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沟显现
虽然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财务上成就非凡，伯恩斯坦与纽豪斯之间由于基本个性迥异，从来未能建立真正的友谊。时间稍久，伯恩斯坦了解到两人交谈时的哪些话题能谈，哪些禁忌话题不能谈。“兰登”的业务能谈，《浮华世界》或是其他康德·纳斯特杂志的事务却绝对不得触及。楚河汉界画得十分清楚，不得逾越。
尤其，谈论家庭状况是个犯忌的话题。有次两人结伴公务长途飞行，伯恩斯坦试着谈及双方家庭生活。伯恩斯坦幽默的表示自己是个“孝子父亲”，并骄傲地述说三个儿子们各自的成就，以及日渐增多的孙辈。纽豪斯也有三个孩子，现在均已开始成年，但是他却绝不愿提及他们。当纽豪斯被问及类似话题时，交谈迅即中止，弄得十分扫兴。
在每周一次“四季酒店”的午餐汇报上，士毅偶尔会带侄子思蒂芬·纽豪斯（Steven Newhouse）参加，他是他弟弟唐纳德的儿子。思蒂芬在纽豪斯家第三代中，被大家一致看好，将来父亲和伯叔辈一旦放手，他将是最可能的接班人选。当长辈们讨论公事时，纽豪斯家的下一代一向都是静待一旁不敢插嘴。
士毅年轻时就懂得这个道理，每当父亲和叔叔们谈论报纸事务时，他总是静静地坐在旁边。现在情况亦复如是，士毅在“四季酒店”和有关人员讨论“兰登书屋”的业务时，思蒂芬永远一言不发。他的沉默使伯恩斯坦非常惊异。他回忆说：“思蒂芬从来不说一个字。你无法从他口中听到任何意见。有很多次，整个午餐过程里他只是坐在那里，从头到尾不发一言，真是奇怪极了。”
士毅·纽豪斯和伯恩斯坦的不同，不仅存在于两人的个性，他们对出版事业的目标以及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完全不同。纽豪斯家族对出版事业的观点，历来一向都是很直截了当的。士毅曾经以坚定语气说过：“我不喜欢搞慈善事业，我认为我的生意每一件都要弄清楚收入和开支，要有利润，这样才能稳定，叫人安心。赔钱的生意不会稳定，而且也没有机会改善品质。”可是伯恩斯坦对图书出版的看法，除了需要赚钱之外，还有一层比较高贵的目的，他是一个重视传统的人，有时候他会出版一些虽然不赚钱，但是他认为值得出版的书。另外一些书，明知可以赚钱，但会损害公司声誉，他也拒绝出版。伯恩斯坦非常服膺启蒙师父赛尔夫对出版事业的看法：“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盈利，而是声望。”他相信品质和声望与“兰登书屋”的成功息息相关。他在“兰登”的经营上采取多元化手法，分设了十多个不同出版部门，分别负责出版小说、传记、食谱，以及儿童读物等不同性质的书籍。“不是要一座山，而是要一群山脉。”他告诉他的编辑们，“一家出版公司是为作者服务的公司，帮他们编辑，帮他们推广，最重要的是需要爱护他们。”“兰登”出版过一套以“苏斯博士”（Dr，Seusse books）为名的丛书，是孩子们床头上重要读物，风靡了好几十年，也是“兰登”稳定财源之一。它的作者泰德·言索尔（Ted Geisel）就是伯恩斯坦最忠诚的崇拜者之一，他称誉伯恩斯坦是“我们的凯撒大帝，我们的教皇”。
由于伯恩斯坦对出版事业持这种敬爱的态度，自然使得他也积极从事于言论自由与人权的争取。像“赫尔辛基观察组织”（Helsinki Watch）、“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言论自由基金”（Fund for Free Express）等国际性组织的成立，伯恩斯坦都是有功劳的。70年代初期，担任“美国出版家协会”主席期间，伯恩斯坦发起全球性的努力，保护作家与新闻记者，使不受政府的暴力与虐待。
70年代中期，他访问当时的苏联，会晤过不少异议分子作家，他们有些人曾经下狱。1975年伯恩斯坦夫妇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获奖人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D．Saknarov）无法出席，由妻子雅莉娜·邦纳代表宣读丈夫撰写的讲稿。伯恩斯坦个人与世界上著名的异议分子像贾可波·提摩曼（Jacobo Timerman）和纳但·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等人的情谊，使“兰登书屋”有机会出版许多畅销书，因而名利双收。由于了解并信任伯恩斯坦，沙卡洛夫仅简单地和他握手就达成君子协定，将他的回忆录原稿以走私方式偷偷运出苏联，交托给伯恩斯坦，由“兰登”的“克诺夫”图书出版部发行。伯恩斯坦对世界人权问题用心良苦，关注备至。有一次，“克诺夫”一名经理向他请示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书稿“给奥加的信”（Letters to Olga）应以什么方式给酬。伯恩斯坦显出他少见的不耐烦。他大声下令，“他现在关在牢里，把监牢给买下来！”哈维尔是捷克的政治异议作家，当时正在坐牢，后来当选捷克总统。伯恩斯坦热心从事人权活动，办公室也经常出入有关人物，一些人权团体每月一次的会议，就利用他的办公室举行。他为争取人权自由常常各处旅行，从未事先向纽豪斯报准。一些了解纽豪斯心态的人知道，他不可能对“兰登”董事长的这么多外务表示满意。
基本上，纽豪斯一向坚称自己与政治无关。如果在政治上有任何能够看出来的倾向，纽豪斯永远赞成现在，无论现况为何。伯恩斯坦自己判断，士毅在私底下是支持像里根那样的保守派。纽豪斯偶尔也会出现在政治性场合或募款会上，但是仅只现身而已。他约束自己绝不和任何政府打交道，不去设法影响，也不占它好处，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过去从来不曾有过一个纽豪斯的主管像伯恩斯坦一样，在国会委员会上公开作证，反对里根提名的国务院人权与人道事务助理国务卿人选。“纽豪斯家族基金”总是小器地少量捐助慈善事业。伯恩斯坦希望获得纽豪斯对他的支持，常鼓励纽豪斯做大手笔捐款。事实上，纽豪斯家族就是因为享有印刷出版自由，能够表达他们要表达的任何言论，才有机会赚得百十亿家财。他更认为纽豪斯看在他曾为“兰登书屋”赚来大批钞票的面子上，至少也应该捐一笔钱给人权组织，表示对他个人努力方向的道义支持。谈过一两次之后，纽豪斯终于在一项人权筹款晚餐上买了一桌。
自此之后，两人间的不和日益明显。从较宏观的角度看，这正象征着过去经营出版事业的理念与出版事业今后趋势之间的不同。虽然伯恩斯坦公开场合上仍然对纽豪斯表示支持服从，但私下他已经表示，原先对他的看法和他所谓编辑自主的承诺，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错误判断。“兰登书屋”不再是本尼特·赛尔夫和他继承人罗伯特·伯恩斯坦理想中的那种具有道义承当，能开创风气、追求声望的出版事业，而是纽豪斯拥有的赚钱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