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和士毅
在任何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通常总有一段小插曲，以它作为剧情后来发展的预兆。士毅·纽豪斯十足戏剧化地接收《纽约客》杂志，激起美国新闻界的一致震惊与关注，似乎一出莎士比亚式戏剧的所有要件全部齐备了，不能免俗的，当然也会有一段预警性的插曲。在他收购《纽约客》的前几个月，杂志偶发了一场小祸事，似乎在预警即将来临的大变动。事件牵涉一位《纽约客》的作家阿拉斯泰尔·李德（Alastair Reid），他大部分时间在国外采访，然后，再将稿子电传回来。
李德是土生的苏格兰人，有一天他在耶鲁大学向大学部的学生演讲。他想说明一个颇具哲理但是不易讲解清楚的观点——有经验的作家们偶尔喜欢在后辈学生面前耍点噱头。这个观点如果在报纸杂志的编辑室里向同事们宣讲，可能会立即受到批判。但这是在长春藤学校的课堂里嘛，学生们确实能够了解他想表达的卓越观点：读者需要更深一层的真相，所以记者不应仅仅以搜集事实为满足，还需要追寻洞察内情。李德强调说：“以相当程度的正确性报道还是不够的，有时候我们需要摆脱事实的局限，不必规矩地拘泥于事实。事实只是我们整体理解的一部分。”
作为这项伟大真理的一部分，李德承认他在为神圣的《纽约客》撰文之际，有时候会故意模糊事实与虚构的分际，目的要使读者把事情看得更清楚、更生动。李德从他实际工作经验中举出四个事例来作说明。譬如说，在《纽约客》刊出的一篇题目叫“巴塞罗那的来信”（Letter from Barcelona）文章里，李德描述了一家西班牙酒吧（但那家酒吧早已不存在了）；在计程车上的一段对话（事实上是在别处发生的）；以及其他一些情节与描绘，读起来非常贴切并适合他文章的内容，但未必都是真的。
在这次演讲里，李德这段把事实与想象混入人非小说类文章中，自命清高的自白，基本用心在于启发年轻学生对新闻报道作更进一步的思考，但是却被一个生性多疑的学生录音记录下来。这个学生不久就当上了《华尔街日报》记者。1984年年初，这个耶鲁出身的记者在《华尔街日报》头版写了一篇特稿揭发李德这项非正统的新闻写作观点，并且立刻引起广泛回响和极大的争论。从某些角度来看，反应的程度很难预测，毕竟，《华尔街日报》头版特稿不是一件小事。不过，李德的自白也绝非秘密，几个月以前，他的确在大学讲堂里公开陈述过。至于美国新闻界，对编造谈话内容和故事细节的做法也绝非完全陌生。但是《华尔街日报》刊出的有关李德在《纽约客》上编造新闻的文章，的确构成一则新闻学上意义深远的调查报道。美国报纸与期刊立即全面跟进，显著地予以报道和评析。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纽约客》记者自承，报道中编造故事”，它增强了事件的新闻性，并且也造成全球轰动的效果。
往后的几个星期之中，无论是媒体评论员，或道貌岸然的编辑，也还有一些令人讨厌的小人物，对李德“离经叛道”的理论纷纷发表意见，几乎完全一致地予以谴责。对另外一批别有居心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攻讦时刻：高高在上一言九鼎的《纽约客》跌得鼻青眼肿。在美国新闻事业圈子里，为了事后被发现编造虚构故事，许多报刊还曾经发生退还普立策奖，并将涉案的专栏作者或是声名显赫的作家革职的做法。虽然发生在物欲横流的80年代中期，而这件事所以能造成如此轰动，原因是这类的文章出现在读者最尊崇的《纽约客》身上。新闻界早已公认这份杂志与众不同，不可能发生如此的丑闻。将近60年来，《纽约客》一批大众所崇仰的作家与编辑们，把杂志办得如同鹤立鸡群般自成典范。从早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哈洛德·罗斯（Harold Ross）、佩雷尔曼（S．J．Perelman）、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以及他们在“艾贡肯酒店”中（A1gonquin HJotel）总是一起共进午餐开始，到60年代和70年代，越战与水门案时期的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塞林格（J．D．Salinger）、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等等，个个都表现卓越贡献良多。在被铜臭污染了的新闻事业中，《纽约客》是少数坚持文学品质原则的最后堡垒之一，是作者的纯净天堂，《纽约客》的篇幅中，字字珠玑，千金不换。如今李德自供编造了部分内容，无异自毁形象，有如掷石击破神圣教堂的巨大窗户玻璃。《纽约时报》写了一篇社论，半开玩笑他说，“世界末日似乎近了，真理事实源头的《纽约客》居然自承捏造事实，甚至还振振有词地想自圆其说。他们居然把虚构的情节当成事实来报道。”
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自1952年就担任《纽约客》总编辑，杂志刊登的每一句内容都经他亲自审阅核定。他通常对杂志任何一位作者如果和外界发生纠葛，总是采取袒护的态度，这一次事件也不例外。他从风波一开始，就公开地替李德辩解，但是肖恩对《纽约客》坚持报道事实的宗旨也丝毫不敢马虎。他曾亲笔写了好几十封信给投书抱怨此事的订户，向他们重申《纽约客》的正确方向仍在他全盘掌控之中。
之后，肖恩同意由发行人署名发表一项通告，强调杂志的基本写作原则今后不容再有违反：一是我们不容许虚构内容。二是我们不重新编排事实发生过程的先后顺序。二是我们不编造谈话内容。
1984年夏天在媒体界激起一阵茶余饭后话题的李德事件，其实只是即将笼罩整个《纽约客》杂志一场大风暴的小预兆——美国历来最佳杂志的《纽约客》马上就要易主，一连串似是而非、故意误导的声明，将完全掩盖住并购所有权，以及改变杂志未来方向的真实意图。
以后的两年之中，《纽约客》将发生许多重大变故：原来拥有杂志的家族和一些主要持股者将被赶走，传奇式的总编辑肖恩将被迫“辞职”，士毅·纽豪斯亲手挑选接替肖恩的新总编辑罗伯特·葛特利布引起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公愤，大家联合写了一份正式的陈情书，要求他不得进入《纽约客》的大门。而一度曾是最佳期刊、广告业绩鼎盛的《纽约客》也将发生其他一系列问题，引起媒体界普遍惊异，眼看着它编辑内容水准与广告收入一起大幅滑落，不知它将如何自我整顿，才能进入90年代。
以1．8亿美元购并《纽约客》，士毅·纽豪斯完全运用了他家族的传统手法。和他父亲当年惯用的方式一样，首先，他发觉一份由家族企业主控的刊物出了问题，然后千方百计地设法谋求占有，最后开出一个对方无法拒绝的价钱将它一举买下。萨姆·纽豪斯一生刻意营求，买下许多经营不善难以为继的报刊，在斯塔腾岛、克利夫兰，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有，但是他永远无法染指像《纽约客》这种出版事业中的瑰宝。1985年4月完成交易的时候，士毅·纽豪斯终能买下多年前他父亲企盼万分却无法到手的《纽约客》，他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自己的一项重大成就。
在李德使用某一种程度的欺骗手法之际，他被新闻界抨击得体无完肤，认为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在财大气粗的媒体大亨似是而非的言行里，却经常轻易地被社会宽容。使用了许多障眼手法之后，士毅·纽豪斯才能如愿买下《纽约客》。譬如说，在买下他第一批17%股权的时候，纽豪斯理直气壮地公开告诉《纽约客》记者，他无意寻求《纽约客》的全部控制；可是事实上，他早就已经告诉经纪人，他希望买下这家杂志。纽豪斯也曾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他“愿意”维持现有的人事，现有工作人员的工作职位，不受公司所有权转移的影响。但是不久之后，纽豪斯新任命的《纽约客》发行人思蒂芬·弗罗里欧（Steven Florio）一口气就解雇二十多位广告业务、主管和推销员。弗罗里欧原任纽豪斯公司另一杂志《绅士季刊》发行人，以严苛的人事处理手法闻名。
很明显的，最误导外界的一项说法是，杂志所刊出的一篇有关《纽约客》本身未来方向的短文。据说完全是出自总编辑肖恩的善意手笔。文章出现在纽豪斯正紧锣密鼓收购这家杂志的时候。肖恩向读者们保证，在纽豪斯主控之下《纽约客》将一切营运如常，无论是探讨文艺、评论政治，都将一本初衷，实事求是地追寻真理。但事实上，纽豪斯接手之后，《纽约客》编辑内存顿失往日一言九鼎的权威地位，似乎变得随波逐流；而广告也同时大幅下跌。60多年来，《纽约客》第一次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彼德·弗立希曼（Peter Fleischmann）对纽豪斯家族第一次出价企图收购《纽约客》杂志的经过，记忆犹新。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把酒喝完就赶紧一口回绝。
时间大约在60年代末期，弗立希曼尚未从父亲瑞奥（Raoul）手上接管公司。萨姆·纽豪斯打电话邀请小弗立希曼到他公园大道寓所一叙。弗立希曼回忆说：“那天很热，他要我过去喝一杯。”在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形之下，彼德·弗立希曼下班后到纽豪斯家拜访。
事实上，老纽豪斯的感觉没错，《纽约客》杂志内容的确有些变化快要发生。
多年来亲自主持杂志发行与广告业务的瑞奥·弗立希曼，现正放缓工作步调准备退休。瑞奥刚开始是家面包店的小老板，但是瑞奥不喜欢继承烤面包的生涯，就在一念之间，他和打桥牌的搭档哈洛德·罗斯（Harold Ross）一起创办了《纽约客》杂志，罗斯担任创刊时的总编辑。弗立希曼投资70万美元，他努力地勤奋工作，使《纽约客》的财务状况平稳度过刚开创的那段艰苦岁月，并且争取到曼哈顿精英分子的喜爱。杂志以幽默而玩世不恭的写作风格，加上谑而不虐的漫画插图，逐渐走上成功之路。罗斯以前曾在报社工作过，是一个做事卖力的人。虽然，有时他对自己杂志刊出的一些文章似乎并不完全了解，但却是一位绝对精明的总编辑。在确定杂志内容以及确定读者对象方面，他更近乎一位天才。就像一匹被投注很大的冷门马，《纽约客》对罗斯和公司而言，从开始就是一场赌博，经过多年以后，还是持续那种情况。
1927年就进入《纽约客》工作的詹姆斯·瑟怕（James Thurber）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与罗斯共事的岁月》（The Year Swith Ross）一书中说：“即使你消磨一整晚和罗斯在一起，你还只能见到他极少的一部分。他的思想一刻也不停，如同在半空中灵活的飞跃，有时低眉沉稳，有时高亢澎湃。谁也无法捉住他的完整形貌。我苦苦思索了六年，我方才发觉如何正确描述哈洛德·罗斯，我必须写出他谈话方式和生活方式——总是从一个峰顶飞跃到另一个峰顶。”虽然罗斯和弗立希曼不常说话（罗斯的高级助理赫利·杜克斯〔Hawley Truax〕必须在编辑和业务两部门之间充当联络人，并经常居中联系，否则谁都不知道对方正做什么）。但是杂志的业务却出奇地蒸蒸日上，纽约市最好的厂商和大百货公司都在《纽约客》登广告。1951年罗斯不幸去世，许多人都担心杂志可能一蹶不振。
但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弗立希曼和他的新总编辑威廉·肖恩秉持了罗斯遗留下来的传统，使《纽约客》在编辑内容上和发行广告业务上，两方面都保持成功。对于从二次大战战场上回来的那一代，《纽约客》早就是他们长期的伴侣，那时候，杂志紧缩成短小精悍的“战时版”送到前线。战争结束部队回家之后，才又看到充满广告的“厚胖版”。1966年，《纽约客》财务的成功达到巅峰，全年共有6143页广告。另外因为内容不适合或是版面挤不下等理由被拒登的广告价值有75万美元，如此一来，使得人数很少的股东分得破记录的股息。《纽约客》一向坚拒举债，赚了钱也不作任何扩充。读者是精选的一批对象，除了优待大学学生之外，订价从无折扣。有很长一段时期，杂志上不登自己的电话号码。杂志的作者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半开玩笑他说，“作为一个商业机构，这种做法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60年代后期，已经80多岁的瑞奥·弗立希曼将经营杂志的日常工作交给他的独子，45岁的彼德负责。彼德是二次大战的退伍军人，具有绅士风度，脸上总有淘气的笑容。彼德·弗立希曼原在银行界做投资业务，50年代时父亲就把他召回家族事业，熟悉工作准备有朝一日接班。父子两人对《纽约客》有着相同的共识——它是一个以简洁的贵族方式角度放眼人生万象的杂志。布伦丹·古尔（Brendan Gill）在他《纽约客工作》（Here at the New Yorker）一书中，描写彼德·弗立希曼是一位“英俊、和蔼而又幽默的中年人，他有着一双蓝眼珠，以及灰白的头发，永远保持传统的礼貌和风度”。
彼德·弗立希曼早就决定自己要办这份杂志，不会将它卖给任何人。不过，他想去听听萨姆·纽豪斯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萨姆·纽豪斯在书房里接待弗立希曼，他对从别的家族手上买下报刊很有经验。如果对方有兴趣听他说话，愿意收现款卖公司，机会有成交希望。弗立希曼已经在媒体界专业期刊上，看到有关纽豪斯有意收购《纽约客》的传言，如今亲耳听到他正式提出有意要买，他立刻打断老萨姆的话题，请他不必继续说下去。
他后来问忆说：“时间很短，我还来个及喝完他给我的那一小杯酒。我斩钉截铁地表示没有兴趣卖杂志。好像过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才记起并跟我父亲提这件事。”有关康德·纳斯特公司旗下的妇女杂志，像《时尚》、《淑女》、《魅力》等等，弗立希曼轻蔑他说：“我一本也没读过。”士毅·纽豪斯的亲信兼好友，《时尚》发行人狄克·肖特维记得在60年代末期，小纽豪斯第一次向他提到这个话题。当时两人同乘计程车，士毅问他：“假若你能买《纽约客》，你买不买？”
肖特维回忆说，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非常容易，“当时正是《纽约客》的全盛时期，我说我会像拼命一样地赶快抢着买。你为什么这么问？”
纽豪斯回答：“噢，我也会愿意的，但是我父亲不要它。”肖特维说，自此以后，就不曾再听过士毅提过这个话题。
20年之后，彼消此长，时移势迁，另一个年轻的纽豪斯再打电话给弗立希曼的时候，《纽约客》的情况已经大不如前了。1984年，士毅·纽豪斯比起他父亲当年的条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彼德·弗立希曼还受喉癌和其他病痛缠身，他对杂志的掌控本来就很松散，现在更是每况愈下，自己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弗立希曼说，事前唯一的征兆是在1984年夏天，他突然发觉《纽约客》一部分公开上市的股票价格发生异常的浮动，每股竟然涨过130元。弗立希曼说：“股票上下起落很大，我知道有事正在发生。我猜大概是纽豪斯搞的，但是我没办法查出什么证据。”
11月份一通电话证实了弗立希曼的怀疑，当时他正坐在杂志社董事长办公室里。来电话的是士毅·纽豪斯。纽豪斯告诉他，“我想出价买一些你杂志的股票。”
弗立希曼喉部手术之后须靠助讲器说话，说话的声音有点像机器人，使得对方很难听懂他说什么，尤其是在电话里。他们简短的谈话沟通得十分困难。弗立希曼忧心自己的健康问题，从而也使他难以坚持一个好的价码。弗立希曼回忆说：“我拒绝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在第二天，他就将股票市场上能买到的通通买走。”他想阻止已经来不及弗立希曼的困境早已存在十年以上，他至少知道其中一部分原因。1969年他父亲去世之后，弗立希曼为了支付他不能逃避的庞大遗产税，被迫重新安排家中财务。因此，他们的家族只能握有公司32%的股权，其中他自己所占的大约25%。在创办初期，《纽约客》有时候以股票折价支付作者薪酬，后来也曾以股票作为奖金发给业务部有功人员，弗立希曼家族拥有的股权因而逐渐缩水。但是当时大家都不在意，因为这些持有少量股票的都是“自己人”，大家对《纽约客》所有权，和弗立希曼家人是一样地忠心耿耿，矢志不二。
不过，70年代初期，付清父亲遗产税之后，彼德·弗立希曼警惕到，如果有人财力够大，又碰上适当时机，就有可能将这份家业从他手里弄走。不过他总觉得并不会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有人出价想买《纽约客》的事，过去曾经发生过好几次。60年代初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广播网董事长威廉·派利（William Paley）一再接触弗立希曼父子，但是没有谈出任何结果。70年代中期，华尔街的投资者沃伦·布菲特（WarrenBuffett）买下公司16%的股票，他拼命拜托弗立希曼替他安排和总编辑威廉·肖恩一起吃一顿午餐，彼德借机当面请教办好这份杂志有何困难之处。弗立希曼事先和肖恩串通好，要设法尽力打消布菲特的热情。与肖恩同进午餐之后，布菲特打电话给弗立希曼说：“彼德，现在我了解要经营你这份杂志，真的有一大堆非常困难的问题尚待解决。”《纽约时报》报道说，肖恩给某位人士上了一课，强调经营《纽约客》需要维系一份“微妙易碎”的平衡，分寸拿捏非常困难，轻不得也重不得，这是一朵小小的文学奇葩，如果想以它赚钱，绝对是一项高度危险的投资。布菲特听了，自然是知难而退。
虽然部分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开买卖，但是《纽约客》仍像私人公司一般地被经营，没有人敢冒险尝试购买。
弗立希曼接到他电话的第二天，纽豪斯买下公司17%股权的消息被正式宣布，使《纽约客》编辑部的许多人大为吃惊。作者和编者们已经习惯被摒除于编辑、业务两个部门中间的那道鸿沟，一点都不知道公司主控权存在的问题，一旦知道，为时已晚。
以他们长期惯用的手法，纽豪斯家族向新闻界保证，这绝非敌意接收的开端。《纽约时报》第二天报道说：“掌控纽豪斯家族事业的‘前锋出版事业公司’董事长士毅·纽豪斯，在一项书面声明中指出，此一股权收购行为纯为投资目的。他并补充表示‘前锋’没有计划要去控制《纽约客》，或去影响它的经营。”
事实上，纽豪斯很快地就采取动作争取杂志的主控权。由于杂志董事会本身的不合，特别是在菲立普·麦辛格（Philip Messinger）这部分，给了他无比的助力。麦辛格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公司的财务处理方式表示不满。麦辛格和另一名主要投资人威廉·雷克（William Reik）都觉得彼德·弗立希曼搞砸了公司好几件投资计划，并且他和杂志的社长乔治·格林（George Green）相处不睦，而使葛林在1984年5月辞职离开《纽约客》，投奔到赫斯特旗下的杂志去工作。
在60年代后期，麦辛格开始买进《纽约客》的股票，他觉得股票当时的价钱偏低，以后一定会大涨。70年代中期，当沃伦·布菲特知难而退地将所持股票脱手时，麦辛格立刻买下不少，最后，他占有公司13%的股权，仅次于弗立希曼的持股比例。在葛林担任社长期间，麦辛格的《纽约客》股票为他赚进数百万美元，所以葛林的辞职，使他对弗立希曼非常光火。他在董事会上和弗立希曼公开对阵。从这批股票上赚过大钱之后，麦辛格担心如果任凭弗立希曼掌舵胡搞，后果将不堪设想，也许应该急流勇退地把股票赶快卖掉。
威廉·雷克是个股票经纪人，担任“潘恩·韦伯”（Paine Webber））投资部经理，雷克多年来替自己和客户陆续买进《纽约客》的股票，1984年，他已经掌握14%的股权。他平日作风有点附庸风雅，喜欢《纽约客》的文学形象，觉得当一个杂志的大股东是件体面的事。
由于葛林社长辞职，麦辛格和雷克俩都认为弗立希曼非常不对劲，于是萌发退意。而正在这个时刻，纽豪斯一心一意地全力收购《纽约客》的任何一张股票。
陆续的十二多年来，不知婉拒了多少有意收购《纽约客》的人物，其中，弗立希曼唯独认为纽豪斯是最不恰当的买主，万般不愿把杂志交到他手上。不仅因为纽豪斯旗下报刊被弗立希曼认为层次不高，就连纽豪斯致富所玩的游戏规则，也不是弗立希曼欣赏的那套办法。假如说纽豪斯是个直截了当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商人，弗立希曼则是谨言慎行的彬彬君子。那个时候他也刚好听说联邦政府国税局，正在和纽豪斯家族的狡计逃税闹上法庭坚苦缠斗，企图追讨应缴的庞大遗产税。对于弗立希曼而言，讽刺的是当他依法缴纳遗产税之后，弗立希曼必须重新安排家族紧缩的财务情况，因而使他对《纽约客》的股权进一步的减少。彼德·弗立希曼不胜悲苦地扼要说明：“我不顾一切的困难，依法全额缴纳了我父亲的遗产税。我是一个诚实无欺的人。但是，当他们父亲死掉的时候，我不认为他们肯如此依法行事。”
在谈判收购的过程中，纽豪斯希望尽可能地顺利接手，如今，显然是剩下最后的一道障碍。有一天中午，他邀弗立希曼到他摆满现代艺术品和现代家具的寓所午餐。两个各怀心思，都显得很审慎，谁也没多说话。弗立希曼回忆那次会面表示：“我想他喜欢邀人吃午餐。但是我可一点也没胃口跟这个家伙享用午餐。我们直接走进餐厅，他并没有带我上楼参观他的艺术收藏。”
弗立希曼太过傲岸固执，就是问不出口他真正想知道的问题：纽豪斯为什么如此坚持地要买《纽约客》？这是一份弗立希曼的祖传家业，也是他唯一懂得经营、赖以为生的工作。他太想知道这个原因。他的妻子珍妮（Jeanne）曾表示说，“但是那不是彼德的格调，依他的个性他问不出这个问题。”珍妮并说出她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纽豪斯是为他母亲而买的，将它放在她的咖啡桌上。他父亲从前也想买，为的可能也是同一个理由。它是一件典雅的礼物，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尽管工作人员们对抗被纽豪斯接收的恳求不断，他自己也曾向包括石油大王继承人戈登·格蒂（Gordon Getty）在内的许多亿万富豪求过救兵，但是，弗立希曼逐渐失去挽救杂志的信心。当时，他形容纽豪斯说：“他家产有50亿，甚或100亿？我绝对斗不过这么大一笔金钱的人。在这个情况下，你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争取到最高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