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谋远虑
在纽豪斯所有家人中萨姆或许是最具家庭责任感的人。他为家人所创造的生活条件，的确非常了不起。像在这种场合，老一辈的家人总是先想起要向他的伟大成就致谢。谈吐温和的泰德就是回忆起他们兄弟小时候，过的那段赤贫生活和所受到的反犹太压迫。年轻一代，甚至孙辈，不再有人有过那种经验。他们在公园大道奢侈的华厦中成长，进最贵的私立学校，在家族事业里保证有工作等他们去做。
特别是士毅。他似乎对父辈艰苦奋斗起家的往事缺乏一份基本的体会。事业成功，个性独断者的子弟身上，经常可以发现浮华不实的心态。士毅那段情绪不正常的日子，似乎持续得比其他人更久。士毅不仅没有他父亲的那份踏实感，有时候甚至表现得自暴自弃，令他父亲窘恼不已。他与第一任妻子的离婚事件更是搞得一塌糊涂，她有很长一段时间禁止他接触子女。此事尤其使士毅父母深深失望。这个情况，不禁使人想到有关纽豪斯家族今后的继承问题：他们将是单传的家族王朝，能够一代代承续下去，还是成为多人继承四分五裂的另一个败落家族。
不过，当士毅一旦遇到维多利亚·德·拉梅尔，这个问题有了部分答案。她是一位很有品味的黑发女子，1973年4月与士毅结婚。他们的婚姻使士毅的生命获得相当大的一份安定感，也结束了他的浪荡形象。虽然他与子女之间仍然保持一段距离，但是这第二次婚姻，为士毅即将接掌的纽豪斯新闻王国，构成一项稳定的基础。
维多利亚与士毅前妻简·弗兰克是截然两种不同典型。当她嫁给46岁丈夫的时候，维多利亚是一个端庄成熟的女性，对艺术与文化鉴赏能力颇高，和士毅的兴趣相投。她在纽约曼哈顿“乔治·布拉齐勒图书出版公司”（George Braziller）担任高级编辑，经常出入士毅和康德·纳斯恃公司编辑们也常出现的相同社交圈子。她念大学时成绩很好，是荣誉毕业生，这点和她丈夫不一样。她曾和法国人瑞言斯·狄·罗米尔公爵结婚，后来宣告仳离。她对建筑兴趣浓厚，素养精深，因此得以参加负责监督纽约市建筑审查事务的“市艺术协会”（Municipal Arts Society）。该协会的成员还包括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她也写过一本有关她心仪的建筑大师的专书。维多利亚有一项遗憾，她一直无法跟婆婆蜜芝相处得像简·弗兰克那般亲密。部分原因大概是她从未替她生过孙子。但是她对丈夫、对他们的共同生活却是非常用心。对正准备承接更大责任的士毅而言，这是一股十分重要的稳定力量。
70年代之中，虽然士毅早已进入中年，在工作上，又能把康德·纳斯特旗下诸杂志办得日有起色，虽然他已再婚，并且成为家庭内重要成员，但他看来仍然不完整——他只不过是一个儿子。
这个情势终于改变。1979年8月29日萨姆·纽豪斯以84岁高龄去世，遗留下美国传播媒体中，由私人家族拥有的最大一份事业。这份遗产包括30家日报，其中又包括在纽瓦克、克利夫兰、新奥尔良、波特兰，以及雪城等几个大都会中几近垄断的大报，还有销路广大的星期日增刊《巡游》，家族所有的康德·纳斯特杂志群，还有很多家电视台、有线电视分销网路，简直有如一座一望无际，挖之无尽的巨大金矿。没有任何一位美国传播出版事业大亨，连普立策·赫斯特都比不上，像萨姆·纽豪斯的“前锋出版事业公司”，遗留给子孙规模如此庞大、业务那么多元化、盈利那么丰沛的一个王国。
萨姆撒手而去对整个家族所有成员都是一个转折点，但对长子士毅影响最大。虽然感情上非常悲恸，父亲的去世反倒使士毅终得解脱。他现在可以放手地照自己意志处理家庭事业，将它推上一个父亲生前无法企望的新境界。
在80年代期间，他父亲一度曾经梦寐以求，盼能拥有的出版事业瑰宝，像《纽约客》杂志、“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现在已经不再是不能企及了。它们不仅能提升身价格调，壮大声望气势，而且更是稳固的财源。十年之中，他大手笔地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价格，不断购入曾经都是珍贵无价的传媒之宝，显示出士毅愿意、也敢花大钱的投资眼光。到80年代末期，士毅和弟弟唐纳德的财富价值，比许多知名的富豪大亨要超过数十亿美元。两兄弟合在一起，他们拥有全美国最大的私有财产。
士毅有财力买下“兰登书屋”，能大笔投资使《浮华世界》起死回生，这些巨大支出，如果没有他父亲生前在遗产税上未雨绸缨的精心设计，即非不可能，至少会大为吃力。萨姆·纽豪斯生前最后一项成就，是他有意无意地布置好一套极其高明精妙的逃税计谋，使美国联邦政府为之束手，无法向纽豪斯王国追讨到将近十亿美元的欠税和罚款。此事本身是一项精密复杂的策略，有如豪赌一般且被执行得天衣无缝，又加上政府方面对案件处理不当，不仅省下了大笔税全，也大幅巩固了纽豪斯家族的财富，得以续传未来子孙。联邦追讨纽豪斯欠税官司的过程中，必须公开出庭作证，其中牵涉许多财务的隐私，为纽豪斯及家人带来很多不安及困扰；但是最后受窘难堪的反而是国税局及手下大批联邦律师、稽核及作证的税法专家。在案子尘埃落定，看出整个结局的严重后果之后，著名的税法律师理查德·柯维（Richard Covey）说，“本案代表联邦国税局一项意义极端重大的挫败”——这是自美国联邦税法颁行以来，美国政府在税务法庭上最大的失败之一。对纽豪斯家族而言，打赢这场税务官司，得到今人侧目的胜利，主要关键之一在于士毅·纽豪斯敢厚着脸皮公然说谎，有本领否认一则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不移的事实：萨姆·纽豪斯生前是这项庞大家族产业的主要所有人，不论他是否与家人有任何形式的磋商，他永远是最后定夺的拍板者。可是士毅·纽豪斯居然当庭矢口否认这众人皆知的事。他敢说萨姆·纽豪斯并不全盘掌握他的王国，其荒谬程度就像质疑亨利·福特是否真正地控制他的汽车公司，或者教皇是否统治天主教会一样严重。
不过，作为父亲遗产的执行者，士毅和唐纳德·纽豪斯兄弟真的讲了这种荒谬证词。士毅和他弟弟在庭上宣誓作证指出，他们的父亲并未真正负责一切，每一项生意上的决定，都是家人集体共同研商后的结果。他们的证词当然又完全符合手下律师们提出的税务理论。财税专家们听了只能摇头兴叹，并且惊讶他们的无比智巧与机诈。
经济学家保罗·萨缨尔森（Pau1 Samue1son）后来针对此事提出看法：“当然，整个策划的精妙处在于纽豪斯家族可以左右逢源，两面取巧。为了规避财产按值纳税的目的，他动了手脚之后，公司价值大幅降低。但是有朝一日家族如果要卖资产，名义分散的股票又将汇集成整体，公司净值立即恢复到市场原价，这是易如反掌的操控。”
不过，在法庭之外，纽豪斯家族欠税案件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几乎没人注意。由于新闻媒体有意无意地甚少报道，对公众而言，该案之审理结果有如水中涟漪过眼即逝。这种新闻界齐效金人三缄其口的做法，让我们了解新闻界的真正力量，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就像存在一则大家共同遵守的不成文规定，或是一项君子协定：财大气粗的新闻界大亨，其财务状况，整个新闻界都不得深究，不使它曝光；绝不像处理里莱奥娜·韩斯莱（Leona Helmsley）、伊梅尔达·马科思（Imelda Marcos）和炒股票大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或者其他更加卑鄙的有钱大户那样迫不及待地公诸于世。
理查德·波勒克（Richard Pollak）在《国家》（The-Nation）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税务法庭和纽豪斯报纸在华府的办事处距离甚近，但是派驻在那里的记者们，似乎故意漏掉这条重要的税务官司。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报纸在新闻判断上的不公不义。纽豪斯报团所属26家报纸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应该仔细研读政府指控纽豪斯家族逃漏遗产税，逾十亿美元的有关文件，他们将会觉得意义重大。”
萨姆·纽豪斯几十年前就开始心怀叵测地布置并且仔细研议，终于老谋深算地设计完成此一逃税高招，因而使得继承他财产的儿子们，不必为付巨额遗产税而出售任何家族财产。但是在美国税务法庭赢得这场官司，还必须有士毅和唐纳德以及手下律师群沉瀣一气的通力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纽豪斯十余亿元逃税案，对整个家族而言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生死挑战，它将父与子、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