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肖恩先生

1992年12月，威廉·肖恩以心脏病悄然去世，是布朗接掌他挚爱的杂志后两个月。肖恩过世的消息，使人们一方面忆起《纽约客》辉煌灿烂的过去历史，一方面也惊疑有关它未来的许多问题。

从10月初她编出的第一期杂志上，布朗表明态度决定要动一动这座久被尘封的文学圣殿。她推出的第一幅封面是一幅爱德华·索瑞尔（Edward Sorel）的漫画，画中一个敞着衣襟露出胸膛的地痞无赖汉，坐在一辆古典双轮马车上，招摇穿过纽约中央公园，穿戴整齐有如绅士的车夫满脸委屈无奈地替他赶车。在布朗接手后，《纽约客》的内容里，司空见惯这类新与旧之间的紧张关系。譬如说，她将照片引进杂志，并且经常刊出（以前的《纽约客》只有卡通漫画，从无照片），她也重新起用第一任总编辑罗斯时代所惯用的装饰艺术设计，她仍沿惯例地刊登篇幅很长的深入报道，但是她也增加精短隽永文章的出现频率，在“城市闲话”专栏里，加添更多的内幕话题。她以不续签合约作手段，解聘了部分长期作者（华府特派员依莉莎白·杜尔[Elizaberth Drew]是炒鱿鱼名单里最有名气的一位），而布朗也由《浮华世界》及其他刊物中物色新血，加入她的行列。

肖恩病逝，布朗在1992年12月底的一期，以《怀念肖恩先生》为题，郑重地刊出一篇十二页长的回顾文章，纪念他对杂志的贡献。被迫去职5年之后，老同事们对他的印象仍然栩栩如生，忆起这位老上司，大家一致推崇肖恩历久不衰的重大影响，以及他精纯独到的眼光见解。

当然，吹捧肖恩之际，难免有人指桑骂槐地批评布朗一番。她对这一切并不在意，真正使她忧心的是杂志当前的困境。她确信杂志正在走向停刊的必然命运，除非她能为内容注入新的生命，使新一代读者觉得可读性高。非常明显的，她绝不会采取任何低姿态，也绝不会被肖恩的阴影妨碍。她会在口头上尊重他编辑独立的传统，但是不会以牺牲实际利益作代价。讲究现实利益就是和广告客户维持友善关系。譬如说，肖恩过世后的同一个月，布朗参加一项为大广告客户加尔文·克莱因举办的宴会，《纽约客》的新任总编辑被介绍为向时装设计大师致敬的名流之一。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场合，布朗喜欢把自己与《纽约客》的创刊总编辑哈洛德·罗斯相提并论。她推崇他活泼的感性，她要将这份感性予以“现代化”地重现在杂志上。

这是一项非常高明的公关动作，强调要从哈洛德·罗斯总编辑时代的杂志里寻根，而当时罗斯逝世已经超过40年。她避免直接和肖恩时代相比较。根据布朗自己的界定，她要尝试一些新计划，但是尽皆符合《纽约客》的传统，作为哈洛德罗斯的精神传人。如此巧思地为自己定位，再一次证实她操纵意见的绝顶手腕。她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传统，也成了这项传统的守护者。布朗从《浮华世界》带了莫瑞·波尔（Maurie Perl）到《纽约客》来当自己的助手。波尔参与《浮华世界》之前，原是芭芭拉·沃特兹（Barbara Walters）的新闻秘书，现在她是《纽约客》有史以来第一位正式的公关秘书。肖恩从不需要一位新闻发言人，但是布朗则觉得有这种需要，她认为好的新闻报道代表新闻界的好评，新闻界的好评对事业的成功大有助益。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一位记者有一次访问布朗，布朗立即传唤一名助理找出一份有关肖恩主编《纽约客》的评论文章剪报，文章作者西摩·克瑞姆（Seymour Krim）一度常在《纽约客》投稿，这篇文章是20年前写的，他抱怨肖恩的编辑立场食古不化太过僵硬。布朗把这份剪报文章交给来访的记者参考，克瑞姆说：“如果想要这份杂志恢复朝气、重鼓勇气、与读者对象血肉相连，唯一的办法是使之重生，彻底地予以整顿。但是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势必要等10年、20年之后，等到大家对《纽约客》现在这种编辑手法的信赖感消失了，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某一个人激起满腔热诚，买下杂志，在缅怀过去光辉传统之外，加进对现代人现实生活新潮方式的热爱，才能使杂志真正的重振生命，走上正确方向。”拿出这篇旧文章剪报交给来访记者，用意至为明显：士毅·纽豪斯就是克瑞姆20年前顶言中所提到的救命英雄，而蒂娜·布朗是达成纽豪斯目标的重要关键。假若能将自己直接与首任总编辑哈洛德·罗斯相提并论，她或许能够回避掉与肖恩相互比较所造成的可能困扰，而那正是葛特利布上任后所面临的沉重包袱。

肖恩去世后好几个月，布朗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我们都从最好的角度来衡量肖恩影响力的存在。对我而言，并不像罗伯特·葛特利布所感受的那么大压力。对罗伯来说，那份压力大了很多倍，简直无法承受。到我来接事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压力已经大体消失。他们发现我很愿意如过一般刊登上、下两期连载的大文章，甚至更长的稿子，所有好作家我往往保留，像奥立佛·沙克斯（Oliver Sacks）、加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我好好照顾他们而不是解聘他们。这个讯息传达出去，一切都平安无事。交接过程极端顺利。我原来以为会有很多情绪上的激烈反应，没想到居然会这么顺利。”

编辑部人员如今剩下的最大顾虑，无非就是担心布朗会容许业务部人员穿梭于肖恩在两部门间筑起的那道鸿沟。在《纽约客》种种特点之中，最重要也是一项永远奉行不渝的信念——办杂志的唯一纯真目的，是发扬文学与新闻的真善美境界，除此之外，诸事不为——这是《纽约客》之所以与其他杂志迥然不同之处，也是美国新闻学里极美好的伦理精髓。有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描述布朗接任总编辑以后《纽约客》编辑部人员的心情说：“《纽约客》编辑作家们所表达的最大关切，是他们希望仍能继续不受干扰地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以及编辑部与业务部门之间能继续保持绝对的划分。”这项真正的编辑独立精神，形成《纽约客》最伟大的标志之一，在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期，水门案发生之后，这一标准在整个美国新闻事业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当时连广告主管和手下业务人员都会接受这项观念：在任何一个主要报刊中，编辑部与业务部之间应该隔着一堵“伦理”之墙，财务利益不得影响编辑内容，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公众服务功能。象征着这一个信念的奉行不渝，代表《纽约客》的繁荣兴盛，绝非跟着流行的时代思潮、随波逐流的结果。与一般人的想法正好相反，《纽约客》业务的成功，原因是它的不流凡俗，它清楚、正确地判断出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什么是昙花一现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过眼云烟的。在文章中推介广告客户的产品，不停地举办市场调查，根据读者人口分布统计，而创办一份新刊物来因应市场需求——这种种康德·纳斯特的招牌手法，刚好和肖恩的做法南辕北辙。

可是，蒂娜·布朗来了之后，这些肖恩时代奉之为圭臬的原则不会再被遵守。从一个角度来看，杂志当前严重的财务问题，迫使她不得不更加奉承讨好广告客户。广告收入大幅下跌，为了推广发行而投入的成本却不断上升，显然使杂志沦入亏损的窘境。透过一系列电视广告宣传和其他种种促销方法，使杂志的发行量由葛特利布任职时的50万份，上升到他离职时的62万份，但是显然仍不足以争取到广告客户的兴趣。布朗不肯说出实际亏损数字，但她不讳言杂志的财务危机。上任几个月之后，当她被问及如何改善状况时，布朗说：“我们希望在五年之内转亏为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