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永远的伤痛
弗立希曼失去这份至爱的杂志，所带来的痛苦感觉从未稍减，直到他1993年因癌症病逝。在他的讣闻中，曾引述了弗立希曼的话，“祖传事业被人劫收是一件无法承担的剧痛。60年来，一直有一个弗立希曼在负责《纽约客》，而现在江山易主、人去楼空。”不过，唯一能稍有释怀之感的，是纽豪斯总共付出大约1．8亿元，其中弗立希曼家族得到4000万元。1984年夏天，彼德·弗立希曼和妻子珍妮以及其他家人总共拥有20多万股，股票一夜之间风涨到每股130元，翌年冬天，纽豪斯为了接收《纽约客》，愿意每股付200美元。假若彼德·弗立希曼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他达成了尽可能卖到最高价钱的心愿。
珍妮·弗立希曼是一位观念非常正统且诚挚的女士，她对纽豪斯的评价和她丈夫的看法完全一致。她说：“彼德为其他的持股人争取到最大的利益。他也为自己所得的一大笔钱做了最好的处理。他把得来的大部分钱都捐出去了。他说他讨厌那种‘不义’的肮脏钱。”
1992年一个冬夜——大约是《纽约客》易主的7年之后，也是他去世前一年——彼德·弗立希曼对纽豪斯如何谋夺这份杂志的经过细节，仍然记忆得一清二楚。在他家中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存在着他失去家业的种种回忆。那天晚上当他们夫妇谈到《纽约客》的被接收时，手中正拿着印有《纽约客》知名漫画人物“厄斯塔斯·蒂利”（Eustace Tilley）图像的高脚玻璃杯，啜吸饮料。壁炉边、沙发上都堆满书籍，他们的靠枕上也有厄斯塔斯的形貌。刚开始他们谈话时，彼此间还维持着平顺的口吻，但是当他们谈到早自1925年开始就是祖传事业的《纽约客》被劫夺时，脸上充满着愤怒与不平，尤其是接收杂志的人是他们最看不起的士毅·纽豪斯。
当晚谈话将近结束的时候，彼德·弗立希曼承认：“这件事使得肖恩先生心灵受到巨创。而我的心也因此滴血，同样地受伤严重。”
“我非常感激各位对我的美言，也很荣幸地接受这个奖。”士毅·纽豪斯站在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Waldorf Astoria）大酒店讲台上，紧张地念他准备好的讲稿。大厅里坐满出版界的高级主管，纽豪斯正发表接受杂志出版界极具声望的“亨利·约翰逊·费希尔奖”（Henry Johnson Fishcr Award）的谢辞，“我为什么能得奖，我值不值得获奖，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在一方面，我是追随在过去许多得奖人之后，增添我个人一些光彩。我对出版事业兴趣浓厚，从中也发现许多乐趣……今晚就是出版界给我的乐趣之一。”
举座皆知士毅·纽豪斯短短几年之中诸事顺遂，他的事业很快地跃升成为美国出版业的重镇。首先，他成功地使《浮华世界》复刊，现在，透过他精心设计的手段，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下《纽约客》，然后，在1986年1月的这个晚上获颁“费希尔奖”。由于他深知总编辑肖恩稳健高明以及他在文坛上的声望地位，所以，当时的迹象显示，他有意让《纽约客》一切如常地继续经营。
纽豪斯向在场观礼的杂志业具影响力的人物表示：“当我回忆35年以来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历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曾经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和同事们。但是，我尤其敬佩三位伟大的新闻界前辈，他们对我都有重大的影响。”
很自然的，他所提的第一个人是他父亲——一手开创家族报业王国的萨姆·纽豪斯。第二个影响他的人是康德·纳斯特编务总监，士毅在杂志事业上的启蒙导师亚历山大·利伯曼。然后士毅提出他的第三个名字。
“我敬佩的第三位新闻界前辈是我新近才结识的。当我去年有幸买下《纽约客》杂志时，我得到罕有的一个机缘，能得以和令人崇仰的总编辑威廉·肖恩共事。在他的杂志公司里，肖恩先生的大名是独特超凡的。他被形容为全美国极少人可以认识的人，我十分确信此言不假。他手下作家之一哈洛德·布罗奇（Harold Brodkey）称他为拿破仑和圣法兰西斯（St．Francisof Assisi）的综合化身，我也确信此言不虚。”
“有幸与肖恩先生接触，令人印象深刻且永志难忘。他思想精密，辩才无碍，他从不浪费一个字、一分钟。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君子正是《纽约客》精神的具体表现。这三位伟大的人物，使我体会杂志的出版是令人回味无穷、意义深远的事业。”
这天晚上，纽豪斯对肖恩所无限尊崇的感觉，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几乎正好是一年以后，纽豪斯蛮横地将肖恩免职，并且未如肖恩所坚持希望的，在他离开之前，先确定接替《纽约客》新总编辑的人选。总编辑的交替过程不仅不顺利，而且充满忿怒和怨恨。77岁的肖恩离去时，自觉斗败被黜，心情岂止伤痛而已。
当纽豪斯接收《纽约客》时，肖恩曾经礼貌、但是坚定地表达《纽约客》种种原则，希望它们能维持不变。他以国务院外交官的口吻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他希望在他自己和新老板之间“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肖恩说，“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有君子协定，共同把工作做好。”他并且曾拒绝手下编辑作者们的建议，在杂志卖给纽豪斯的合约上，加入保障编辑权独立的条款。肖恩告诉他们：“你可以写出一份冠冕堂皇的文件。假若制定合约的人，甚至在文件上签字的老板都不去遵守，你又能怎么办呢？假若他们愿意，他们自然可以遵守。问题不在文件的约束，而在于老板的真正意图。”
士毅的真正意图永远让人无从捉摸。至少在他的公开谈话中，对肖恩个人以及他经营《纽约客》的能力，纽豪斯具有无限信心。纽豪斯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希望他继续主编这份杂志已经很久。肖恩先生与《纽约客》已是密不可分了。他在总编辑的位子上，想做多久就待多久。我不会换杂志的名字，我也不会换掉肖恩先生。”
威廉·肖恩个子不高，秃顶，大耳朵，个性刻板严肃，脸上鲜少有笑容。1951年12月创刊总编辑哈沼德·罗斯去世，他就继任总编辑职务。《纽约客》先后好几代的作家都对他敬爱有加，作家无论发生了什么问题，在生活上或稿子上的，他似乎总能找出办法帮他们解决。即使在罗斯生前，肖恩已经受到同仁们的忠诚支持。他对自己的职务热诚无比，通常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周六天或七天。他休假的地方不在湖畔或山水间，而是在他家里的书桌前面。他觉得在家里比办公室少受干扰。他编稿熟练，有需要改动的字句或段落，笔力千钧，总是改得让作者心服口服。
二次大战之后，他眼光独到的努力扩大《纽约客》的视野和内容。他极力推介约翰·赫西（John Hersey）详述原子弹巨大爆发力量的一篇特稿，并且说服罗斯将1946年一期的杂志整个篇幅完全刊载赫西的“广岛”，使得读者无不触目惊心。杂志已经脱离20年代以介绍明星名流生活花絮，或刊载曼哈顿富豪闲谈琐事为主题的旧时风格，成为二次大战之后，符合成长中的新一代美国读者所要求更广更深的读物内容。
肖恩决定《纽约客》将继续刊出对重要题材或新闻性问题深入报道的长文。196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沉寂之泉》（Silent Sping），全文之中义正词严，有如环保人士的一纸正式宣言，使得往后几十年中，环境保护将是千百万美国人民全心投注的大志业。然后，《纽约客》又陆续摘录了八百多本好书，大大地扩展了读者的心灵与视野。学者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行为与判断有如圣人，肖恩具有完美无瑕的道德尺度。”另一位作家托马斯·怀赛德（Thomas Whiteside）说，肖恩鼓励他找寻内容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之后发表文章。他因而写出有关揭露枯色化学药物（Agent orange）和其他许多有毒化学品危害生态环境的有关报道，使举世为之震惊。怀赛德后来以他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新闻性深入报道，荣获1986年“麦克阿瑟基金”30万美元的“天才奖”。1950年2月即加入《纽约客》，曾与肖恩合作过多篇文章的怀赛德说：“他永远诲人不倦。”对怀赛德和许多其他作家而言，肖恩是战后一代《纽约客》的神髓，是《纽约客》编务成功以及与广告发行量增加，随而财源滚滚的关键人物。怀赛德说：“在肖恩主持编务之下，《纽约客》不仅成为一本优良的清流杂志，而且是美国生活方式中一股道德力量。”
根据同样的精神，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1982年在《纽约客》上发表以“地球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Earth）为题的一系列专文，探讨核子扩散将为人类带来的潜在浩劫。当时正值里根主政初期，核武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谢尔适时推出新书，引起世人注目，好战者犹如受到当头棒喝。《地球的命运》立即成了畅销书，也给肖恩带来莫大的喜悦与安慰。从许多方面来说，肖恩视谢尔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谢尔和肖恩的演员儿子华理士·肖恩是哈佛大学同学，毕业后他参加《纽约客》工作行列。1967年他发表三篇有关越战的文章，分别报道三个遭到战火洗劫的越南村落——边树、广南和广定（Ben Suc，Quang Ngaiand Quang Tin）。由于文笔生动报道翔实，不仅造成轰动，而且激起美国知识分子反战的良知。在整个尼克松政府时代，反越战成了《纽约客》的一贯政治主张，鼓吹可谓不遗余力。
肖恩过于强调新闻性的深入报道题材，逐渐也引起负面性的批评。80年代开始，这类反映愈多。《时代》杂志媒体记者托马斯·格里菲斯（Thomas Griffith）在一篇有关文章中，首先恭维肖恩任内的建树，然后指出杂志的新闻性内容，对一般普通读者来说，太过深奥、太过严肃呆板。
在纽豪斯接收之前，董事会里已经有些人催促彼德·弗立希曼为他们七十多岁的总编辑物色接班人。但是弗立希曼十分慎审，避免激怒肖恩。由于肖恩曾因为偶尔的小事闹得不愉快，多次威胁不干，害得弗立希曼不敢轻易造次。他与其他几位董事认为肖恩的存在对杂志的财务关系重大，一动不如一静，找接班人的事不妨能拖便拖。
纽豪斯在1985年“来意不善”的并购之后，肖恩和他的手下同仁，便突然面临许多不开心的现实情况。肖恩在“都市闲语”（“Talk of the Town”）专栏的一篇文章中大胆直率地宣示，他绝不向纽豪斯低头，拒绝在他挚爱杂志的原则标准上做任何妥协。他写道：“《纽约客》商业经营的所有权或可以易手，但是《纽约客》的基本构想——《纽约客》的传统、《纽约客》的精神——从来不曾为任何个人所拥有过。它是不能被买卖的。它存在于许多作家、艺术家、编辑和编辑助理们的心底深处，他们为了文学、新闻、美学、道德原则的共同理想，而结合在一起工作。”
纽豪斯对肖恩这篇“独立宣言”反应出奇地平淡，熟知他行事习性的人，对他这种反常的举止都颇感惊异。
纽豪斯当然要解决肖恩接班人的问题，他只是隐忍不发，准备伺机而动。等待了几个月之后，1987年初，他迅速地采取行动。所发生的结果，将在多年以后对《纽约客》产生深远的影响。
肖恩曾经一再表示，他的继任人应该从杂志内部现有工作人员中选拔。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在肖恩主控下的《纽约客》是类似专制独裁和校园民主的一种混合体。杂志上出现的每一个字都需要他的核准，没有编辑会议，没有什么编辑作业流程的讨论。但是在他选拔接班人的决定上，他却强硬地坚持，必须由劳资双方共同协议来决定人选，如此才能确实统御得住杂志群中难以驾驭的编辑作者。
1986年年底，肖恩看出来纽豪斯正在急于指派人选。报上出现许多有关这项人事的谣传，说士毅正在考虑的人选有好几个，包括纽豪斯旗下“兰登书屋”、“克诺夫出版部”总编辑罗伯特·葛特利布。肖恩表明反对葛特利布的立场，他说编辑部人员绝不会接受任何一个外来者。他告诉纽豪斯他心目中接替自己的人选是小说编辑查尔斯·麦格里斯（Charles Mcgrath）。麦格里斯是一个态度友善，受大家欢迎的中年人，他在《纽约客》已经辛勤工作了很多年。但他是否能胜任新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耶鲁大学毕业，那年39岁，1973年到杂志社来工作，从阅稿编辑的基层做起。同事们都肯定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好人，但也有人怀疑他的才华能力，怕他承担不下如此重责大任，认为如果由他接班，他只会肖规曹随，不太可能走出任何新路。媒体评论员艾德温·戴蒙德在一篇预测有关人事变动的文章中指出：“麦格里斯在很多方面都很不像肖恩，他唯一的相同处，是以一种《纽约客》的传统方式，几近隐遁般默默为杂志奉献。他肯定能够坚持传统的《纽约客》形貌内容。可是，问题在于肖恩的手下同仁，以及肖恩的杂志，是否也是属于纽豪斯的。”
当肖恩告诉纽豪斯他已经决定由麦格里斯接替他的职务，老板初步反应似乎表示满意。但过不久，纽豪斯邀请麦格里斯同进午餐，交谈之后，他开始改变心意。他决定应该派罗伯特·葛特利布来领导《纽约客》。长期担任著名的“克诺夫”出版部总编辑，葛特利布曾为好几位《纽约客》作者编过书，包括雷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珍妮·马尔科姆（Jenet Malcolm）和乔纳森·谢尔。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编辑。对于一位很多人都认识，或是曾经共过事的总编辑人选，的确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反对。纽豪斯征询葛特利布的意见，他很快地表示接受。一旦决定了人选之后，纽豪斯唯一剩下的困难是如何把这件事告诉肖恩。
1987年1月12日下午，纽豪斯没有事前知会《纽约客》任何人员，径自直接造访肖恩在杂志社的办公室，并当面正式通知他这项人事决定。当圣诞新年假期中，纽豪斯把总编辑职位口头上给了葛特利布的时候，肖恩尚蒙在鼓里，还正准备把麦格里斯的办公室搬到他办公室附近，以便他可以逐渐取代自己更多的工作与责任。纽豪斯走进他19楼办公室时，肖恩茫然不知他突然造访的目的。士毅认为对一位他颇为尊重的总编辑而言，这项会晤应该纯属礼貌性的知会。
纽豪斯告诉肖恩他对麦格里斯并不满意，他马上就要正式宣布接替的人选。
根据几个消息来源的说法，当时纽豪斯直截了当地说，“我已经请了罗伯特·葛特利布担任新总编辑。”然后，他递给肖恩一份他已经签了名的备忘录，文中说明肖恩将于3月1日起“退休”。
肖恩听得哑口无言，但在两人会晤期间仍能尽量保持冷静。他试图劝说纽豪斯打消任用葛特利布，或“任何外人”的决定，纽豪斯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事后曾和肖恩谈话的同事们说，79岁的老编辑神情惊惶满脸无奈。他后来知道，纽豪斯和他会面之前，有关他“退休”的一纸声明早就已经发给新闻界了。声明中，纽豪斯推崇肖恩是“他那一个时代中最佳的总编辑”。文件当然不提他去职的被迫性质。
当天在下班之前，肖恩已经写好短短一份告别书，文辞清澄恳挚，和纽豪斯那种冷酷绝情不啻天渊之别，仅只是临时而写成的短简，肖恩却试图总结他数十年来，为所热爱的杂志工作的经验与心得。
在这混乱的时刻里，我五味杂陈而茫然不知所措，几乎静不下心来和诸位道别……我们用诚实和爱心完成了我们的工作。《纽约容》……曾是最高雅的杂志，或许可称它是空前最伟大的杂志，但是这份工作上的成就比起我与诸君之间的情谊，它的意义变得微不足道。真正最重要的，在于你我曾经共同工作……我们曾经永远不断地努力，企图发掘事实、传播真理。
威廉·肖恩担任《纽约客》总编辑35年之后，肖恩被扫地出门，他想替杂志挑选一位接班人的希望也都化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