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 姻
几年之后，也是在大三那年，唐纳德亦从雪城大学自动退学。对于兄弟两人都先后退学，唐纳德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解释：“我们都是静不下来的人，都急于做事。社会的工作吸引我们离开大学。”唐纳德决定离开学校的实际情形，和士毅纯因成绩不好又自我放纵，因而念不下去的情形并不一样。唐纳德的长相和言行都很像他父亲，工作也相当卖力。在学校时，是校刊的业务经理，又在家族所属《长岛新闻》里叔叔泰德·纽豪斯手下学过报纸经营，唐纳德之所以决定离开学校，看来似乎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年轻人迫不急待地想尽快就业。在雪城大学，唐纳德遇到一位漂亮的女同学苏珊·马利（Susan Marley），当地一个收集废物而白手起家百万富翁之女。后来，唐纳德和被人昵称苏西的这位美女结婚，并育有多位子女。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事业成功，家庭和睦，使唐纳德信心十足。
士毅·纽豪斯的境遇不像弟弟那么幸运。在雪城大学他也遇到一位红粉佳人，后来娶了她。士毅的首任妻子简·弗兰克（Jane Franke）是一位友善、开朗、感情敏锐的女子，雪城大学艺术系毕业。她在1940年念大学时邂逅士毅·纽豪斯而陷入情网。虽然士毅后来退学，两人仍长期维持很亲密的感情。士毅离开雪城大学，进入《长岛新闻》工作，以后又进空军服役两年。士毅的家人，尤其他母亲蜜芝，都非常喜欢儿子挑选的未婚妻。大家都希望他俩快点成婚，作为士毅愿意安定下来开创新基业的象征。
简在雪城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一个月，于1951年2月，和士毅·纽豪斯在纽约市华尔道夫·亚士托瑞大饭店翠玉厅举行婚礼。弟弟唐纳德是男傧相，简的妹妹是女傧相。士毅在前一年八月入伍，当时派驻在纽约日内瓦的森浦逊空军基地。
1952年士毅由空军二等兵退役，被派到俄勒冈州波特兰他父亲的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再回纽约《长岛新闻》。士毅在父亲的事业里仍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而又能胜任愉快的职位。在家庭生活上，情况更糟，他俩的婚姻并不快乐。士毅和简陆续生下三个孩子，萨姆、韦恩和波密拉，婚姻生活冲突不断，加上两个人都年轻而显得情绪不稳，小女儿波密拉出生之后，士毅和简即宣告分居，后来终以离婚收场。
离婚后的士毅虽然不跟孩子们住在一起，但仍关心他们的生活，希望能继续当一个好父亲。士毅婚姻失败对他父母的心情影响很大。萨姆·纽豪斯的一位老朋友恩尼·杜浦克（ErnieDoepke）曾经说：“他们俩痛心了好一阵子，尤其是蜜芝。她认为纽豪斯家的人是不应该离婚的。有两年，我们到他们家拜望，从来见不到士毅。她不准他进门，她那段时间等于放弃了这个儿子。”
他父亲对离婚事件的反应，比他母亲更加严重，萨姆常常借故羞辱士毅。1962年萨姆·纽豪斯买下《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后不久，在公司财务报表上发现一罐价格11美元的“刮胡膏”这笔支出。他恼火极了，严词诘问儿子，为什么要把刮胡膏的账报到公司的开支里。由这件事看出老萨姆·纽豪斯对这个儿子的强烈不信任。当时士毅已经35岁，既是一个大学退学生，又是和妻儿相处不睦的中年人，因为这种表现明显地不合老萨姆自己言行举止的规范。萨姆·纽豪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米克为他们父子关系下结论说：“他父亲一定怀疑自己能否有朝一日克服他对长子的极度不满。”
在他父亲所属的报纸里，大家都把士毅·纽豪斯看成有点类似小丑的角色。《长岛新闻》一名同事回忆说，士毅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很少拿笔写东西，总是在看《每日工人报》（the Dailv Worker），一直看到下班。任职在他父亲设在华府总社的通讯社里，后来成为全国知名专栏作家的朱尔斯·魏克弗（Jules Witcover）回想起士毅·纽豪斯，就觉得他简直就是那种典型笑话里有钱老板的无能子嗣。魏克弗告诉米克说：“在我们通讯社里，大家都管他叫杰里·刘易斯，他的长相举止酷似杰里·刘易斯。报社有一次派他出去采访，他整装出发，身上竟然挂满四个照相机……真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年轻人。”
与简离异之后，士毅的私生活变得愈孤独和放任。连他的嗜好，也都属于“孤芳自赏”型，像收藏艺品，看老电影等等。他曾与不少女人约会，包括后来成为“亨利·班德斯公司”（Henri Bendel’s）总裁兼合伙人的吉拉汀·施图茨（Geraldine Stutz），以及在康德·纳斯特公司服务的娜汀·贝尔廷（Nadine Bertin）。之后，他比较固定地频频和另一位雷切尔·克雷斯潘（Rachel Crespin）约会，并且向她求婚。1962年10月下旬，两人宣布订婚的消息出现在《纽约时报》社交新闻版上。克雷斯潘当时也是刚离婚，在服装杂志《少女大观》（Junior Bazaar）担任编辑。不料，订婚一个月后却突然宣告解约，士毅未能如愿娶得克雷斯潘。
克雷斯潘许多年以后回忆说：“我和士毅只订婚一个月。感情进展很简单，在一次聚会上我们相遇，是一段非常短促的爱情故事。和他关系比我更亲密的人很多，但我曾仔细想，在那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朋友。”克雷斯潘拒不透露两人突然解除婚约的原因。不过，她说：“我倒是满喜欢他。他是个好人。”
士毅·纽豪斯过着一种放纵而奢华的单身贵族生活。有一次他破例地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出现在一篇介绍纽约曼哈顿区单身汉生活方式的特写文章中，那年他38岁。文章的图片摄自他豪华公寓中，当时，士毅穿着昂贵的休闲服饰，坐在他收藏的抽象画前，静待菲律宾籍仆人毕多罗用漂亮的白茶壶组给他沏茶。士毅对这个管家仆赞不绝口，夸他烹调厨艺高明，会做许多的菜式，由意大利通心粉到北京烤鸭，样样精通，并且形容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奢侈品之一”。
这种放任肆意的生活方式当然绝对得不到他斯巴达式严格父亲的认可。不过，萨姆在公开场合，却从来不肯透露他对这个儿子的不满与失望。在内心深处，他似乎为儿子们设立了更高层次的任务——督促他俩在庞大家庭事业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并且确保家业永续经营。无论受到任何挫折，萨姆·纽豪斯永远以家庭整体观念为重。萨姆在他生命将近结束时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很早就学这行生意而且学得很好。对我的孙子们和随之而来的其他晚辈而言，情形也都如此。他们生来就享有的生活条件，在我的童年时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我的子孙们都一生下来就能体认到，由于与生俱来的优裕环境，使他们对这个家庭，对传承的事业，对整个社会负有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