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的天堂
有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兰登书屋”几乎就是本尼特·赛尔夫自己的书屋。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很高兴地体认到，它更像他个人能表演发挥的舞台。早在1925年，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年轻的赛尔夫和他同学好友唐纳德·克罗佛（Denald S．Klopfer）开始以他们锐利的眼光和处事的热诚出版书籍。他们最早出版的一套书是重新设计过且印刷精致的古典文学作品，定名为“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丛书，为以后发展成的“兰登书屋”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它将高文学格调的经典作品，与老少咸宜的通俗读物合而为一，树立了“兰登书屋”以它为传统的独特品味。
赛尔夫个子不高，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架一副牛角框的眼镜，非常懂得交友之道，朋友们很容易喜欢他。“兰登书屋”最具才华的编辑之一杰森·艾普斯汀（Jason Epstein）说：“本尼恃把‘兰登书屋’经营得有如演艺事业，只是稍稍保守一点，从某一个程度看，公司似乎有些粗陋。可是本尼特有他的品味，他知道公司旗下作者名单中拥有菲立普·罗斯（Philip Roth）和威廉·史泰隆（William Styron）是多么重要，他绝不流于凡俗。其他出版家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作者，也晓得一千种致富之道；柯尼特·赛尔夫却不晓得。”
在赛尔夫和克罗佛手下做事，无论编辑和作家都享有尽情发挥才华的自由，他们出版的作品百家杂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安·兰德（Ayn Rand）、詹姆斯·米契纳（james Michener）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尽皆网罗在内。赛尔夫似乎有一份天赋的本领，能够察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他了解公众的兴趣和阅读习惯，照他自己所形容的，他能推出一批书籍，使在书店里浏览的读者“任意挑选”（“at rand Om”）就能买上一本。“现代文库”的经典作品，到1971年赛尔夫去世时，已经售出5000万册。另外还有好几种赛尔夫设计出版的书也部长期畅销，成为公司的金矿。
赛尔夫曾经勇敢地下了一项决定，和政府打官司，直接挑战联邦政府的出版品检查制度。那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讼案，结果使詹姆斯·乔伊斯（Janles Joyce）的作品“尤利西斯”（Ulysses）得以在美国出版，也使“兰登书屋”初露头角的声名大噪。出版乔伊斯这本力作的官司引起全球关注，“兰登书屋”成了争取文艺表达自由的无畏先锋，一个与文学诸圣同一立场的出版家。乔伊斯小说末尾叙述的所谓“脏话”，被联邦法官判决为“诚挚而严肃的企图，为了观察和描述人性而思维出来的一项新的文学手法”。“兰登书屋”终能于1934年在美国出版乔伊斯的小说。经由法庭官司的轰动，不仅使这位爱尔兰作家一夕成名，世人也对敢于向政府猥亵禁令挑战的年轻出版家刮目相看。
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本尼特·赛尔夫是以长期播映的电视现场表演“我的立场”（“What My Line？”）担任主持人而闻名。但是他真正的成就在于结合文学创作的才华精英，把“兰登书屋”创办成美国伟大的出版公司之一。
二次大战之后，赛尔夫和他的公司坐落于曼哈顿中心麦迪逊大道上，有如宫殿建筑一般古朴的“维拉大厦”（Villard House），就在圣柏尼克大教堂的后面。大厦内部有意无意地营造出一种雅致的书香气氛。当50年代中期，杰森·艾普斯汀刚由另一家出版公司被网罗到“兰登书屋”担任编辑时，他向老板娘表达了他的快乐心情。当时也在“兰登书屋”担任编辑的菲莉丝·赛尔夫回忆说：“杰森·艾普斯汀一进门就喊，他进了安乐乡。它真是最醉人的场所，他觉得自己就像进了美丽的天堂。”
罗伯特·伯恩斯坦是从“西蒙·舒斯特”（Simon&Shuster）出版公司跳槽到“兰登书屋”的，和艾普斯汀几乎同时进公司，他对“兰登”也有同样一见倾心的感受。他是公司里一颗新星，后来职位升迁快速。任用艾普斯汀和伯恩斯坦反映出赛尔夫的理念，他认为经营一个出版公司和经营一个冠军棒球队非常类似。他相信一定要培植像阿尔伯特·爱斯肯（Albert Erskine）、罗伯特·鲁米斯（Robert Loomis）、乔易·福克斯（Joo Fox）以及罗伯特·葛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这种具有才华的第一流编辑，合力创造一份崇高的事业，才能保证“兰登书屋”继续不断地发展和成功。他聘用伯恩斯坦，是借重他推销通俗读物的商业专才，而聘用艾普斯汀，则是借重他对文学鉴赏的慧眼以及寻访重要作品的才识。“杰森·艾普斯汀是我高档读物的编辑，罗伯特·伯恩斯坦是我大众读物的编辑。”赛尔夫曾一语道破地公开表示。
到了1965年，“兰登书屋”已经发展成一家产品内容多元化成熟的出版公司，包括60年代初期购并的“阿尔弗雷德·克诺夫”与“诸神”（Pantheon）等表现卓越的出版单位。那年赛尔夫67岁，他决定卖掉“兰登书屋”，从公司总裁身份退下；他挑选伯恩斯坦继任。赛尔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有一个资历完整的人选，一个适当的继任人选。”那一年，赛尔夫和亨利·鲁斯的“时代生活公司”（Time Life Company）接触，谈判出售合并之事，双方均表同意。可是联邦司法部出面干预，认为“时代生活公司”是一家大规模的出版商，两者并购之议，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规定，政府必得依法阻止。后来“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老板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表示愿意照赛尔夫的开价承购，这项交易一拍即合。合约内容非常优厚，条件中讲明仍由赛尔夫的班底经营“兰登书屋”，RCA不干预其出版业务。
伯恩斯坦担任公司总裁的任期中，他一向保持赛尔夫和唐纳德·克罗佛留下的传统，给编辑极大的自由创造发挥空间。不过伯恩斯坦似乎命中注定总是有人在后面监督他；到他1971年逝世为止，赛尔夫一直担任“兰登书屋”董事长，对公司的营运关注不减。赛尔夫承认，虽然对伯恩斯坦有充分信心，自己却很难完全卸下对这份事业的责任感，有时候，免不了仍插手公司事务。在附属于RCA的年代，伯恩斯坦要向葛理菲斯等一批对图书出版经营，毫无了解、毫无兴趣的顶头上司们简报公司营运状况，自己感到苦不堪言。所以1980年纽豪斯买下“兰登书屋”，伯恩斯坦以为今后只面对一个老板，外界又盛传他“编辑自主”的政策，心中顿感舒坦多了。两年后，伯恩斯坦告诉《华尔街日报》：“在RCA时代我有五六个主管，RCA有80亿生意，我们仅只占4000万元，他们根本不重视。”伯恩斯坦和RCA之间有一项特别的争议，久久不能解决，但是纽豪斯接掌之后，几个星期内就处理掉了。他迅速批准伯恩斯坦的建议，买下“佛西特图书出版公司”（Fawcett Books）。“佛西特”是一家专门走群众路线出版平装本小说的出版公司，伯恩斯坦希望用它来搭配“兰登书屋”冗长的大牌作者名单，以及价格昂贵的精装本出版物。伯恩斯坦心怀知遇感恩，以为这个新老板不仅立刻进入情况而且果断有为。
士毅·纽豪斯谦称自己对图书出版事业许多方面都所知有限，他处处表现出热切的学习意愿。在出版业界主要的专业期刊《出版家周刊》（Pulbishers Week1y）一篇专访中，士毅·纽豪斯形容自己只是伯恩斯坦经营“兰登书屋”的一个“顾问”。他说，“我希望和他经常碰面，洽谈有关问题。我在年轻时代有能力从基本上做起，先学报纸、再学杂志。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但是，我希望能够体会充斥于图书出版事业之中的机会和活力。”纽豪斯声称，他主要兴趣在于“出版事业的庸俗面”，例如印刷、发行、市场和其他与财务有关的事务。许多不太了解纽豪斯企图的编辑和作者们，闻言如释重负。
伯恩斯坦一向是一个心安理得的人，对公司里搞阴谋毫无兴趣。他对于纽豪斯所提的问题都知无不言，并且还鼓励他直接找编辑们谈话。伯恩斯坦回忆说：“我从不企图影响他对出版事业的看法，希望他发展出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是：纽豪斯了解出版愈多，在他庞大王国多元事业的相互竞争中，“兰登书屋”就能受益愈大。
每个星期二下午，纽豪斯和伯恩斯坦在四季大酒店一家牛排屋中同进午餐。他们快速地检讨有关公司业务的各种备忘录和报告，纽豪斯用一本黄页记事簿记下要点。伯恩斯坦提到这项午餐汇报表示：“时间很短，很快。谈公司里各个部门发生的事，谈人事、谈买书、谈上星期里出版界大体发生的事。如此每星期例行的谈一次，他当然可以完全掌握出版事业的全貌。”有纽豪斯的充分支持，伯恩斯坦把公司主持得很好，“兰登”快速扩展，业绩由1980年购并时的2亿元，升到80年代结束时的将近9亿美元。在伯恩斯坦领导下，“兰登书屋”成了美国正派书籍出版的主流力量之一。然后又把竞争方向扩张到通俗小说、当代传记、历史、小品文等非小说性的散文文学，以及知名作者的其他类别著作。为了提高盈利，伯恩斯坦把并购来的“佛西特”图书公司与它既有的“拜兰汀”图书部（Ballantine Books）合并，组成美国最大通俗读物的出版者之一。他又成立了“维拉”图书部（Villard Books），向“纽约时报公司”买下“时报”图书部（Times Books）。他也扩大“兰登书屋”为《读者文摘》、《美国汽车协会公路地图》（AAA Road Atlas）等较小出版商的代理发行业务，又请儿童读物与畅销书作者灌制录音带和录影带。
到了80年代中期，“兰登书屋”的盈利逐年稳定上升，利润高达15%——在图书出版业一般利润要低得多的情况下，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而“兰登”成了纽豪斯手上值得骄傲的一个金库，财源滚滚而来。1985年纽豪斯接受《纽约时报》一项访问时，难得他讲了一句大话，“我认为（我买下兰登），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划算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