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销售梦幻

此后的十年里，《时尚》杂志发生惊人的大转变，读者人数由维瑞兰下台时的42．8万开始爬升，到80年代初期，已经高达百万以上。米拉贝拉理所当然的成为众人仰望的明星。士毅·纽豪斯多年以后指出：“我想在70年代中期，我们大家的生活方式，以及大家对时装、文化和卫生保健的态度，都发生非常重大的改变。走出了60年代的任性迷茫，走出了受英国风影响的异国情调——那种正合黛安娜·维瑞兰口味的生活方式。我不是社会史专家，但是我的确能够体会到，整个社会似乎变得稳定下来，人们开始用一种比较严谨的眼光正视生活，格雷丝刚巧赶在这个时刻进来，她真正地掌握到社会的改变。《时尚》杂志于是欣欣向荣，主题变得更深入大众，内容变得更丰富活泼。”

由于杂志的任务从“销售梦幻”变成“销售商品”，《时尚》对广告客户的态度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友善。在维瑞兰时代，《时尚》和时装业界的相互共存关系是相当微薄的，她极不愿在编辑内容上对重要广告客户做点什么义务性的配合——这也是导致她下台的原因之一。米拉贝拉重新恢复《时尚》与一些广告大客户相互帮衬的关系。一份“必需名单”（“must list”）成为《时尚》的标准政策，名单上列出必须在杂志内容中予以美言的广告客户，列名标准并不在乎新闻编辑原则，完全看广告钞票的多寡。名单包括第七街（Seven Avenue）时装设计公司出产的名牌服饰，以及各大百货公司的精品服饰厂商。《时尚》在编辑版面中以“报道”的形式，故作客观地评述这些品牌时装。1979年被一位记者问及有关《时尚》“必需名单”的事，米拉贝拉不认为此事有任何的不适当。她回答说：“一向都有这个传统。”它不是一份白纸黑字的正式规定，而是某种相沿成习的谅解。当时担任《时尚》发行人的狄克·肖特维1972年对《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承认：“谁要广告我们就捧谁，这是一个冷酷的事实。”

米拉贝拉在编辑政策上偶尔也采取强硬立场，她主张禁止在《时尚》的图片中出现吸烟妇女，尽管康德·纳斯特旗下杂志从不间断接受香烟厂商的庞大广告，米拉贝拉的夫婿是一位医生，所以她特别了解癌症和相关疾病对千百万吸烟妇女的威胁。也恰好在此同时，士毅·纽豪斯正努力戒掉他一天抽好几包香烟的习惯。不过，在发生这类内部争论时，广告收入的考虑，通常胜过对身体健康的考虑。狄克·肖特维忆及他与米拉贝拉曾就香烟问题爆发冲突，“格雷丝强烈反对抽烟——虽然我们有这么多香烟厂商的广告——她却准备登反烟文章。我只好向利伯曼求援；利伯曼则会对她说，‘格雷丝，我不认为你的想法绝对适当。不管怎么样，狄克能从香烟商身上赚进大笔广告钱。’”有的时候，当反烟的争执或是某个编辑点子代价太过昂贵，肖特维会直接找士毅请求裁断。但是，从无例外的，士毅总是这么回答：“去跟利伯曼谈谈，看他怎么想。”

在康德·纳斯特公司里，像业务发行主任以上的人员，都必须在出刊前的最后阶段检视编辑排版内容，确定杂志印出来以后能够卖得出去。士毅旗下众杂志的每一期封面并不由编辑或记者们负全责。亚历克斯·利伯曼就曾表示，“每一期封面都必须经由士毅核审。报摊上的零售量现在对我们非常重要，主管发行的人员知道哪种封面能使杂志卖钱。”在康德·纳斯特，这些原则上的妥协似乎都很轻易，没有什么道德上负担的困扰。如果其他新闻业者像康德·纳斯特的如此做法，则早就遭受恶评中伤了。纽豪斯的手法，则是堂而皇之地把编辑和广告之间的界线故意予以模糊，到了最后，似乎所有工作的存在，目的都在促销产品。虽然他所掌控的只是女装杂志世界，士毅却和他父亲一样地非常现实，视金钱收入为办刊发行的主要目的。

萨姆·纽豪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终于决定把康德·纳斯特公司一切权责完全移交给他。士毅也不负所托地显示出自己能让父亲满意的工作能力，甚至开始提供出自己具有创意的想法。担任《时尚》发行人期间，他最成功的设计之一，是在《时尚》每一年九月份特大号上，介绍约纽所有重要服装设计师，将他们集中在一起，有如橱窗展示。这项特刊在70年代初期首次推出，逐渐发展成公司的一棵大摇钱树。《时尚》杂志每年九月特大号——每本通常厚达800页，重逾3磅——大得使美国邮政总局必须事先向全国各地邮局局长发出特别警告，小心处理。同时士毅也注重如何降低成本，并决定将《时尚》原先稍大的版面缩小成一般杂志的标准尺寸，并将刊期发行由每月二期改为每月一期出版。

尽管有的地方精打细算，但是对能够扩大公司规模而必须投资的费用，士毅半点都不犹豫。调查资料显示旅游刊物市场甚具发展潜力，纽豪斯立即从“老饕俱乐部”（Dlner's Club）手上买下《签名》杂志（Signature），将它停刊，把订户名单卖给康德·纳斯特集团旗下、当时正在改版强化的旅游月刊《旅游者》（Traveler）。《旅游者》以偶尔发表批判旅游业的评论文章而闻名，这种批评广告客户，喝了奶水又倒打一耙的做法，在康德·纳斯特所属杂志中是非常少见的现象。《旅游者》所争取的是见多识广、生活优裕的读者，这种报道真相的做法是针对此种特定读者的争取手段，也正符合杂志办给精英阶层阅读的纽豪斯最高理念。80年代初期，投资500万美元彻底改版《家与园》杂志的方案中，包括雇用中场调查公司深入研究读者分布与有关人口统计，根据所得资料，纽豪斯将《家与园》杂志的订价一口气提高将近3倍，并且决定在杂货店等较低销售量的零售点停止售卖《家与园》。在康德·纳斯特精致杂志的经营理念中，知识和格调要卖给出得起钱的人。纽豪斯并解释说：“我们的杂志代表了某一类型的品质与读者。”市场调查的结果，有时候可以完全改变一份纽豪斯旗下杂志的编辑政策言论立场。例如，纽豪斯在1979年买下的《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统计资料显示，假若想要提高其盈余，势必在内容及言论立场上，扩大它对异性恋男读者的号召力。蒂娜·布朗曾一语道破玄机表示，“GQ的同性恋倾向太重”，使得这项改革颇具讽刺意义。几十年以来，康德·纳斯特集团对同性恋员工的态度比起任何其他媒体公司要宽容得多。GQ总编辑安娜·温特1992年在男女同性恋者的新闻杂志《倡导》（The Advocate）一篇题为“浮华世界的神仙故事”（Vanity Fairies）文章中说：“我的杂志——就像内部的男性员工一样——是一份男同性恋者的杂志。”80年代初期，GQ上层决定，将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等摄影师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作品删减，以期淡化整个杂志的同性恋形象，从而加强对异性恋读者的争取。重新强调的是比尔·克里斯多（Bill Crvstal）、派翠克·史伟兹（Patrick Swayze）等名流的摄影作品，并且在刊出的男模特儿图片中尽可能要有女性同时出现。随着纽豪斯杂志王国的扩展，利伯曼的责任也不断加大，他的责权范围早已超越《时尚》一份杂志。事实上，利伯曼现在是康德·纳斯特所属所有刊物的太上总编辑，监督整体的经营方向，有时，他甚至需要亲自参与每个杂志日常工作的细节。

利伯曼在1991年指出，在士毅·纽豪斯的经营下，《时尚》杂志所呈现的真正目的，毋庸置疑地是较偏向商业性。总而言之，生意就是生意。这也反映出原本一心向往艺术家生涯的利伯曼现在已经接受了纽豪斯新赋予他的商业观点。

接受杂志事业之后，纽豪斯有生以来第一次流露出他的自信心——一种沉静的、轻松的稳定态度。他似乎告诉大家，他已经完全能够掌握他的工作。事实也的确如此，到了80年代初期，士毅·纽豪斯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的同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