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残殆尽
要讨论《纽约客》的前途命运，无法不提罗伯特·葛特利布。
从肖恩手上接过《纽约客》的编务，当时56岁的葛特利布接替了一位传奇人物留下的工作——这件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一定是吃力不讨好的困难差事。但是一向镇定的葛特利布似乎不显慌乱。将近20年前，当时更加年轻的葛特利布就已经追随艾佛瑞·克诺夫担任“克诺夫”出版社编辑。这次《纽约客》总编辑职位的权力交接，葛特利布表现得并不畏缩。尽管工作人员曾经大规模地集体反对他到《纽约客》来，葛特利布显得不为所动，也无意采取任何报复手段。他体会到，如果要使《纽约客》有止痛疗伤的机会，突破当前的瓶颈，需要默默地努力工作，而不是张牙舞爪地搞表面功夫。肖恩的死党怀赛德说：“我不觉得他是个怀恨记仇的人。他并没有让跟肖恩关系密切的人吃苦头，这完全由于他的心胸宽大。”
刚上任的头几十月，葛特利布开始清查肖恩的旧卷，许多已经写好而尚未刊出的文章，以及承诺给付佣金的稿件或稿费，他一一遵行，分文不少地付给作者。他甚至刊出桃乐丝·莱辛（Doris Lessing）叙述阿富汗反抗军的一篇1．6万字的文章，文章佣金属于肖恩，他想照付，但被拒收。一度使封面显得生动吸引人的漫画稿，现在渐趋呆板，失去往昔灵活的想象力。葛特利布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设法予以改善。他使“都市闲语”一 栏，稍稍摆脱新闻性，并且罗致一批他自己的新作家，像泰伦斯·拉弗蒂（Terrence Rafferty）和亚当·格普尼克（Adam Gopnik），专责报道艺术领域的动向，也有好几篇非小说的连载与相当引人注意的故事，像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有关联邦储备局的一本书，分成上中下三次刊出摘录连载，尼尔·希恩（Nei1 Sheehan）《一个光明灿烂的谎言》（A Bright and Shining Lie）分四段摘录连载，该书不久之后获得普立策奖。
编辑部工作人员发现，大家关心的一件最重要的事，葛特利布却没有做。大家一直提心吊胆屏息以待的情况并未发生，编辑部没有大规模解雇，没有严重的冲突，甚至连各人工作的分配也没有任何基本改变。杂志内工作人员和外面新闻界都期待必然发生纽豪斯式戏剧性的人事风暴，因为葛特利布以和为贵的善念，消弭于无形。新闻界对《纽约客》的关注已经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纽约客》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受到广泛重视。杂志把目录版的形式小作变动，《纽约时报》写了一大篇文章予以报道。“葛特利布先生说，这只是为了读者们的方便而已，除此之外，他拒作任何更深入的解释。”葛特利布在他办公室中放了不少普通的廉价摆设，一具普利斯莱造型的玩偶，其他一些塑胶或瓷器的小玩意。不像肖恩穿着那么正式，他穿衬衫不打领带，斜纹布裤和球鞋。他极少像其他杂志总编辑，经常参加与权贵人物的午餐。有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说：“我的生活中只有四件事，工作、芭蕾、读书和我的家庭。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我不参加午宴、晚宴，不看戏也不看电影。我不胡思乱想、不情绪无定、不偏离主题、不发生外遇。所以我得心应手时间宽裕。”
不过，他工作上最大的压力，在于惟恐被人认为是破坏《纽约客》的人。他太戒慎恐惧地努力以赴，因此反而局限了他的发展。不敢出一点错，小心得不敢做任何改变，葛特利布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走肖恩路线的活木乃伊。葛特利布上任的时候就明白表示，“在个性上，我是个守成的人，不善于开创。”接任总编辑五年之后，葛特利布的《纽约客》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纽约客》的传统已经不符合潮流，《纽约客》的内容也不再吸引新一代的读者。从前害怕被大规模解雇的工作人员，现在大声质疑葛特利布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方向，以及自己的做法。
保守有余、开创不足，正是葛特利布担任《纽约客》总编辑的写照。不因肖恩去职而丧志气馁的许多资深编辑作者，本来都支持葛特利布把工作做好，但是他们现在发现新总编辑的弱点，正是杂志原先最强的一环：新闻性。葛特利布在小说和与他编辑书籍经验有关的事务上表现良好，而他的弱点一一尤其在与肖恩相较之下更为明显——是缺少对事情发展的远见、对政治的关心，以及策划报道和写作时所必须的一份新闻感。
比较肖恩和葛特利布，许多圈内作者发现两人不同之处非常显著，肖恩出身于杂志的非小说部分，葛特利布在“克诺夫”的工作经验，则以编辑处理小说类书籍为主。作家加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观察入微，他说，“即使非小说类书籍也和新闻类不一样；它们相关、类似，但不是相同的东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和肖恩的背景完全不同。”
特里林曾经公开签名支持肖恩，但后来也友善开朗地对待葛待利布。他逐渐发现前后两位总编辑之间存有极大的不同。他在1992年一次访问中说：“肖恩对外在事物兴趣浓厚，他真正认为新闻是杂志的主要精神。他对这个国家非常关怀……我从葛特利布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出这份特质。肖恩为人拘谨审慎，但对自己的判断有绝对的信心。我不确知葛特利布是否如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出错，但他并不确切了解什么是新闻。他尽最注意安全保证绝不出错，不惹别人生气，你也挑不出毛病。”
没有明确的编辑方针，好像人体缺少中枢神经，《纽约客》的声音逐渐式微，它一度勇敢挥舞的道德权威，也慢慢消蚀殆尽。杂志现在对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似乎不再那么热诚地关怀了。葛特特布变得比肖恩更加沉默，畏缩在工作之中避免被人提及。另一位资深作者表示，“现在葛特刊布的见报率比以前肖恩更少，新闻界不太谈论《纽约客》了。”
编辑部门失去影响力，使弗罗里欧带给《纽约客》的创伤，如同雪上加霜地益加剧烈，90年代初期，他仍继续担任纽豪斯的杂志发行人。弗罗里欧一直维持高姿态，至少以《纽约客》的标准来看。他继续推行各种促销花招，1992年2月弗罗里欧告诉《广告年代》（Advertising Age）说，“有许多公司都想和我们挂钩。特别广告插页应该是可以运用的一页筹码。”1986年开始，杂志内页出现一种非驴非马，广告与编辑内容混合在一起的东西，看似事实报道，实系广告内容，被称之为“广告报道”（advertorial）。《广告年代》把《纽约客》篇幅中引人注目的“广告报道”一事归功于弗罗里欧，而他自己则得意地认为，它增加了杂志“新的适应性”。的确，这种以事实报道和广告内容合并在一起的怪物，不仅使读者混淆不清，也摧毁了几十年来横亘在《纽约客》编辑、业务两部之间的那一道鸿沟。
无论是电视广告或其他种种促销推广活动，弗罗里欧只是在努力表达他大老板的敏感度。纽豪斯敏感地认为《纽约客》正在缓慢地趋向死亡，所以他采取康德·纳斯特的标准手法，企图予以“挽救”，适得其反地，他违反《纽约客》本身的“体质”，又强迫它接受不合适的做法；既不了解过去使它成功的真正原因，又将自己的审美观强加予杂志身上。移植工作彻底失败。与现代任何杂志相较，《纽约客》的成功全靠卓越的编辑内容，乃能成为珍爱文字写作的读者们必读之物。因为读者多，广告客户趋之若鹜，乃使杂志成为历来最赚钱的刊物。当前世界上，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巨幅广告看板、声嘶力竭的播音员、永不休止的促销花招所疲劳轰炸，已是不胜其烦。从前《纽约客》之所以特别，在于它的不同凡俗。杂志默默的正派编辑作风，正是它引人之处——绝非需要克服、需要阻遏、需要反对的障碍。到了90年代，杂志业界，尤其是纽豪斯手下的众家杂志，只懂得市场推销技巧，把编辑和业务故意混淆处理，如此世风日下，《纽约客》原先坚持正派办杂志的理念已经曲高和寡，甚至荡然无存了。
假若购并《纽约客》是为生意着眼，士毅·纽豪斯诚然未能真正了解他到底买下了什么。假若他买它——正如弗立希曼所说的——只当成一件珍贵的装饰品，像他收进自己收藏行列的一幅画或其他千百万元一件的艺品，那么纽豪斯大大的亵渎了美国最伟大的文坛瑰宝。到了1992年夏天，即使连纽豪斯都清楚地知道，《纽约客》已经垂危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