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外界疑虑

虽然许多人对布朗接任《纽约客》一事疑惧交加，布朗也尽可能使交接过程做到顺利圆满，但是瑕疵之处在所难免。伦敦《独立报》（The Independent）编辑亚历山大·钱塞勒（Alexander Chancellor）受《纽约客》之聘，负责政善巷首出现的“都市闲话”栏，他在工作上失常的表现就是一个显著例子，钱塞勒是布朗聘自英国的几位工作人员之一（另外还有英国记者马丁·亚米斯〔Martin Amis〕）负责网球报道，《独立报》周日版影评人安东尼·兰恩（Anthony Lane）取代《纽约客》原来任职的麦克，斯拉哥（Michael Sragow），当她指派钱塞勒出任新职时，他不仅薪水优厚，后来还和布朗的丈夫，“兰登书屋”主管哈洛德·埃文斯签了一纸书约，出版一本有关他旅美见闻的新书。

尽管布朗夫妇对他期许有加，钱塞勒却是一开始就命运多舛。许多同事嘲笑他经常做糊涂事，给他起一个绰号叫“史托克戴尔”（Stockdale）——那个1992年被罗斯·裴洛拉来当竞选总统搭挡的白发海军上将。钱塞勒做了不少臭事，包括他想好好写一篇大报道介绍洛克菲勒中心巨大的圣诞树——纽约人司空见惯的圣诞例景，对刚来的英国人却是偌大奇观（很幸运地经朋友劝说后，那篇文章并没有真正刊出）。更窘的一件意外事件，钱塞勒在“都市闲话”中刊出一则没有署名的文章，报道前东德共党头子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受审的情形。埃里希·昂纳克是下令建筑柏林围墙的人，他在东德的铁腕统治是旧苏联集团国家中最残酷的政权之一。但是在《纽约客》这篇文章中，埃里希·昂纳克被形容成伟大的共产党理想主义者，一位虚弱的老人，是统一后德国目前种种困境的替罪羔羊。《纽约客》的“都市闲话”文章形容埃里希·昂纳克说：“他个子不高，但背脊挺直，是德国廉正不阿的象征，现在的他真是英雄的末路，是英雄主义必然的不幸结果。”这篇文长4页的人物素描刊出之后，《新闻周刊》立即为文指出，虽未署名，但文章作者是埃里希·昂纳克首席辩护律师的妻子艾琳·迪舍尔（Irene Dische）。起初，布朗辩称她的“都市闲话”绝对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问题。布朗说：“问题在于作者的正派人格，而不是作者的身份。”后来有关的批评愈演愈烈，布朗开始承认错误。她承认说，“因为作者以前曾替《纽约客》撰文，所以应该质疑的问题，我们漏失而没有去查证。”事件之后不久，钱塞勒离开《纽约客》杂志。

作为一个才华出众而又被高度瞩目的公众人物，蒂娜·布朗谤随誉来，她受到的妒嫉与谣言诽谤远远超过她或许应该承受的程度。但是她也有她自己强烈的偏见，如果激怒她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她也会放下身段毫无顾忌地猛烈还击。在她出任《纽约客》总编辑的第一个月，发生了一次最激烈的冲突。作者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指控布朗在杂志上刊出一篇有关即将出版鲁珀特·默多克传记的恶评文章。勒·卡雷说，读者们都被蒙在鼓里，《纽约客》之所以恶评默多克传记，因该书中对布朗的丈夫哈洛德·埃文斯未予恭维。勒·卡雷说，布朗隐瞒她在这件事情上具有利益冲突的角色地位：“是我漫长写作生涯中，所见到最丑恶的新闻报道。”

默多克传记的作者威廉·夏克洛斯（William Shawcross）是勒·卡雷的好友，他在书中只是简短提及埃文斯曾经担任伦敦《泰晤士报》周日版总编辑，但作者在书中质疑埃文斯是否有担任总编辑必须具有的“心理上与身体上的足够精力”。80年代中期，埃文斯自己写过叙述他在默多克手下为《泰晤士报》工作，颇具批评性的一本书。但是埃文斯至少在公开场合，并不想对夏克洛斯的书做任何反击。在一份分发给新闻界的声明中，埃文斯说：“我只是夏克洛斯书中一个一翻即过的小角色。”并且强调他对这本书有关描写他的一段内容“完全不介意”。不过，埃文斯的妻子对这件事的反应，却绝对不像她丈夫那么冷静。当她看到勒·卡雷的指控时，布朗以越洋电传立即给他答复：“我觉得你的指控是非常歧视女性的。你认为我在帮哈洛德的忙，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她在信前称呼勒·卡雷为“亲爱的大卫”，因为勒·卡雷只是笔名，他真名是大卫·康维尔（David Cornwell）。布朗告诉他，她愿意刊出他那封措辞激愤的信，但是要求他将它缩短成只有一段。

尽管布朗的回答非常简短，外界对夏克洛斯事件却是严肃处理。《纽约时报》在论述此事时，用的标题是《蒂娜·布朗被指控滥用〈纽约客〉》，这句话增添不少读者对前任《浮华世界》总编辑的一份戒心。布朗在杂志上刊出恶评夏克洛斯尚未出版问世的新书文章，其中所含利益冲突的意义至为明显，整个事件的责任，应该由她承担。布朗似乎没有正当理由在一本书出版前3个月，就登出如此尖锐抨击的评论。这一争议刚好给勒·卡雷一个大好机会，表达他对布朗接掌《纽约客》编务的深切忧虑。

勒·卡雷说：“从她给我们的这一面小窗子中，你可以洞悉堕落的英国式新闻标准，正被引进《纽约客》，这件事最令我感觉不安。”勒·卡雷接着针对布朗说，“接掌《纽约客》编务仅只几个星期之间，你就发出讯号表明你将进口英国新闻界的恶意标准和不实标准。”勒·卡雷在他的答复中，强调《纽约客》真正的传统精神是以冷静、慎重的手法，根据高尚的标准，将新闻和文学美妙地同冶于一炉。他担忧《纽约客》由于太过急切地希望引人注意，令人敬畏，杂志上将会出现尖锐刺耳的嘈杂噪音。他曾对上天祈祷：“求神护佑《纽约客》不受英国人破坏。”

虽有勒·卡雷的严正谴责，蒂娜·布朗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整治曾是美国最伟大的杂志《纽约客》，到1993年年底仍然看不出什么确定的方向，一星期接一星期，每一期杂志内容都会有极大的差异。仍然有很多非常出色的新闻性报道或评论，而在同时，杂志在风格上也表现得年轻，更灵动、更活泼。但是混合内容的整体品质，似乎不如以往肖恩时代的融贯无间和天衣无缝，杂志有时显得有点支高，是布朗《浮华世界》的那种煮得过火的手法，轻松的和严肃的不同内容好像被混合得太过紧密。布朗形容她每周杂志内容是“混合配方”（the mix），而这种“混合配方”经常会让人觉得有点混得太乱。

如果纯由表面上看得出来的变动，而来判断《纽约客》的改变，那就忽略掉布朗所做的基本性变革。虽然《纽约客》许多老资格的编辑和记者仍在，但是杂志过去的主要精神已经荡然不存——以一种典雅的态度为基础、就社会上最困难的各种问题发出万钧笔力的报道。肖恩曾经这么说明这份基本精神，“……绝对不为任何隐藏的目的而刊登任何东西，或者写东西吹捧任何人、任何事，诱某人为恶，帮某人擢升，扯某人下台，纵容迁就私人朋友，或者循私挟怨，或者借机宣传。”这项卓绝的道德标准，是纽豪斯接收《纽约客》后杂志的最大损失，而他似乎也从来不曾了解过，他垂涎得逞到手的这份杂志的真正价值。

在蒂娜·布朗主持编辑政策下，杂志在读者和广告客户两方面的声望尽皆上升。1993年7月，她担任总编辑一年之后，《纽约客》兴奋地宣布她的成功，指出根据一项“西蒙斯”（Simmons）研究调查显示，经她整顿改革之后的《纽约客》吸引了更年轻、更富裕的读者，广告收入比1993年1月跃升17%。同时，杂志提高广告基本价格，并向广告客户保证，相较以往的60万份发行量，现在每期发行65万份。《纽约客》发行人弗罗里欧宣称：“蒂娜绝对是同行中的佼佼者。我们靠她提供给我们最好的产品。”事实上，外界对布朗有很多批评——例如，她并没有把《浮华世界》和《纽约客》真正做到财务上的成功，主要还是靠纽豪斯的大量投资。1993年12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有关《纽约客》的评论文章中指出：“不管《浮华世界》和《纽约客》是否真正达到财务上的成功，蒂娜·布朗将它们营造为成功的假相。对于亿万富翁而言，辉煌的外表形象可能比真正的盈利更加重要。”

就像布朗以前主编过的杂志一样，经过修改过的《纽约客》，完全反映了她的强势声音——她的感性与兴趣喜好。她是一位能很快就被新的编辑内容刺激得兴奋莫名，而又很快就觉得厌烦透顶的总编辑。很多谣言认为布朗为了要编出她理想中的《纽约客》，她将大幅解聘老一辈的同仁，换上一批全新工作人员以便彻底整顿。但是，她发现每回都要编出这么一份工作负荷大而又内容复杂的刊物，她必须依靠肖恩安排的组织性井然有序的工作流程。她也开始诚心地欣赏她手下现有的一批才俊。布朗说：“一份庞大的周刊工作量动力，必须是自动自发而产生的，我必须说，我在《纽约客》有一个了不起的班底，他们真正是好得不得了。有了他们，我真是如虎添翼，如果没有他们，我只会一筹莫展。为了适应周刊的工作负荷与精神压力，你必须有这么好的班底，否则将会一事无成。”

这个布朗新时代里，事实上存有一项意义深长的讽刺。布朗非常倚重一些有经验的工作同仁，像查尔斯·麦格里斯等人，而麦格里斯正是五年前纽豪斯拒绝接受肖恩所推荐的继任人选。当时纽豪斯觉得在肖恩去职之后，他需要一个全新的面孔、愿意毫不犹疑执行他改革理念的人，所以他选了罗伯特·葛特利布。老板被拒之后，没人看好麦格里斯在《纽约客》的前途。没想到麦格里斯时来运转，被布朗擢拔为主要助手之一，担任督导“大声小调”栏（Shouts and Murmurs）看出版前的整个大样，并且维护准时送厂印刷的副总编辑。他现在审慎地赞扬蒂娜·布朗，并且反驳她正把《纽约客》改变成另一份康德·纳斯特刊物的说法。麦格里斯对忠于肖恩的老同事们保证说，“杂志增加了范畴，扩展了视野，我认为《纽约客》甚至比以往更与其他杂志有所不同。”

由于事实的需要，蒂娜·布朗的《纽约客》内容，在未来一段日子里，可能仍将停留在感性与理性的混合物阶段。并且需要像麦格里斯等这些老手，帮助她逐步廓清她对杂志未来走向的理念。虽然当时士毅·纽豪斯并未看好麦格里斯担任总编辑的前景，但是他现在悄悄地在幕后帮助布朗经营这份杂志——就像《纽约客》被公认是最佳杂志的全盛时期，威廉·肖恩全心辅佐哈洛德·罗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