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字当头
这种故意破坏新闻标准的手法，在有骄傲传统的《波特兰奥立冈人报》来说，也不是原先就有的。《奥立冈人报》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日报，日销33万份。周日版更高达44万份。不像萨姆·纽豪斯以前买的其他报纸，他购并《奥立冈人报》的时候，报纸的财务状况已被公认是成功的，而且有能力赢得一座普立策奖，证明是一份符合波特兰民众求知所需的好报。纽豪斯家1950年买下该报以后五年，《奥立冈人报》的新闻品质明显地大幅下降，尤其在一次引发暴力冲突的罢工事件之后更加明显。奥立冈州联邦参议员威恩·摩尔斯等几位地方政坛领袖，对纽豪斯掌握这家报纸所有权的情况都曾表示关切，特别是在波特兰仅有的另一家竞争报纸《奥立冈日报》主人以800万美元将《日报》卖给纽豪斯之后，《奥立冈日报》立即被停刊，一切营运并入《奥立冈人报》的作业之中。
和以往曾经发生过的风波一样，纽豪斯买下的这家新报纸，有惊无险地平安度过一项政府有关违反托拉斯法的调查，并且在60和70年代趁着波特兰的繁荣而大蒙其利。80年代，《奥立冈人报》被形容为又肥胖又快乐，偶尔还在新闻报道表现上可圈可点地出出风头，像有关波特兰各学校在取消种族隔离工作上已有长足进步的报道，或是当地派出的一个医疗团队在衣索比亚的善行义举。但是大体而言，地方新闻一直乏善可陈。
当80年代末期与90年代初期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影响到波特兰地区时，《奥立冈人报》原来屡破记录的盈余数字为之缩小，报纸开始降低新闻学上的道德标准，用以适应广告收入的下跌。举例说，1989年，报纸经理部门曾经有一次决定把好几万份已经印好的周日版报纸作废全部重印，只是因为广告部门有人反对房地产栏刊出的一篇有关售屋如何不找经纪人的文章。不敢得罪房地产广告客户，《奥立冈人报》立即决定撤掉那篇稿子，并将认可该稿的主编降调。被问及这一事件，编辑主任彼德·汤姆森（Peter Thompson）告诉《华尔街日报》说：“那篇文章对读者而言，说明得并不‘中肯’，而由于编辑流程上疏于审查而不慎误被印出，疏失之处已予补救。”尽管说词不易被人全然接受，汤姆森坚决否认《奥立冈人报》向它的广告客户卑屈磕头。这件事所传达的讯息非常清楚，广告客户的利益重于一般读者的利益。
不久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完全就是故意回避新闻。1992年春天，《波特兰奥立冈人报》获悉有关奥立冈州资深联邦参议员鲍伯·派克伍德（Bob Packwood）一连串大胆妄为性骚扰的丑闻，但是对好几位曾在他手下任职妇女提出的投诉，报纸决定采取不予处理的做法。受辱妇女中，有一位是《奥立冈人报》64岁的记者。她控诉这位共和党参议员，在一次她采访背景资料的谈话之后强吻她的嘴唇。当时，派克伍德以现任参议员身份正在竞选连任，这是一个新闻性最敏感的时刻，但是波特兰市唯一主要报纸《奥立冈人报》对这件强烈怀疑属实的故事，选择一字不登的立场。事实上，它还支持派克伍德的竟选连任，1992年11月选举刚过，《华盛顿邮报》立即刊出有关许多妇女在她们尊敬的参议员手下，惨遭性虐待与性骚扰的揭发文章。很多人抨击《华盛顿邮报》等到选举之后才登出这么爆炸性的新闻。在奥立冈，人们对《奥立冈人报》故意逃避这项丑闻的怯懦，深感愤慨，报纸对这件事后来公开认错。自1982年开始一直担任总编辑的威廉·席拉德（William A．Hillard）解释说：“我知道我们并没有经常表现出我们应有的积极进取。当这种情况既然已经发生，我愿意负起一切责任。”
派克伍德参议员丑闻案，进一步加强了《奥立冈人报》和“金权”挂钩的形象。早几年之前，该报曾经以每年2.2万元，约聘奥立冈州另一位联邦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的高级助理替报纸撰写专栏，唯一的先决条件是他不得提及哈特菲尔德。故意回避地方政治丑闻，《奥立冈人报》受到举国批评，尴尬万分。这一事件使得大家开始重行检讨该报在新闻伦理上的庸俗表现。许多选民要求罢免派克伍德，波特兰的读者们在他们的汽车上粘上贴纸，开“奥立冈人报”广告口号的玩笑：“假若它是奥立冈人关心的事，请看《奥立冈人报》。”现在汽车贴纸上的口号是，“假若它是奥立冈人关心的事，请看《华盛顿邮报》。”
很不幸的，这件争议性风波的阴影掩盖了威廉·席拉德的许多成就。他是在美国大报担任总编辑的少数黑人之一，他在《奥立冈人报》中扩大了少数民族的任职机会。1993年席拉德获选“美国报纸总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主席，同时刚好纽豪斯派来一位新增的执行总编辑负责报纸编务，事实上这是因为派克伍德案的不良影响，而导致的人事安排。对于纽豪斯旗下报纸发生这种新闻专业上的错误，如果只苛责席拉德或是任何其他一位主管，都是见树不见林的偏差。这不是一项单独的孤立事件，或是一时的失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纽豪斯家族对所属报纸所持的基本态度，使它产生一种特异文化：大而化之的新闻报道，暧昧的政商关系，模糊的道德标准，处处有负公众对传播媒体的信赖。
纽豪斯将报纸仅视为能够榨取出金钱的乳牛，这种晦暗的心态，在旗下最大报纸《纽瓦克纪事星报》上更是表露无遗。它是雄霸新泽西州市场的日报，日销48．3万份，星期天发行量甚至高达71．7500万份。当《纽瓦克纪事星报》周日版再夹进大批地方广告时，有时分量页数甚至超过《纽约时报》。唐纳德·纽豪斯只管报纸财务收支方面的事物，其他工作都由担任总编辑将近40年的莫特·派伊（Mort Pye）负责。派伊是个粗犷而精明的人，他1942年开始就和纽豪斯家族结下不解之缘，一生的经历只在两家报纸工作：纽豪斯的《长岛新闻》和《纪事星报》。1957年派他奉纽豪斯家族差遣，调到营业困难的《纪事星报》，当时纽瓦克城里还有另外一份广受好评的《纽瓦克晚报》（Newark Evening News），《纪事星报》的广告发行当时远远落后。派伊回忆说：“我不喜欢说过去的烂事，不过在50年代，《纪事星报》的确毫无生气，虽然纽瓦克当时仍是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城中。报纸一蹶不振，业务一落千丈。”
在新闻报道上，《纪事星报》采取一种“清静无为”维持现状的立场。纽瓦克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很多的城市，报纸对于地方政客的贪腐、城市日增的罢工事件，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地视若无睹。60年代，市长休·阿多尼佐（Hugh Addonizio）是个败类，据联邦司法机构事后承认，市政府里犯法组织横行，但是《纪事星报》的读者对这种严重的腐败情况一无所知，直到问题爆发，市长被起诉、定罪，并且入狱。1967年纽瓦克发生暴力性的种族暴动事件，全城骚动扰攘不安，《纪事星报》犹如大梦初醒，自己也大惊起来。由于电视新闻的日益普及，竞争对手《纽瓦克晚报》和全美国许多其他下午报一样，业务早已受到严重影响，加以城市中种族暴乱，简直如雪上加霜，《晚报》的经济陷入谷底，以后一直无法回天。自从1882年就拥有《纽瓦克晚报》的史库达（Scudder）家族决定将报纸脱手求售，最后以2000万美元的价码将发行名单及其他资产卖给纽豪斯。70年代初期《晚报》关闭之后，《纪事星报》快速地大幅扩充，刻意要变成新泽西报业市场上最大的报纸。
卖掉《晚报》的理查德·史库达原先对纽豪斯雄厚财力欣羡不已，但是看了《纪事星报》新闻品质的贫乏庸俗，敬仰之心大打折扣。他说：“他们是一份非常平淡乏味的报纸，作风胆小如鼠，他们本来可以和《晚报》一样地对新泽西州做出卓越的服务，但是他们对此毫无兴趣。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无心以之为善。”
《纪事星报》最不符合新闻道德的手法，是压迫竞选活动中的政客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他们威胁说，如果不花钱登广告，《纪事星报》就会在新闻报道上叫候选人好看。州长候选人托马斯·基安（Thomas Kean）的一位竞选助理，曾记录下一段他与这家纽豪斯报纸一名广告推销员的谈话。他向助理提出威胁，如果基安竞选总部不肯在《纪事星报》的广告上多花竞选经费，就别想在报上看到捧场的新闻报道。《纪事星报》当时的主编曾经郑重否认报纸“曾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用政治新闻报道交换广告”。但是，当时该报的首席政治记者曾自广告部门收到备忘参考资料，是一份每个候选人在报上登政治广告的收费账表。
还有好多其他例子，《纪事星报》派驻州议会办事处主任的政治记者，替他的“好朋友”州众议员彼德·罗迪诺（Peter Rodino）写新闻稿；他也替“新泽西汽车驾驶人协会”（New Jersey Motorist Association）发新闻稿给其他记者，他在“协会”的发薪名单上列名秘书。几年以前，《纪事星报》另一位政治记者负责采访当时尚未发迹的小检察官布伦丹·拜奥尼（BrendanByrne）的新闻，拜奥尼拥有的一家保险公司，每年付他8000美元兼任公关，这位小检察官后来当上了新泽西州的州长。这位记者从未向他的读者们透露过，他从拜奥尼手里每月固定领钱的秘密，但是他继续替《纪事星报》采访州长各种活动的新闻。《新泽西月刊》（New Jersey Month1y）记者罗伯特·安森（Robert Anson）评论说：“收买记者是新闻界一个肮脏的小秘密，这种新闻几乎从来没有人敢写，事实上，甚至没人谈论。但是，它是存在的，它从根本腐蚀了新闻理念的基础，以及读者对报纸提供客观新闻的信赖。”
纽豪斯家族经由《纪事星报》的广告和订费，从新泽西州人口里，年复一年地吸入大量财富，但是从未将盈余中留出部分发展报纸。全国排名第11位星期日版的报纸，现况完全不符合应有的身份。1992年总编辑派伊说：“纽豪斯报系是社区导向的报纸，我们为社区做最佳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纪事星报》竭尽所能挖掘社区的广告资源，但是一点都不想在新闻表现上予以回馈。它独占当地报业市场，所以敢于无视读者的利益，这种卑鄙心态、狂妄作为，永远不会改变。《纽瓦克纪事星报》是纽豪斯最肥的一条榨钱金牛，但是它的头版版面，仍然维持50年代报纸的简陋形貌，新闻处理手法的呆板和莫特·派伊初来上任时一般无二。将近40年后，报纸从未得过普立策奖，也从未得过同行的尊敬。
今天，有太多关心新闻事业的人，都在质疑美国报业未来的远景，纽豪斯报团正是整个报业痼疾与恶习的典型。虽然纽豪斯家族的财富大都来自这些报纸——遍布美国大小城市——但是两位财主兄弟的注意力却完全不在报业的新闻品质。士毅·纽豪斯曾经有一次做了这么一番解释：“我弟弟和我从来没有意愿、也从来没有机会，去插手我们任何一份报刊的编务。我们从父亲那里学得如何健全管理、建立财务，以及健全其他的各种事业，这已经够我们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分心旁骛。”总而言之，简单的一句话，拿了钱就跑。结果影响所及，纽豪斯旗下报纸，即使偶尔有些事实发生，像聘了一 位有才华的编辑、用了一位能干的记者等等，但都被违反新闻专业的理念、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抵销殆尽。
纽豪斯报系中似是而非自我矛盾的情况，在1993年发生的两件事情里更是表露无遗。《克利夫兰平原商报》以有关医生与医院使用劣等品质放射医疗器材，患者治病所造成的危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赢得“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年度新闻报道杰作奖。但是不久之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又选了《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是年度最烂报纸奖，因为该报拒登“纽豪斯新闻通讯社”所发姊妹报得奖的那篇文章。“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说，《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之所以没有登出这篇系列报道，因为报纸发行人艾斯顿·费尔普斯的妻子，一位放射学专家对文章内容表示反对。
有足够影响力的人可以轻易扼杀有利公益的资讯，这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1985年批判士毅与唐纳德·纽豪斯经营报纸观点的进一步证明。“评论”指出：“在这个体系里，做得好可能受到赞扬，但是并没有要求你要做得好，顶头老板关心的是金钱，不是文字。全美国第三大报系中迄今没有出现好报，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1993年《HG》（《家与园》）停刊的时候，许多忠实读者为失去一个长期伴刊而伤心不已。士毅·纽豪斯宣布杂志停刊之后，总编辑南茜·诺瓦格罗（Nancy Novogrod）说：“我收到好多感性、智慧的，以及令人欣慰的读者来函。他们全部表示非常怀念。”
当士毅·纽豪斯宣布关掉有92年历史《家与园》的时候，由于大家都了解它仍是一个赚钱的杂志，所以《家与园》之猝死令工作人员大感惊异。《家与园》历经许多起伏，也历经许多总编辑，包括80年代安娜·温特在此初试啼声，将杂志《家与园》的老名字（House&Carden）改为比较时髦的《HG》。温特过于急进的改革，吓跑了许多读者与广告客户。1988年，诺瓦格罗接替温特担任总编辑，发行广告下坡的颓势终被制止，《HG》又成为全国最好的“住宅”（Shelter）杂志之一。
1993年3月，《HG》正在大有可为之际，却面临了死亡厄运。士毅·纽豪斯由“维普传播公司”（Knapp Communications）以1．75亿美元现款买下《建筑文摘》和《美食》（Bon Appetit）两份杂志。一般人认为《美食》将拓展康德·纳斯特公司对食品与旅游市场的控制，但是绝大多数内行专家指出，《建筑文摘》才是纽豪斯真正想要的瑰宝。虽然《HG》的读者比后者稍多（69．6万份对65．3万份），《建筑文摘》的大广告客户多，读者水准较高。大多数中产阶级读者皆能体会两者不同之处。在任何一期《HG》篇幅里，你能为你自己住家找到一些用得上的指点，以及付得起的设计，在《建筑文摘》中，你只能对那些豪华宅邸羡慕得目瞪口呆。
在成交的时候，康德·纳斯特总裁伯纳德·莱塞提出保证，两份杂志都会继续办下去，没有一份会关掉。但是两个月之后。纽豪斯和莱塞宣布他们将把《HG》停刊。纽豪斯说，由于两者“重复之处太多”。虽然《建筑文摘》和《HG》读者层次不同，两份刊物都在争取几乎相同的广告资源。根据纽豪斯家族长久遵行的传统，消减竞争对手，或是将之购并，士毅做了最后的底线哲学决定：《HG》必须走路。
1993年7月《HG》出最后一期，编辑们（有些已经奉调公司里其他单位）本想刊出一张全体工作人员挥手告别的合影。总裁莱塞知道这个构想之后，立即予以制止。一位编辑说，“他觉得不必把一份杂志的停刊，弄得太感情化。”
事实上，由过去的资料里，士毅·纽豪斯曾经有过太多翻脸无情的人事撤免，冷酷绝情的关掉报刊，完全都不具人性化或感情化。在这些无情、冷酷的手腕背后，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他一个人掌控了这么多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反过来说，也证明美国政府对类似“前锋出版公司”这种庞大媒体集团违反自由竞争的种种恶行，无法予以有效的防止。当人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事冲突和调动的时候，纽豪斯很技巧地逃避了社会公众对他公司大幅扩充的检视。
如果仔细检视纽豪斯家族和士毅本人在扩展媒体集团过程中所惯用的手法，可以很容易地注意到许多基本上反民主的作为。其中，消灭竞争对手是最鲜为人知的故事。
萨姆·纽豪斯不喜欢他的报纸有竞争对手，他认为有竞争对手的报纸是“死棋”，若想报纸赚钱，必须争取市场独占。在他当家的时代，他曾经先后买下而又停掉《长岛新闻》、《波特兰奥立冈日报》，甚至于赖查勒律师给他起家的《贝昂尼时报》。士毅和唐纳德·纽豪斯继承他们父亲消灭竞争对手的传统，在事前安排好的运作中，买下《克利夫兰新闻》的订户名单，1980年将自己原有的《新奥尔良国家新闻》（New Or1eansStates ltem）“并入”比较强势的《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运作的手法通常包括——收购竞争对手的订户名单，和对方报纸所有人秘密签订购并交易，说服经销商将报纸放在报摊上最好的陈展位置，或者，更简单地，拿出大把现款，引诱竞争者攫之而离去——使得老萨姆·纽豪斯和他两个儿子几乎永远都无往不利。
80年代，在波特兰和新奥尔良，部分反对他的人曾经提出法律诉讼，指控纽豪斯所属的报业，在这些城市里抬高广告价格和订费，但是诉讼都没有结果，纽豪斯兄弟依然我行我素，丝毫不受影响。1983年士毅·纽豪斯不理会地方、州政府和联邦官员的反对，独断独行地停掉他拥有的《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报》。对许多评论专家而言，《环球民主党人报》实在没有任何值得夸耀之处。在纽豪斯家族主持之下，报纸内容贫乏至极，几年以前曾被一份新闻学评论刊物评选为全美十大最差报纸之一。不过，它总还是另一份报纸《圣路易斯邮讯报》（St．Louis Poset Dispatch）在全城中唯一的竞争对手。
最引人争议的是纽豪斯和《圣路易斯邮讯报》主人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签订之后二十多年才曝光。根据这项1961年达成的秘密安排，纽豪斯家族和他们的竞争对手协议，两报一切业务都联合处理，所得利润两家分享。1983年11月，依据这项协议原则，纽豪斯决定将《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报》停刊，美国联邦司法部对这份报纸停刊案，曾以反托拉斯法的理由予以干涉。因为政府介入阻止，纽豪斯在1984年初，把报纸卖给杰夫瑞和黛博拉·格鲁克夫妇（Jeffrey and Debra Gluck），在他们经营之下，《环球民主党人报》不久宣告破产，1985年11月终于正式倒闭。无论纽豪斯是故意要关掉《环球民主党人报》也好，或是决定卖给别人之后因经营不善而停刊，依据协议的规定，纽豪斯的公司在公元2034年之前，仍可每年分享来自圣路易报纸广告市场的大笔盈利。当这份有32年历史的协议，在1983年为外人获悉的时候，一些被公开的估计资料指出，纽豪斯和拥有《圣路易斯邮讯报》的普立策公司，由于把圣路易搞成只有一家报纸的城市，每年可以分享高达1500万美元的盈余。自从《环球民主党人报》停刊之后，到1993年为止，纽豪斯已经由这项协议之中，总共分得4350万美元。《环球报》倒团了很久之后，卡洛琳·托齐尔（Carolyn Tozier）在学术性的《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上撰文指出：“在圣路易搞成一报独占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当地居民，对整个新闻业而言也是一项困扰。”
纽豪斯的律师们回答说，这项协议完全合法。根据联邦的“报纸保护法”（Newspaper Preservati On Act），纽豪斯正好钻到一个允许他们将两份报纸中关掉一份的法律漏洞。《华尔街日报》把这件事称之为“邪恶的误解法律”。纽豪斯这项行动之后，包括迈阿密和匹茨堡在内的其他6个城市，对显然被误解的“报纸保护法”提出类似的解释，因此也都先后成为“一报之城”。纽豪斯的一名律师刁钻地说：“当你按照司法规定办事，它很难说你做错了。”
从圣路易发生的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绝大多数美国新闻从业人员、读者，甚至分析媒体业的评论专家们，全部不了解纽豪斯家族事业的细节，部分原因是他们公司一直由家族私有，此外，他因为士毅·纽豪斯不喜欢向家族王国的这一部门透露有关另一部门的资料，即使对公司中亲信的高级主管都不例外。思蒂芬·弗罗里欧曾经如此形容他的老板，“他尽量使各个部门维持最隔离的状态”。
隔离各个独立的下属公司，每个公司有自己的预算，自己的收入，发展自己的业务，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确定地知道纽豪斯的媒体事业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根据新闻媒体业界的评估，它是全美国最大私有传播媒体集团。在90年代中期，属下员工多达1．9万人。纯就规模而言，拥有的图书出版、报纸、杂志和有线电视的总收入，纽豪斯王国是首屈一指的——或者至少接近最高点。泰德·特纳（Ted Turner），阿瑟·赛茨柏格（Arthur Sulzberger）、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甚至连鲁琅特·默多克等人，谁都不如士毅·纽豪斯事业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