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利伯曼

对士毅·纽豪斯来说，除了事业方面的问题，其他有待改进的重点之一，就是他自己的自尊心。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除了展现本身固有的商业性质外，也提供了通往曼哈顿某些上流社交圈，以及迷人的艺术、时装世界的晋身之阶。

能够帮助他并引领士毅迈入此一神奇领域的人，是一位已在公司服务数年，后来成为士毅·纽豪斯良师益友的利伯曼。利伯曼外号“银狐”，是一位孜孜不倦、思路缜密的老绅士，他在往后四分之一世纪之中，将成为康德·纳斯特事业里影响决策且一言九鼎的重要人物。

利伯曼站在一排设计版面的玻璃桌前，有时用放大镜，有时用肉眼，不断地仔细的凝视每一张小小的照相底片。就像矿工一丝不苟地在淘金一般。在这些一长条的底片里，要挑出一张下期杂志的封面，这张照片必须是他所谓“有魅力”的照片（a photo with“charm”）。

利伯曼外表严峻，鹰钩鼻型，灰白相间的胡鬓修饰得十分整洁，蓬松的银白头发由前额梳往脑后。1990年，他已将近80岁，却仍然一副指挥若定的神采，督导康德·纳斯特旗下各个不同的杂志，而且事必躬亲。在上班时间里，他通常穿着一套很难形容正确颜色的深色西装、蓝衬衫，配一条藏青色领带。他喜欢穿黑色保守的锐跑（Reeboks）球鞋或其他软底皮鞋，使他总能悄然无声地进入一个房间。他这位康德·纳斯特的编务总监，早已不需靠衣着来代表权威了。

当他检视各个杂志艺术主任送来预备用作封面的照片或是版面大样时，利伯曼惯用一种超然脱俗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评鉴意见，经常使用“我的朋友”、“我亲爱的”等亲昵辞汇来缓和他直言无讳的批评。这种严苛的考验过程，即使对一些有经验的专业者手都经常觉得吃不消。维朗尼克·韦燕妮（Veronique Vienne）尤其记得这种严酷情景。在她担任《自我》杂志艺术主任的短暂任期中，韦燕妮很快学得康德·纳斯特独特的细微言辞差异以及公事上的双关语意。这种特殊气氛在许多方面都似乎反映士毅·纽豪斯以及利伯曼两人诡谲的个性。她记得有一次某一张版面大样被利伯曼警告说：真是“太好了”，并沉着嗓音用法文继续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请你多用一点思考吧。”她非常了解，在康德·纳斯特的公司言语里，它的意思是她的版面设计不要太粗俗，太肤浅。总监的尖刻批评，表面听来如沭春风，事实上却暗藏着锋利如刃的警告。

韦燕妮后来提出她的观察：“像大多数被虐待的受害人一样，康德·纳斯特员工们崇拜虐待他们的人——利伯曼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在《自我》杂志里，我们也不例外。我们都尊称他‘利伯曼先生’，当他进我们办公室时，大家有一种莫名其妙高亢的使命感，像孩童心情般地突然兴奋起来。”利伯曼对暴虐的嗜好，不仅扩展到他的艺术工作领域，也波及于公司内部的政治运作。有一阵子，《时尚》杂志版面设计室里，墙上贴满小型报《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各期封面，充满着社会暴力犯罪新闻的血腥镜头和人类悲惨故事的哀戚画面，供利伯曼为刺激工作灵感的参考。用具“新闻性”（journalistic）这个词来形容利伯曼的作品要求，是一项崇高的恭维，他所追寻的是一种视觉理想。他撕下来张贴在墙上的黑白报纸封面、醒目的标题大字、特殊手法剪辑的照片、强调动作，并将捕捉到的刹那动感凝固在画面上——这都是利伯曼的独特商标。

在复杂的同僚关系里，利伯曼也是一位众所公认的大师。多年来，他能历经多位不同的老板、许多才华洋溢的总编辑，仍能保持职位于不坠，显示出他高深的功力。不过，一直到纽豪斯家族买下康德·纳斯特经营权之后，利伯曼才在公司里晋升到顶尖地位，他的审美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士毅·纽豪斯，而且及于整个美国传播媒体。

1959年纽豪斯家族买下康德·纳斯特不久，萨姆找来他的长子说：“进去工作，并学学要怎么办杂志。”士毅在这个领域的启蒙老师就是利伯曼，一位47岁温文有礼的艺术家，曾经主编过大西洋两岸的著名杂志。在原来的康德·纳斯特集团的主力杂志《时尚》里，利伯曼排名在发行人帕特切维奇和总编辑杰茜卡·戴维斯（Jessica Daves）之下，担任艺术主任。不过，集团旗下其他杂志的艺术主任鲜少有人具有利伯曼的影响力。年轻的纽豪斯一进这个杂志世界立即发现，无论在欧洲文化、现代艺术，以及个人言行举止的魅力上，利伯曼都是一位十足的老师，正是父亲要他学办杂志的良师益友。随着业务量的水涨船高，利伯曼的权力也跟着加大，他并于1962年正式奉派担任包括《时尚》在内，所有康德·纳斯特杂志的编务总监。在士毅眼里，看利伯曼就像看正在指挥交响乐团演奏的大师，或是正拿着调色盘的伟大画家，崇拜之心油然而生。事实上，利伯曼文化素养精深，他能把高级艺术和大众市场品味融合为一，在他的画室里，他能如数家珍的畅谈毕加索的绘画手法，进了客厅，他又能津津有味地欣赏电视上的玛莉·奥斯蒙德（Marie Osmond），他能研究出办法来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感性揉和在一起，使之表现在康德·纳斯特杂志的版面内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