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总管
1962年挑选利伯曼担任康德·纳斯特所有刊物编务总监时代表着纽豪斯家族传统的编辑放任政策改变了。利伯曼成了“神圣总管”，凌驾所有其他人员之上，公司单一的主控声音。《时尚》杂志给人的印象一向是专供社交名流及富有的仕女们阅读的画刊，利伯曼决定必须改变此一形象。二次大战之后的美国，时移势迁，许多家庭主妇都需外出工作，包括他自己的太太（塔蒂娜成为萨克士第五街百货公司一流的女帽设计师）也顺应此一情势，《时尚》必须变得内容更丰富、外表更现代化。康德·纳斯特是一个被太多典雅气息束缚的公司，要达成这么一个目标，利伯曼不得不采取一种事必躬亲的非常手段，他想打破许多同事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心态。士毅·纽豪斯后来指出：“利伯曼最伟大的个性是从不假手他人。他永远在寻找问题并督促解决问题。”
《时尚》与竞争对手赫斯特（Hearst）拥有的《哈泼斯万象》（Harper’s Bazaar）的发行战争上，正处不利地位，发行量节节下降，而《哈泼斯万象》杂志当时正处历来最巅峰状态，这种客观情势，尤其加速《时尚》的改革步伐。1962年，利伯曼做了一件大胆的挖角动作，设法利诱在《哈泼斯万象》任职超过20年的时装版主编黛安娜·维瑞兰跳槽过来，并答应给她《时尚》总编辑职位。《时尚》当时的总编辑杰茜卡·戴维斯是从名主编埃德娜·乌尔曼·蔡斯手中接下的棒子，但是她表现得太拘谨且太保守，无法把《时尚》的篇幅弄活，使得她始终不能让利伯曼满意。借着纽豪斯的大把钞票，利伯曼和帕特切维奇挖角成功，并且允许维瑞兰将她对妇女时装的独特见解带到《时尚》杂志来。
对维瑞兰而言，这种天赐良机是再好不过了。60年代，无论美国通俗文化、妇女生活，都是一个怒吼的革命时代，在维瑞兰的《时尚》篇幅里，以富有想象力和大胆开放的方式，捕捉到时代的神髓与脉动。滚石乐团（The Rolling Stones），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杰奎琳·肯尼迪，所有这些60年代的亮丽人物都是维瑞兰《时尚》篇章的灵魂。
利伯曼回忆说：“她是第一个敢跟我说‘你知道，这就是娱乐’的总编辑，从很多方面来看，她是一位剧场的制作人。她把《时尚》视觉化，视它为一个舞台。因为她有能力把一个时代的特征烙印在读者的心里，她是她那个时代最才气纵横的总编辑。”
维瑞兰那时将近70岁，但对工作和生活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兴趣盎然而精力充沛，她得心应手地穿梭游走在曼哈顿社交圈和巴黎时装表演的伸展台上。她几乎完全合乎利伯曼的胃口，因为她是一位能使杂志返老还童的那种总编辑。维瑞兰也知道要怎么侍候康德·纳斯特的这位新主子，她也成了蜜芝·纽豪斯宴会上的常客。一位康德·纳斯特编辑说，“维瑞兰把蜜芝·纽豪斯给迷住了。”她并提及到维瑞兰在由《哈泼斯万象》跳槽来归之前某次的服装表演上，她对蜜芝的亲热表现，“表演刚刚结束，她便冲到蜜芝面前，恭维奉承的话说得没完没了。”
对维瑞兰而言，《时尚》杂志是一件亮丽而充满“活力”的艺术品，与她共事的人，没人能跟得上她的理念。摄影师欧文·佩恩说：“我总觉得我们根本不是在推销时装，简直像在推销梦幻。”她被《时尚》挖角过来之后，《时尚》主要的竞争对手《哈泼斯万象》气势大不如前，已近黯然失色的窘况，此后更一蹶不振维持了二十多年。在60年代期间，黛安娜·维瑞兰意气风发地主导《时尚》。她的老友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称赞她说：“她是能开创风气的人。”杰奎琳和黛安娜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拘小节，杰奎琳甚至会随手拿维瑞兰的香烟吸。很多年以后，杰奎琳曾编辑了一本维瑞兰回忆录。
在维瑞兰任职《时尚》期间，她享有利伯曼的全力支持，颇有所谓的知遇之恩。尤其是她对生动且戏剧性的事物敏感，及对刺激而又不俗的事物偏爱，都与利伯曼不谋而合。利伯曼一直努力想把美感带进《时尚》的篇幅里，从他不惜巨金为《时尚》购买世界上最优秀摄影大师的作品，可见一斑。他替《时尚》传递给读者的讯息，设下一个近乎哲理化的标准。1961年有一期《时尚》杂志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当封面故事主题，文章中即浓缩了他这项理念。这篇文章的插图是欧文·佩恩的摄影作品（10年后，以“《时尚》的观点”为题重印）。文章内容强调的是妇女服装杂志本身所具有的先天矛盾。在某个程度上而言，利伯曼歌颂有独立思想的现代妇女“挣脱了男人观念里有色情意味的美丽紧身衣”。不过，这项说法并不足以作为女性主义的宣言，因为在利伯曼心目中，女人是一种“天生的”诱惑，现代妇女展现她们的传统魅力——是骄傲的展露女人的特征属性，而不是卖弄风情的成为男人情欲下的玩弄对象。
利伯曼文章里也对从事女装业者提出警语，他以一把双刃之剑作为讽喻。利伯曼抱怨说：“一直到最近以来，男人掌握巴黎对女性服装判断与设计的主导角色——用的总是男人的观点。现在，女性不再屈从男性口味所设立的标准。她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可以不必委屈自己取悦男人；更重要的是，她们敢漠视男人的不悦，却仍然可以受到男人的崇拜。”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在康德·纳斯特公司里，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它仍是以男人的嗜好与判断来当家作主。两个男人——利伯曼和纽豪斯控制着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以及千百万美国女性读者——尤其是士毅的影响力在往后10年中是愈形重大。于是，当有一天黛安娜·维瑞兰敢触怒这两个男人时，她就只有鞠躬下台一途。
维瑞兰垮台的命运肇始于70年代初期，不景气袭击美国，越战又正呈胶着状态，美国人已经无心于奢华饮宴等享受了。维瑞兰为《时尚》争取读者的努力，似乎已经失去原有的动力。《时尚》杂志版面里展示的各种昂贵皮草、奇妙假发、新式塑胶服装和几乎透明的宽松短衫，即使是再注重流行时尚的人也不敢穿上街头。女装界最大的危机——所谓时装伸展台的滑铁卢，来自迷地裙（midiskirt）的引进。当巴黎的女装设计师们设计出这种愚蠢的裙子——裙长止于并不令人心动的小腿中段——这种新装式样使千百万美国妇女为之气愤，并群起产生抗拒。她们不再追随巴黎的时尚并顺从他们的指点，也不再那么热中地阅读以《时尚》马首是瞻的时装杂志。一位圈内人当时告诉《新闻周刊》：“《时尚》杂志一向像是帝俄的宫廷，具有无上权威。维瑞兰女士受宠的时代已经终结。”
维瑞兰兼具艺术与华丽风格的领导方式，如今似乎已无用武之地，《时尚》发行量明显下跌，广告客户流失，1971年前三个月，广告篇幅剧跌38%。许多重要的广告客户——生产迷地裙的服装公司和因滞销的迷地裙堆积如山的大百货公司，都迁怒于维瑞兰对《时尚》杂志的领导手法。“代沟”似乎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时尚》杂志和它所标榜于上流社会过度奢侈的消费方式，显而易见忽略了婴儿潮年代出生、不再崇拜偶像的年轻职业妇女。这些新生代妇女大多投入社会劳动之中，她们关切实质生活大于外表服饰。这种时代潮流的转变，使得原本具号召力的怪杰维瑞兰，变得不再有吸引群众的魅力，当然也随之失去纽豪斯的欢心。
纽豪斯把对《时尚》杂志每况愈下的财务情况不满情绪，毫不隐瞒地告诉利伯曼，于是利伯曼悄悄地疏远维瑞兰管辖的烂摊子，并刻意与她保持距离。有关维瑞兰和编务总监不合的风声在《时尚》办公室里流传了好几个月，在1971年5月，维瑞兰突然被贬降成编务顾问，维瑞兰并坚持要从士毅·纽豪斯口中亲自听到这个决定。士毅后来回忆说：“我们面对面坐在那里，似乎很长一段时间谁都不开口，都在等对方先说话。大概有十分钟，最后，还是我实在憋不住了先说话，我告诉她事情已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乐观，公司决定请她退休。她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副觉得好玩，又也许是觉得惊异的神情，显得非常冷静。那天夜里我竟然做恶梦，为那件事整夜梦魔不断。”
维瑞兰的朋友们认为利伯曼未尽保护之责，从此不饶恕他在处理逼退事件的冷酷绝情。根据维瑞兰自己告诉朋友的说法，在她离开公司时，留给利伯曼一则隽永的短笺：“亚历克斯·利伯曼：我们都认识许多白俄人，我们也认识少数赤俄人。但是，亚历克斯，你是我所见到的唯一黄俄人。”
利伯曼指派维瑞兰的长期助理格雷丝·米拉贝拉接替黛安娜·维瑞兰的职位。她是一个40岁金发女士，包括维瑞兰在内，康德·纳斯特公司上下员工对她一致喜爱。米拉贝拉后来回忆自己雀屏中选的过程，“我猜，亚历克斯一定是边检视周围，一边心里揣摩：‘谁有可能跟我的想法一致？’——那就是我。因为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观点，几乎不曾有过不同的想法。”但是《时尚》的情况已经进入不再是利伯曼能一人主导的时代，他本人也能体认这个新的环境。办这份杂志的理念，已经和维瑞兰的“要看不看”哲学大相径庭，永远是适者生存的利伯曼必须立即适应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这个新思潮。在总编辑黛安娜·维瑞兰独领风骚的年代，士毅·纽豪斯已经不动声色地达成他父亲交代的任务——研究到底怎么把杂志办好。他一方面在编务上接受利伯曼的指导，一方面在业务上向迪克·肖特维拼命学习，士毅并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杂志经营理念。比起萨姆削减开支、绝不张扬、低姿态的争取群众市场的办报手法，士毅用的是完全不同且更加复杂的方式——提升刊物的内容与形象。如今，已年近不惑的士毅早已相当充实，有备无患地等待发挥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才华。对他的良师兼益友利伯曼，士毅继续给予他充分的发挥空间，任由他改善旗下杂志的外型和内容。对公司里诸多的艺术家和编辑群，利伯曼仍是台面上最高的发号施令者。不过，毫无疑问地，士毅已经牢牢掌控了执世界时装牛耳的康德·纳斯特。士毅·纽豪斯终于找到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