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变》篇中的潜伏知识和浮出知识

五、《九变》篇中的潜伏知识和浮出知识

《九变》篇的潜伏知识是什么？下面我们来寻找。以下是文中的第一段：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勿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在这一段文字里，孙子是在讲将帅从受命于国君开始到聚集民众完成组建一支军队出征，以及在出征以后将帅率领军队应当如何如何做。“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涂”、“军”、“城”、“地”、“君”这些是什么？是些客观对象或者是些带有静止不变特点的客观对象。国君是一客观对象，一座城池是一客观对象，一支敌方军队是一客观对象，这都好理解。那孙子讲的“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该如何理解呢？它们是孙子对一定客观对象的称呼。人熟悉了一客观对象后就会给它取个名字，并会用这个名字去表达该客观对象同人之间的关系。地球是一个客观对象，它很大，我们人站立在地球表面上无法概览其全貌。倒是地球表面一定区域内的那些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这个总和构成了一个客观对象)可以被我们人完整地考察清楚。依照一定区域内客观对象的具体静止不变特点以及该客观对象同我们人类军事活动的具体关系，孙子把它们分门别类，一一给出称呼。因此，这些称呼皆表示了地球表面上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客观对象。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称呼而不是那样称呼，那是注意到被称呼的客观对象本身所具有的静止不变特点以及该客观对象同军事活动之间关系的缘故。那“涂”又是什么呢？“涂”通“途”，是“道路”的意思。道路，无非是地球表面一定区域内客观对象的一个静止不变特点而已。比如我们在一球体表面用刀划一条痕，这条痕就是这球体具有的一个静止不变特点。当然，这球体还有其他一些静止不变特点，比如是球状的，是空心的等等。道路就是该区域内客观对象上的那条“刀痕”。孙子只讲“途”，说明该区域内的客观对象只有“途”这一静止不变特点同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需要关注，其余的静止不变特点同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不值得特别提出来。

因此，这段文字内容像是把整支出征的军队比喻成一匹沿途吃草的马，教导这匹马有的地方的草可以吃，有的地方的草则不能吃。这支出征的军队沿途会遇到很多客观对象，对于遇到的每一客观对象都需要认真地同它建立起某种关系来，以便尽可能从中受益。

本篇的潜伏知识由下列三个分句来表达：

1.军队沿途会遇到各种客观对象；

2.对于所遇到的每一客观对象，军队需要同它建立起明确的关系；

3.同遇到的客观对象建立明确的关系，需要军队自身变换出适当的形来才能实现。

支持第一分句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人在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在遇到客观对象，踩的地球是客观对象，穿的衣服是客观对象，坐的交通车、飞机、火车是客观对象，遇到的同事、朋友是客观对象，一草一木、一粒沙、一块石头、一座山也是客观对象。我们去一个地方，沿途所见到的都是些客观对象。

支持第二分句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是：我们见到一把椅子，就知道它的效用。这个“效用”就说明了“我们人同椅子之间建立起的明确关系”。椅子原本没有什么“效用”存在，只是我们人在生活中需要同它的某些静止不变特点建立联系。它有适当的高度，平整的坐面，我们可以在它上面坐着；重量较轻，体积不大，我们可以方便地挪动，等等。见到一只番薯，我们也会发现它的用处，它是我们人的粮食。我们人的脚掌、鼻子、眼睛分别同地球、地球外围的空气、来自太阳的光线这些客观对象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这些例子不胜枚举。

支持第三分句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是：平常我们吃番薯，就是同番薯这一客观对象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此时，我们“制造”出“吃的形”来实现这一关系。同一把椅子建立明确关系，则需要由坐的形来实现，让自己的屁股同椅子的坐面保持紧密的接触。用开车的形去驾驶车辆，用锄大地的形去耕耘土地，用观察的形去仰望星云，用听的形去听古筝，用演讲的形去面对听众，用登山的形去攀登古道石阶……我们总是用适当的形去和一定的客观对象保持一种明确的关系。

本篇的浮出知识有以下这些：

对于会遇到的每一客观对象，找出对应于它的相应兵形。下面这段话是军队遇到什么客观对象应当变化出什么样兵形的内容：

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勿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孙子讲的“圮地”、“衢地”、“绝地”、“围地”、“死地”皆是地球表面一定区域内客观对象的总和。孙子讲这些地，已经考虑到敌兵形可能随时出现或者已经出现在其中。“敌人可能随时出现或者已经出现在其中”是促成我兵形在这些地中变化出相应兵形的根本原因。若不然，例如，我兵形处在死地，如果没有敌人存在，我军就可以顺利返回到大本营，除非迷了路。(会迷路的军队在大自然界中连生存能力都没有，还想完成消灭敌军的任务？)再说，敌人都不在，按孙子所述的“死地则战”，我军找谁交战去呢？同理，敌人没有可能来，在圮地就可以驻扎下来好好地睡个安稳觉，没有道理“无舍”！

对于“五不”，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当是存在更有利的可供“由”、击”、“攻”、“争”、“受”的其他客观对象。我兵形依照那些其他客观对象变化出的兵形可以实现更大的歼敌效率。孙子讲这些，实际上是教我们要在相互并存的各种客观对象之中选择最能发挥战斗力的客观对象作为变化兵形的依据，不要迷障于眼前五种客观对象，要学会胸中有全局，自始至终通过全局性的比较认知出最具深远意义的前景。

显然，军队是为自己生存变形，是为未来超常发挥战斗力变形！变化的根据可以是所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客观对象(包括敌人)，也可以是同所遇到的客观对象相并存的其他客观对象！

如何才算“知道用兵”？孙子在下面这一段回答了这个问题：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https://www.daowen.com)

这里，孙子明确指出，将帅要通晓“九变之利”才算知道用兵。由于“九变”是指将帅指挥的兵形作出多种样式的变化，“九变之利”就是兵形作出多种样式变化给兵形自身带来的利处。因此，将帅知晓兵形所有样式变化中的每一变化给兵形自身带来的利处就是孙子讲的“通九变之利”。在这里我们应当清楚，兵形的变化，是不可能孤立地独自发生的，正如我们人体的生长需要人体之外诸如吃的食物、穿的衣物等形外客观对象参与一样，实现兵形的变化也同样需要敌人以及地中各种客观对象卷入进来才能顺利完成。因而通晓兵形变化的利处，实际上是将帅在面对一种新地时能够准确地直接推动兵形作出有益的变化。在推动时，结合新地的效用，匠心独运地构造出新的兵形。显然，将帅所做的事情同喜鹊筑巢很相似，两者完全一致。喜鹊构筑一巢，一是需要选择大树上的杈丫；二是需要结合杈丫的具体效用，将众多的短枝条按一定秩序拼合、堆积成巢。“两者完全一致”是指：喜鹊选择的杈丫，相当于将帅会遇到的新地；喜鹊衔来的众多短枝条相当于将帅原有兵形内的众多客观对象——士卒(人)、武器装备等，喜鹊构筑的巢相当于将帅构造出来的新兵形。

理解了两者的一致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反映将帅通晓兵形变化的两个指标了：一是得到最佳的“地之利”；二是得到最佳的“人之用”。

假定喜鹊在一个树丫上构筑了舒适的巢，由于一些原因大树不久即将倒下，喜鹊希望把舒适的巢搬迁到其他的杈丫上。试问喜鹊能够原原本本地搬迁它舒适的巢吗？不可能。因为杈丫变了。“原原本本”意味着用于构筑巢的众多短枝条由低至高的排列叠合顺序和所处的方位都保持不变。杈丫的效用在于方便架设短枝条，让短枝条两端有个固定处，以便将整个巢牢固地安装在杈丫上。杈丫变了，原本两端固定的短枝条就可能无处固定，从而整个巢就会变得不牢固，无法再现原来的巢。想原原本本地搬迁巢的喜鹊就是不懂得“让巢发生变化的利处在哪里”，新杈丫的效用也得不到利用。聪明的喜鹊重建巢时应当打乱原巢中众多短枝条的分布秩序，从中选择出最佳的短枝条同新杈丫相结合，再构筑出一个新巢来。毫无疑问，这样构筑的新巢同原巢一样牢固，但巢的样式有了变化。喜鹊能按这样去做就是懂得“让巢发生变化的利处在哪里”，新杈丫的效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将帅构造兵形也一样，分布众多客观对象的“地”变了，就得重新考虑形内众多客观对象的分布秩序，切不可照搬原来兵形内的分布秩序。只有这样，才能让构造的新兵形同原兵形一样人的效用达到最佳，让地的效用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就是懂得兵形变化就能得“地之利”，不懂得兵形变化就不能得“地之利”的道理。

喜鹊如果不懂构筑新巢的方法，就构筑不出紧密结合新杈丫的巢来。就算喜鹊判断出新杈丫比过去的杈丫要“好”，喜鹊也只能使那些长短不一的众多短枝条杂乱无章地堆积在新杈丫上，失去整体的作用。将帅不懂得构造新兵形的方法，就构造不出紧密结合新地的新兵形，众多客观对象在新地上分布就失去整体功用，人的作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这就是孙子讲的“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其中“知五利”就是知道选择新地构建出的新兵形，远比去通过“涂有所不由”讲的道路、比去打击“军有所不击”讲的敌军、比去攻“城有所不攻”讲的城、比去争“地有所不争”讲的地、比去接受“君命有所不受”讲的君命所要变化出的兵形更为优越，具有更高的歼敌效率。

从利与害两方面审视遇到的客观对象。对于遇到的客观对象，我兵形需要同它建立起一种明确的关系。既然如此，孙子说，那么，聪明的将帅遇到一客观对象就应当仔细琢磨“利”和“害”。如果有利”，与它建立关系就要做到我方正在追求的可以深信不疑；如果有害”，与它建立关系就要做到我方正在忧患的可以切实消解。孙子讲“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何去驾驭诸侯？对于诸侯这一客观对象，如何同它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呢？孙子讲“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是向我们展示了三种明确的关系：一是屈诸侯；二是役诸侯；三是趋诸侯。“屈诸侯者以害”就是让诸侯无法伸展出力量，方法是向诸侯实施扰害，令其在时间流逝中饱受苦难。“役诸侯者以业”就是让诸侯自我耗费力量，方法是强迫诸侯去做劳役型事务，令其在时间流逝中一无所获。“趋诸侯者以利”就是让诸侯充分伸展力量，方法是驱使诸侯集中力量干有利的事，令其在时间流逝中有所得。

总之，去驾驭诸侯就是去控制诸侯如何输出力量和如何使用力量。“屈”诸侯就是让诸侯输不出力量。“役”诸侯就是让诸侯自我耗费力量。“趋”诸侯就是让诸侯把力量用在对我方无关紧要的其他利益追逐上。什么样算无关紧要呢？不影响我方同诸侯依照《计》篇中“七项对比”得到的原有对比状况。

《作战》篇中讲“……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对于诸侯这一客观对象，“杂于害”就是“忧患诸侯起来造反”。建立上述三种明确关系，属于消解此忧患的方法。

同潜在敌人或者已知敌人建立明确的关系。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我们的敌人？当某客观对象被称为敌人时，我们已经确认了它同我们之间建立的关系。人类生活在充满微生物的世界里，当我们机体被微生物入侵至机体免疫系统难于承受时就会感冒发烧生病，此时，我们会把那些微生物视为敌人。

对于敌意未明确但又属于敌人的客观对象，我们如何看待呢？孙子讲：“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解决自身的健康和生存问题不去依靠“微生物来不来入侵的认识判断上”，要去依靠我们自己对它们的到来有所准备的行动上。人类建立医院，就是在行动上作这种准备。对于敌意明确已经属于敌人的客观对象，我们又要如何看待它们呢？孙子讲：“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同样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病毒就在身体内，它们会不会向身体发起进攻呢？解决自身的健康和生存问题不去依靠“它们会不会发起进攻的认识判断上”，要去依靠我们自己对它们发起进攻有所准备的行动上。要不断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孙子讲“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体现了《形》篇中“先为不可胜”的思想，对于自身的生存问题，要用积极的行动来保障。也体现了《九变》篇中“杂于害，而患可解”的思想，积极地构造出或者说“变”出不可胜的兵形，用它去消解我方关于“敌人会来，会向我方发起进攻会给我方以重创”的忧患。我们应当清楚，在认识上即便是得到“敌人不会来”和“敌人不会发起进攻”的可靠情报，那也是无法消解忧虑避免祸害的。“知”在孙子看来，是不可靠的。孙子在《计》篇中讲：“兵者，诡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显而易见，敌人也可以向我方“来而示之不来”，“攻而示之不攻”。因此，我们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来不来”、“攻不攻”情报，对根本上排除祸害并没有什么用处。

将帅用“事先抱定的不变观念”代替“预知胜利的结果”，去推动兵形变化会产生的后果。

兵形在地天中流动，会遇到不同的客观对象，而每遇到一客观对象都要做出相应的变化，使变化后的兵形具有最优的破坏力或成就力。在《形》篇里，孙子论述了预知胜利同攻、守的关系。将帅应当推动兵形向着胜之兵形方向变化，并且一旦预知到自己的兵形是胜之兵形时就要变化出求战的兵形，向敌人发起进攻。如果预知到自己的兵形是败之兵形时，就要推动兵形变化(被动地)去先行应战，尽量避免创伤的程度，然后设法推动兵形向着不可胜兵形和胜之兵形的方向变化。因此，将帅进行预知胜利活动得出的结果才是将帅推动兵形变化的依据。可是，将帅是人，处于同各种客观对象的关系中，其头脑中难免会孳生一些不可抹去的观念——“事先抱定的不变观念”。受这些观念的影响，将帅去推动兵形变化就会引起一些后果。下面孙子列举了五种这样的观念及其会产生的后果：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这里“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皆是将帅“事先抱定的不变观念”。而“可杀”、“可擒”、“可侮”、“可辱”、“可烦”则是可能出现的后果。

两军交战，就是两兵形的对撞。这种对撞，就像两块石头相互撞击一样，大而硬的能够保存下来。进行预知胜利活动就是估算谁的兵形更“大”更“硬”。因此，将帅变化兵形应当根据估算的结果进行，不应当受任何“事先抱定的不变观念”的影响。不过，这些“事先抱定的不变观念”同将帅取得交战的胜利之间有个关系：假定将帅受这些“事先抱定的不变观念”影响变化出一系列的兵形，那么结果必然是：其中有的兵形可以战胜敌人，而有的兵形则会被敌人击败！为什么这样呢？在理论上，大自然界中的客观对象(其中包括将帅会遇到的敌兵形)是丰富多彩的，有着无穷无尽的样式。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将帅用一种“不变”的观念去构造兵形，变化出的兵形总会碰到适应不了敌兵形的情形。究其原因，在于敌人在数次交战的失败中也认清了将帅构建的兵形一定会出现的虚实。被认清了虚实的兵形，敌人会没有办法吗？可见，强调先认知清楚遇到的具体客观对象再去推动兵形变化，这显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这种智慧让我们人类在大自然界客观对象“堆”内部站立起来，让我们人类通过努力得以主宰任何客观对象而不被它们主宰！

孙子列出“将有五危”是想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将帅抱着某种不变的观念是不可能做到对所遇任何客观对象中每一客观对象都建立起有利的明确关系，因为认知活动受不变的观念束缚，指挥兵形变化时就做不到《虚实》里讲的“应形于无穷”。

从上述潜伏知识转化的浮出知识可以看出，孙子在物质世界的客观对象堆中，只关注这些客观对象：(1)己兵形；(2)地中的客观对象；(3)诸侯、“其”(敌意未明或已明的敌人)；(4)将帅。这些客观对象已涉及敌、我、地天三方客观对象，说明《九变》篇在十三篇中尽管最短，但麻雀虽小，其五脏俱全，是完备的。全篇浮出知识讲变”，亦即“(己)兵形”的变化。“己兵形”是变化的主体。将帅指挥着“己兵形”变化。因此，将帅如果不是全能，有些兵形样式就会变化不出来。兵形遇到地天中的客观对象要怎么变化，遇到诸侯、“其”又要如何变化，这是孙子关心的。显然，《九变》篇关于“兵形如何变化”的主题相当集中。这种变化，是交战之前的变化，是孙子要求将帅懂得用兵的变化，是要求能够趋利避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