离乡，经杀虎口，穿过崇山峻岭的蛮汉山区，来到此处，汉民为蒙民打工放牧，或租借土地，开荒种地，形成广大的农业区，完成民族融合，形成了大量村庄。如公喇嘛、前公喇嘛，据说是有一任公职的喇嘛在此主持，由此得名；巧什营，据说是一个从西藏来的喇嘛在此处筑庙讲经后而得名；善友喇嘛，因一个叫善友的喇嘛在此处传经而得名；公布营，有一个任公布的官员在此居住；猛独木，两个叫猛独木的牧民兄弟，故留名；巴尔旦营，据说这里有一位蒙古族勇士；讨速号，烧砖之地。克略，围墙；恼木吉太，弓箭匠；古尔半，三水交汇处；古尔半忽洞，有水井之处……这些至今以蒙古语命名的村落表现了走西口的漫长历史过程和民族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此外，当年山西人走西口，或以同村，或以同族为单位，携老扶幼，走西口，出口外。在此过程中，和林格尔县域内形成了许多以宗族为主的村子，如郭家营、郭保营、郭家滩、郭家窑、赵家营、赵家山沟、李家山沟、韩家沟门、蓝家房子、陈家营子、陈梨窑子、黄家窑、樊家窑、董家营、段家园子、蔡家营、侯家梁、苏家湾等。
长城典型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生共荣的深刻内涵。长城文化具有的鲜明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高度融合的特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文化融合、商贸往来等活动延续和发展到今天，留给我们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说，长城的历史是一部以墙体为核心的区域史、民族交往社会史，是农耕文化交融史，更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辉煌历史。和林格尔域内的长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中的重要一页。
（王禹，和林格尔县作家协会主席，中共和林格尔县委党校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