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生涯
利伯曼是一个境遇复杂得几乎不可思议的人。对像士毅·纽豪斯这种年轻的美国人而言，似乎只能在阅读某些充满奇特角色、情节苦乐交织、美如史诗一般的俄国古典小说里才能看到这种特殊人物。利伯曼个人的传奇生涯，内容包括——在沙皇统治末期时的苦难者、二次大战期间被纳粹占领法国境内的斗争幸存者，和战后美国豪华社交圈里的现代艺术与妇女时装先驱。他多彩多姿的经历构成他卓然不群而又多面性的复杂个性，更反映出在许多不同生活领域里都能活得挥洒自如的生命。有时候，他是一个古典理想主义者，能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里迅速调适自己，对外界应付自如；他通晓多种语言，他能谈论艺术的最高境界，却又能精通各种商业手段。利伯曼的一位传记作家朋友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研究他之后指出：“他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个绝不寻常的赌徒、冒险家，一个内心被双面个性经常萦绕的神秘客，有时候使他充满理性良知，有时候逼得他不按牌理出牌。”
利伯曼最早的回忆溯及俄国大革命时代的动乱、恐怖，以及嘶喊放纵的言行。在一个到处血腥暴乱的国度，他父亲的日子过得艰难，好像走在政治的钢索上。谢苗·利伯曼（Semeon Liberman）是一位替沙皇皇家服务、专精林业的俄国经济学家。他美丽的妻子亨利埃塔·帕斯卡（Henriette Pascar）是舞台女演员，在1912年9月，生下独子亚历克斯·利伯曼。1917年俄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利伯曼一家住在圣彼德堡，之后，他父亲因缘际会，居然当了列宁的顾问，举家迁往莫斯科。“我不知道有谁能真正了解在俄国大革命时代长大的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利伯曼多年之后回忆说，“你对任何横逆都得逆来顺受，动乱是自然常态。”
席米勒·利伯曼懂得如何逢迎权贵，所以，他活了下来。不过，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虽然他的财经专长和他长期的社会主义信仰有助于他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里谋得一个职位，老利伯曼却拒绝成为布尔什维克。据报道他曾胆大包天地向革命领袖当面报告：“列宁同志，就像声乐家一样，布尔什维克是天生的，不是改造成的。”他的妻子亨利埃塔在个性上和他一样倔强顽固，她曾在1919年创办苏维埃第一个儿童剧场。政府要求她，剧场要配合共产党的革命宣传，但是她喜欢吉卜林（Kipling）、罗伯特·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和马克·吐温，引起政府当局对亨利埃塔大为不满。1960年，纽豪斯买下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之后，利伯曼在《纽约客》一篇人物特写的专访中回忆他母亲说：“小时候，她念给我听她最喜爱的剧本，是《汤姆历险记》和《金银岛》，可能这就是我这么喜欢生活在美国的原因。我已经在美国住了20年了。”
母亲对美国人生活方式过于理想化的向往，以及她期盼儿子长大成为艺术家的愿望，从小就影响利伯曼的心理。在她的回忆录里，亨利埃塔叙述小亚历山大模仿的天才和对艺术的敏锐感受，他甚至能用纸片折成衣服的造型。芭芭拉·罗斯形容利伯曼的母亲：“她教导她的儿子，只要运用你丰富的想象力，你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利伯曼6岁那年，是个常常生病而又早熟的孩子，常觉得自己被父母忽视。他童年生活的记忆里，包括在家里看见酗酒的景象，利伯曼说：“我仍然记得6岁的那年，一进门回到家里，或是从楼上看下去，几乎每天都见到妈妈、爸爸和他们的朋友烂醉如泥地躺在地上。一直到今天，我只要一开门，常会想起一群人醉倒在地的景象。”
后来父亲被派到英国，替苏维埃政府成立一个贸易代表处，利伯曼稍后离开俄国前往英国依亲。这段经历对利伯曼而言最是残酷。父亲安排他念位于美顿海德（Maidenhead）的寄宿学校圣比伦斯（St．Piran’s）。他是该校第一个注册入学的犹太学生，经常不断地被其他英国孩子欺侮殴打。利伯曼回忆说：“边挨那些英国人的揍，他们还边教你痛的时候要笑，似乎他们揍你的目的在此。挨揍之后你如果笑得出来，惩罚立即停止。它让你学得人生的一个道理——用笑脸接受人生的打击。这两年的虐待磨炼，提升了我人生观的境界，回想起来，我衷心地感激他们。”
列宁逝世之后，谢苗·利伯曼认为他不可能再回苏联，他先安排把妻子送往巴黎，并于1926年，一家人在法国团聚。正像许多移民国外的白俄人一样，夫妇俩决定把儿子送进最好的私立学校。十几岁少年的亚历山大进入安德烈·洛特斯学校（Andre Lhote’s），一所公认为专门培养有绘画天才少年的学校。洛特斯的训练方法特别重视临摹，这种教法刚好受到这个俄国孩子的坚决反抗，他喜欢自我发挥，讨厌照抄老师的画作。有一次利伯曼交给老师一幅作品，有关法国印象派点描画法（Pointillism）的研究，而不是洛特斯推崇的立体画派（Cubism）。他的作品给退回来，老师的评语怒气冲天，整个作业不计分数。老师在利伯曼的作品上评语：“眼睛瞎了！”使得利伯曼也一气退学。
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利伯曼为了帮助家计，做了各种不同的兼差工作，设计橱窗和海报。他后来终于在画刊《观点》（Vu）找到一份固定的绘图工作。后来的美国《生活》杂志（Life）就是抄袭《观点》的形式与风格。虽然生活艰苦，利伯曼的父母仍能在巴黎社交圈混出名堂，尤其他母亲亨利埃塔，她狂放不羁，裙下情人不断。年纪虽已45岁，她毅然决定重续舞蹈生涯。她请尼津斯基（Nijinsky）的妹妹布洛尼斯拉娃·尼津斯卡（Bronislava Nijinska）替她编舞，请卡格尔（Chagall）负责服装道具，请俄国移民画家，也是她情人之一的亚历山德拉·亚可立夫（Alexandre Iacovleff）和她儿子一起，替她做海报。利伯曼后来说，他母亲和亚可立夫的关系，“是一段给了我所有重要收获的恋情——塔蒂娜（Tatiana）和我的事业。”
塔蒂娜·亚可立夫是画家15岁的侄女，叔叔得知她饿在街头的时候，设法把她用人口走私的办法从俄国接来法国。塔蒂娜到巴黎和她叔叔住在一起的时候，亚历山德拉·亚可立夫正和亨利埃塔打得火热。每当他母亲来访亚可立夫，如何骗走随同而来的小利伯曼成了塔蒂娜的责任，他比她小几岁。利伯曼回忆说：“亚可立夫会叫塔蒂娜‘快把那小鬼弄走’，她就会带我到海边或是博物馆，免得我跟在身边碍事。”当时他们俩人只是两小无猜的玩伴，并无男女情愫产生，直到十多年后重逢。那时，利伯曼和一位德国溜冰选手的婚姻失败，而塔蒂娜和法国外交官丈夫伯川·杜普列西克斯（Bertrand du Plessix）的婚姻也濒临破裂，他们并育有一女芳辛（Francine）。
利伯曼与塔蒂娜是在法国南部重逢，两个俄国移民身世非常类似，常互诉衷曲，终于由旧识转成了恋人关系，再加上德军入侵，政局不稳，两人的生命愈加深缠在一起。后来伯川·杜普列西克斯参加法国反抗组织，成了地下抗德的英雄，在一次任务中不幸在直布罗陀被杀。利伯曼安排塔蒂娜带小女儿芳辛在1941年逃出沦陷的法国，途经葡萄牙转往纽约。第二年，利伯曼和塔蒂娜结婚。
在曼哈顿安顿下来之后，利伯曼又受到他母亲另一位情人，《观点》（Vu）杂志创办人鲁西恩·佛吉尔（Lucien Vogel）的帮助。在战前，利伯曼就开始替佛吉尔工作，很快就由一名艺术助理跃升为《观点》的高级主编之一。佛吉尔在纳粹入侵时逃出巴黎来到纽约，在他朋友康德·纳斯特的《魅力》杂志担任艺术主任。佛吉尔熟知利伯曼的才华和他流畅英语的表达能力。他替利伯曼安排在默海米·费米·艾嘉（Mehemed Fehmy Agha）手下做一份职位很低的助理工作，利伯曼称艾嘉是“艺术主管中的伟大神明”。艾嘉曾经和总编辑弗兰克·克劳宁雪德（Frank Crowninshield）共同协助创办《浮华世界》，当时正负责《时尚》的艺术造型。利伯曼被派坐在一列七张桌子的最末一张，周薪50美元。有一个星期五，他被“艾嘉博士”召唤入见。这次是他初尝康德·纳斯特世界的血腥权谋。
艾嘉说：“我觉得万分抱歉，对《时尚》而言，你不够好。”他简捷了当地把利伯曼免职。
不过，也就在同时，佛吉尔和他的密友帕特切维奇已经替利伯曼安排好下个星期一晋见大老板康德·纳斯特，他们都不知道星期五发生的事。虽然已经被艾嘉兔职，利伯曼决心还是要依约会晤纳斯特。星期一晋见时，利伯曼带着他由欧洲携来极少数物件之一——1937年巴黎万国包括曾为1930博览会上，他以杂志设计而赢得的一座金质奖章。他报告了他在巴黎的经历，包括曾为1930年代最著名的海报设计艺术家卡珊德拉（Cassandre）工作，以及后来在《观点》杂志工作期间的良好表现。利伯曼过去的优越表现，颇令纳斯特的激赏，并当面告诉他，“像你这种人才一定要在《时尚》工作！”于是康德·纳斯特把艾嘉叫到办公室来。当艾嘉见到利伯曼和大老板坐在一起，自然绝口不提已经把他炒了鱿鱼的事。
“我要利伯曼留在《时尚》工作。”纳斯特交代他的艺术主任，艾嘉只得把满腔怒火闷在肚里。
在他任职康德·纳斯特公司的头一个星期，利伯曼安然度过第一次想撵他走路的计谋。第二年，纳斯特不幸猝死，艾嘉再度向公司的管理高层——公司新任总裁帕特切维奇，和《时尚》总编辑埃德娜·蔡斯施加压力，他并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警告说，假若不赶走利伯曼，他就立即辞职。
不过，此时的利伯曼在制图设计方面的才华已经锋芒毕露，加上他大幅改善了《时尚》的外在形象，使他成为公司的无价瑰宝。譬如说，克劳宁雪德就是这个年轻俄国设计师的崇拜者，他最记得利伯曼为某期《时尚》封面的设计，一个女孩子手拿汽球，那个汽球美妙地将杂志名称（Vogue）中的字母O取代，自此之后，他对利伯曼的才气赞不绝口。在纳斯特去世前几个月，纳斯特对利伯曼即已另眼相看。在挑选杂志封面时，常会征询他手下新神童的意见。
纳斯特会问：“利伯曼先生，请你过来一下，告诉我们这几张图片中你最喜欢哪张？”然后他就把利伯曼挑的交给艾嘉，命他照办。
艾嘉逼着高层老板们摊牌，却命中注定要自己滚蛋。利伯曼回忆说，“公司走廊上到处有人在徘徊并窃窃耳语，但到最后，他们挑了我——大概因为我的薪水比较便宜。”
当士毅·纽豪斯接管这个杂志集团、热切地想学懂杂志经营的时候，利伯曼已经长期稳居康泰·纳斯特所有杂志艺术总监的重要职位，况且他还利用周末时间，兼任业余的画家和雕塑家。利伯曼1960年曾在贝蒂·帕森斯画廊（Betty Parsons Gallery）举行过一次绘画个展，收藏他画作的名人中，包括新主人士毅·纽豪斯。1960年11月，利伯曼在《纽约客》一篇专访中指出：“我非常感激康德·纳斯特公司给我这份工作，以及给我工作上的鼓舞。我相信金钱应该用来营建一个具有创意的人生，并且消除人生的疲劳。”
利伯曼引领年轻的纽豪斯涉足上流社会和时装界的缤纷、典雅世界，并且指点精致与纷繁的特色所在。性格内向而又怯于社交应酬的士毅被带进最时髦的餐厅以及名流的聚会和文化沙龙，利伯曼并且灌输他一种从曼哈顿的艺术世界到纽豪斯旗下杂志，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美学理念。如此谆谆善诱，利伯曼和纽豪斯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并一直持续三十多年。萨姆给予士毅金钱和机会，利伯曼帮助小纽豪斯找到他的自我，两者分量无分轩轾。
曾在康德·纳斯特历任诸多要职，包括两份杂志发行人的彼德·戴蒙狄斯（Peter Diamandis）说：“利伯曼就是士毅的代理父亲。”他进一步地解释这句话，“我不认为他花很多时间和他父亲在一起。利伯曼初见小纽豪斯时，他是一个非常羞怯，几乎全然不解人事的年轻人，只不过刚好是大老板的少爷而已。他把士毅放在自己羽翼之下，带士毅参加各种聚会，参加其他层的人际活动。他让士毅见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任何人曾经花这么多时间与士毅相处，也不曾有人对他这么用心。所以士毅对利伯曼的感觉，不仅把他当成一个有才华的人，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喜欢士毅、并愿意花时间陪士毅的人。比起单纯的某个人崇拜另外一个人的才智，这种关系要扎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