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出马
星期一的一大早，她到康德·纳斯特大楼告诉纽豪斯她愿意接受这个工作。他告诉她消息先保密，等到七月中旬才正式宣布。即使是《浮华世界》发行人朗·盖洛蒂（Ron Galotti）事后都承认，当时一点也不晓得这项人事变动的重大决定。葛特利布不久就要启程前往日本，以贵宾身份出席一项早已安排好的翻译比赛。士毅决定等7月4日美国国庆假期过后再做宣布，届时葛特利布已经回来。康德·纳斯特大楼本身就是一个谣言大本营，保密十分困难，有时甚至连纽豪斯自己也按捺不住。
有一次会晤弗罗里欧，他多年来一直表示希望能与布朗共事，纽豪斯一时高兴便说溜了嘴。
纽豪斯说：“顺便告诉你，蒂娜接受了。”
弗罗里欧兴高采烈地大喊：“我的天！简直是圣诞节，耶稣降世。”
星期一下午，消息已经传遍纽约，甚至影响到中央公园的垒球场。康德·纳斯特公司里，《旅行者》杂志与《浮华世界》杂志两队员工正在比赛垒球，可是全场人员都在热烈讨论蒂娜·布朗的新人事任命，没人注意谁滑进二垒。一位参加比赛的编辑说，“那天下午，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极端喜欢探听康德·纳斯特公司人事消息的纽约新闻界，反应快得超过对一场严重火警的关注。《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们在星期一晚上开始到处打电话，其他许多专栏作家们则来不及赶在截稿之前，写出经过正式查证的文章。他仔细设计要予以保密的人事消息不胫而走，纽豪斯在蒂娜·布朗东区公寓里会晤几名主要干部，决定第二天非要发新闻通稿不可了。在他正式声明中，纽豪斯称布朗是“今日世界上最佳杂志新闻从业人员”。从媒体界对此一新闻的沸腾度来看，似乎没人能驳斥纽豪斯这句恭维话。
正像华盛顿将军向他的部队告别一般，布朗在上午11点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她要当众说再见。经过千辛万苦把《浮华世界》办得如此成功，许多工作人员部分享荣耀，认为是自己一生事业之中登峰造极的表现。在这最后道别时刻，从会议一开始，就充满离愁别绪的气氛。
在挤满作家、编辑和朋友们的大会议室里，布朗说：“我现在要向你们宣布一项令人难受的消息。”于是，大家知道她马上就要离开，转调到《纽约客》去，接替她的是格瑞顿·卡特（Graydon Carter），他曾任《间谍》（Spy）杂志总编辑，现正经营《纽约观察者》（The New York Observer）周刊。布朗心情激动得说不下去，于是她开始哭泣。发行人盖洛蒂立刻站出来缓和些气氛，他指出对于这项人事变动，大家的确很难以接受，但他也向惶惶无主的同事们保证，请大家不要太过忧伤。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一点。是布朗一手将他们的薪水和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恢复平静之后，布朗历数杂志伟大之处，以及她对同仁们的至深感激。她讲完的时候，会议室里全体起立向她欢呼致敬。
下一步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天下午纽豪斯召集《纽约客》编辑部人员开会。大家早上就已经知道老板派布朗来接总编辑的消息。大家对肖恩被残酷撵走的往事记忆犹新，这项新人事任命，似乎有可能点燃另一场怒火。在肖恩死党的心里，蒂娜·布朗是康德·纳斯特产品的样板，她奉派调来，是对杂志严谨正派立场的最后致命一击。《华盛顿邮报》记者问到工作人员的反应，一名《纽约客》作者说，大家听到布朗的任命，反应犹如听到某人猝死般——震惊、绝望、茫然。”
纽豪斯不善于处理这类需要安抚人心的工作。当时，发行人弗罗里欧坐在他身边，于是挺身而出站上讲台，“谣传的人事消息是正确的。”于是，他用最打马虎眼的方式简短地解释，他是怎么决定要换掉葛特利布的。他谈到“进化”的问题，杂志的历史，以及蒂娜·布朗是多么伟大的一位总编辑。简介与声明之后，纽豪斯说他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以即兴智慧和幽默著称的加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首先发难。他要纽豪斯说明他和葛特利布歧异之处。士毅顾左右而言他，避而未答。另一位作家问纽豪斯他认为杂志的“进化”到底是什么。士毅也无法具体回答出来。
另一位编辑问道，他认为《纽约客》的真正精神何在。当时穿着浅色夏季西装的纽豪斯，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不安。他的答复又再一次令人觉得不满。纽豪斯支吾地说，很多事情很难有简单的答案。虽然他小心翼翼地赞扬过葛特利布，却不经意地批评《纽约客》内容“太过教科书倾向”（“too text—driver”）。像这样的词句，也许利伯曼听了会欣赏万分，但是以掌握语文精髓而获成功的《纽约客》作家编辑们听来，反应十分冷淡。自称为了挽救杂志而买下杂志的纽豪斯，在扰攘不安了七年多之后，仍然无法给《纽约客》员工一个清楚的答复。一位作家事后评论说：“所有问题全都混淆不清，说话有如一层层的烟幕。”
那天傍晚抵达《纽约客》办公室，布朗略微紧张地自我介绍，并且向那些被纽豪斯声明所惊吓的人保证，她的“最爱”就是正派文章。她私下会晤了一批编辑，然后由弗罗里欧引导，拜会每一间办公室。但是没有召集大会，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做任何承诺。所有的事都低姿态处理，但是态度诚恳。她坦白承认：“我原先预期工作人员会找我麻烦，但侥幸没有发生。”
有关纽豪斯所做的人事调整，全国各地报纸都以头版新闻处理。布朗是历来主编过美国综合性重要杂志的少数女性总编辑，几乎每一个有关的报道中，都以布朗的魅力为文章焦点。除了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之外，纽豪斯拒绝向其他记者就此事发表谈话。他对《时报》强调，《纽约客》不会做任何重大的改变。纽豪斯说，“我不知道她将会做那些事，但是我知道她将不会做那些事。她不会把它改成月刊，她不会拿掉漫画。她不会把《浮华世界》的一些模式带到《纽约客》。”
在日本旅馆房间里，葛特利布在CNN有线电视新闻报道上，看到数千里外宣布自己下台的消息，他的照片在荧光屏上闪烁。半夜时分，他被各报记者由纽约打来的越洋电话吵醒，大家追问他的反应。他是典型的乐天知命者，用几乎和甘地一样的和顺心理，接受自己的命运。他在电话访谈里坚持地表示，“我不希望任何人认为我被苛待。士毅对我是非常宽容的。”
《纽约客》一位作者兼编辑英格丽·西斯奇（Ingrid slschy）正奉派在日本采访，第二天一早赶到旅馆陪他，和他一起吃早点。她说葛特利布平静如常，甚至看起来还颇高兴，终能卸下千斤重担。他回纽约之后，仍然继续规矩地上班当他的总编辑，一直到秋天以后布朗来接任。
与纽豪斯协议之下，布朗安排自己整个夏天休假。她立即从《浮华世界》离职。她正在计划将来接新任之后，要怎么改变《纽约客》。布朗回忆她和纽豪斯的有关谈话：“他显然希望我立刻上任开始工作。但那样做对大家都不好。对葛特利布来说，好像要立即去之而后快一般，而我又没有时间准备和计划。葛特利布坚强地继续工作，撑过整个夏天的三个月，我觉得这是件很难得的事，他是一位很有风度的人。”
在交接过程中，葛特利布全心协助而且态度殷勤有礼，他或许是想到自己五年前闯进《纽约客》时遭遇到的惊涛骇浪。布朗心存感激，也力图有所回报，她对葛特利布五年任期的表现做了一项友善的总结评价。以一种略带修正主义者的口吻，她说葛特利布是一位“过渡性”的总编辑，替她的顺利接事铺平了道路，就像“施洗者约翰”是一位“过渡性”的先知一样，为耶稣降世做好了准备工作。当然在她内心里，她和纽豪斯想法一样，葛特利布是该换了，换掉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她几个月以后表示：“我想士毅决定的时机是很对的。他给葛特利布五年时间——有充足的时间足以确保下一任的交接顺利——也给他一个机会，试看自己是否适合长期担任总编辑一职。由最后的发展看来，我想葛特利布是《纽约客》一位伟大的过渡性总编辑。我想假若我直接接替肖恩，一定会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对我自己、对杂志都不可能承受得了。葛特利布的耐性和监护人的态度是很有裨益的，他支撑住杂志的信誉。在如此一个平稳的基础上，我才敢于开始冒一些风险，为杂志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引进新人、重新规划。假若这中间没有一段缓冲的过渡时期，将使我的工作事倍功半。”9月下旬，葛特利布在他主编的最后一期杂志上，把一些库存已久的积压稿件全部登完，如释重负。应《纽约客》内部一批好事之徒的请求，《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仔细检视葛特利布的最后一期杂志内容，看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用来分析葛特利布内心深处的真感受。《时报》专栏文章中指出，封面所选的图画就是第一个重要线索，画的是《仙履奇缘》中仙杜丽娜午夜钟响时失落她的玻璃鞋。《纽约时报》对它的解读是：“舞会曲终人散，有些东西要变回南瓜。”很多幅漫画也都可能寓有深意，其中一幅卡通画着：一个脸上表情快乐的男子走在大街上，唱着百老汇一出舞台剧里众所熟悉的主题曲：“噢，多么美好的早晨”（“Oh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标题是“克己至深”（“In Deep Denial”）。
葛特利布极力抑制自己稍显离谱的幽默感，坚决否认有任何懊恼悔恨。61岁的他告诉一位来访记者说：“当然我会怀念这份工作，但是我也往前面看，我大大地得到了解脱，卸下一副千斤重担。年纪愈大愈觉得自己不必再去冲锋陷阵。”
当被问到直接被免除《纽约客》总编辑职务的真正感受时，葛特利布似乎一时来了灵感，他突然地想起大家早已遗忘，20年前由唐娜·法戈（Donna Fargo）唱红的一首西部乡村歌曲。他的答案委实有点不着边际，但是他一本正经地这么说，“我是全美国最快乐的女孩”（I’m the Happiest Girl in the Whole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