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绵延两千年

杀虎口至呼和浩特古道所处的区域，是我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相互交流的重要通道，上自秦汉，下迄晚清，莫不如此。

秦始皇于河北沙丘死后，就是出杀虎口西行九原（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然后经秦直道返回都城咸阳的。西汉王朝在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古城置定襄郡，东南通过杀虎口连接关内雁门郡（郡治在今右玉县右卫镇），为汉朝政府管理北方军政事务的交通枢纽。史籍记载，西汉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李广、霍去病反击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出兵攻击匈奴主力，都是沿和杀古道北上的。东汉时期，定襄郡迁治善无，武城与善无相距仅为30千米，中间便是时称“参合口”的杀虎口，想必此时，武城县与善无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沿着古道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理应甚于前代。

北魏时期，拓跋氏以盛乐为据点，逐步向南发展，最后入主中原，和杀古道又是重要的通道。皇始元年（396年）正月，拓跋珪率军兵出盛乐，开始讨伐邻近北魏而且也是敌视北魏的后燕。首先，拓跋珪派出军士在定襄之虎山（今和林格尔县东摩天岭）大肆搜捕后燕残敌及其他流寇，接着从定襄东出到达善无北陂（今山西右玉县北杀虎口东南），勘测行军路线，为魏军南下做准备。经过几个月时间的打探与准备，同年五月，道武帝分北、中、南三路大军进军后燕。经过激烈争战，最终灭掉了后燕，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魏迁都平城之后，历任皇帝先后数十次返回盛乐地区，祭拜故地的盛乐金陵，其北巡多走杀虎口至盛乐故城这条线路。如今，在这条古道上发现的众多北魏时期的古墓葬、古窑址，分布于和林格尔与山西省右玉等地，即是古道繁盛的最好见证。

唐代，本境置单于大都护府，和杀古道又成了唐王朝加强北方政治和军事统治的定襄道，唐军将领李靖于公元629年与突厥展开的定襄大战，李靖、李追击并于铁山（今白云鄂博）歼灭突厥，都是沿定襄道西出杀虎口而进军的。唐代的单于大都护府，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中继站。其时，由于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传统的丝绸之路被切断，东西方之间的往来只有绕道漠南漠北，因此，经单于大都护府的草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唐代蒙古高原进入中原有两条有名的大道，一条是自回纥牙帐沿参天可汗道南下，这是经鄂尔多斯高原去长安的；另一条是单于道，这是经今天的土默川平原，又经杀虎口、平阳（今山西临汾）去洛阳的。由中原北上蒙古高原，转而去中亚、西欧，都可以走这两条道路。盛唐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出兵发动叛乱。面对危局，唐玄宗李隆基急诏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出击。郭子仪从河套出兵东进，与安禄山的部将高秀岩在单于大都护府附近大战一场，将安禄山的骁将高秀岩击败，并由此南下，突破天险苍鹤口（今杀虎口），收复靖边军（今山西右卫镇），一路所向披靡，从侧翼攻打叛军，使安禄山、史思明措手不及，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唐军又进军包围云中（在今大同），进攻马邑，打开东陉关。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后，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

元代以来，关内外的商业贸易往来渐次繁荣，内地与边关的道路随之兴盛。明代早期，其统治范围一度到达阴山一线，并设置了玉林卫、云川卫、镇虏卫、东胜卫等卫所，并与大同右卫、大同左卫等形成一条线，为了连接这些卫所的交通，明朝政府修筑了驿道，这条驿道便经过现在的杀虎口，至今还在和林格尔县玉林卫（今榆林城）故城、云川卫（今大红城）故城之间留下了鸡鸣驿村等地名。此后，明政府由于修筑了长城，在现在的杀虎口浑河关隘修筑了九龙洞，形成了水在桥下流、人在桥上走的景观。阿勒坦汗驻牧土默川平原之后，为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接连发兵南下，多次突破杀虎口，进攻明朝北方各地。经过多年争战，明朝被迫接受阿勒坦汗的主张，在张家口、古北口等边关地区开设互市，并在杀虎口、云石口、红门口等地开设了小市，又称月市，中原到漠南、漠北的商路更加畅通，牲畜交易额成倍增长，蒙汉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其中右玉县与和林格尔县之间就有杀虎口、云石口两处小市，偏关县与清水河县之间有红门口小市，每月经小市交易的蒙汉人民络绎不绝，有力地促进了蒙汉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驿道，特别是通过长城关塞向关外设置的驿道，是古代道路交通的突出特点。晋蒙地区的驿道最早兴建于唐代，鼎盛于元、清两代。驿道的主要作用是传递政令、军情，转运军需物资，平时也可兼作通商等用途。在和林格尔地区，汉代的定襄道、唐代的回纥道都是那一时期的驿道，且都是指和林格尔至杀虎口这一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