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原来的风貌
纽豪斯和肖恩见面的第二天，一百多位《纽约客》工作人员聚集在一间大编辑室里，群情激昂，大家想了解杂志今后何去何从。就《纽约客》的传统标准而言，这种集会是史无前例的。
邀集这项集会的人表示说，此事与肖恩完全无关，绝对没有受他教唆，但他们坚持请他到场，并向大家讲话。会中肖恩毫不逾越身份，他扼要地简述总编辑换人的发展经过。对于纽豪斯他始终保持礼貌和应有的尊重，丝毫没有恶言相向。
很多《纽约客》作家，对纽豪斯这项决定表示忿怒和不解。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告诉新闻界说：“我很惊异，原来以为接班的事已经在《纽约客》内部解决，似乎讲好是麦格里斯接任。”厄普代克和部分同事态度比较平和，他们愿意稍安勿躁，给葛特利布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但是大部分工作人员，尤其是平时和肖恩关系密切，例如资历较深的作者丽莲·罗斯（Lillian Ross），主张大家应该立场一致反对纽豪斯的人选葛特利布，并且决定组成一个反对小组，草拟一封正式函件提出此项要求。虽然葛特利布是致函的对象，但副本送给纽豪斯，也分致各个新闻单位。许多同仁纷纷致电给熟识的作家和漫画家，争取他们同意在抗议信上联名。这封信函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他们集会的缘起：“对于这种将一位新总编辑强塞给我们的手法，我们强烈地一致表示悲痛和忿怒。”这封抗议信有如独立宣言，签名的人员比拟自己为法国大革命的仁人志士，希望挺身而出，维护争取肖恩所坚持的原则。
“《纽约客》得以达到当前崇高的声誉与地位，绝非遵循正统杂志出版与编辑方法就能幸致。我们有一份与众不同、强烈的执着信念，唯有由长期共事的同仁中产生总编辑，方能确保杂志之一贯性、和谐性与独立性。”抗议书最后一段说得非常明白，受文者表面上固然是葛特利布，真正的对象却是纽豪斯。“我们向你保证这些不悦和不满绝不以你为对象。我们之中许多人都认识你，并钦佩你在‘克诺夫’的卓越工作纪录。我们敦促你与我们的老板纽豪斯先生咨商之后，撤回你对这项职务的接受。”抗议书总共有154位作者、漫画家和编辑联署签名。也有像厄普代克等部分人员不愿参加联署，有人因为认识并且喜欢葛特利布，有人认为这么做于事无补，反而会把情况搞得更糟。整个事件中，肖恩表现得比往常更为平静，他虽然没有签名，但显然并不反对这项对纽豪斯的正式抗议。许多人认为，同事们表现的这种衷心支持，使他在伤痛中还能感到无比的安慰。
全国新闻界对《纽约客》因人事纠纷引起的内部风潮保持高度关切。在万众期待之下，葛特利布第二天提出答复。肖恩与他在“艾贡肯酒店”午餐时间会晤。两人相互久仰，却从未谋面。葛特利布指出他在“克诺夫”出版部曾经编过很多《纽约客》作家的书，像珍妮·马可姆、雷娜塔·阿德勒和乔纳森·谢尔等。他说，“‘克诺夫’和《纽约客》共有这么多相同的作家，很明显的，我的水准和判断能力不会和肖恩先生相去太远。假若我们两人的确太过不同，我不认为纽豪斯先生会选我接替。”
新任总编辑交出一封他自己的复函给老总编辑，请他转告诸位同仁。他对同仁们的感受表示谅解与同情，但是葛特利布坚定地加上一句：“我的确愿意接任新职。”
《纽约客》的人事风波闹得举国瞩目，纽豪斯深感窘困。在康德·纳斯特王国时，如果有人自觉失宠，只能自己默默认命。纽豪斯完全不习惯《纽约客》编辑部这种与老板公然对抗的做法，因而对肖恩深表不满。他曾当面怒斥肖恩，“以你的职务立场，你有责任制止此事发生。”
1987年2月13日，在《纽约客》服务奉献60年之后，肖恩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凄苦地踽踽离去。朋友们和杂志同事们在出版界专业期刊《万象》（Variety）上登了整页篇幅的广告，公开感谢他的贡献与成就。肖恩羞辱地突然被黜，可以说是在工作与情感两方面都受到重创。他完全失落了，他完全不了解纽豪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只在一年之前，他还公然推崇肖恩的重要性，将他比拟成自己的父亲和利伯曼。虽然不再影响自己所挚爱的杂志，肖恩仍努力化解自己的痛苦感受。他后来在一封写给丽莲·罗斯的信中说：“我从未经历过，我宁愿克制自己的痛苦与失望，努力平衡我的生命，而不愿逞一时之快，纵容自己有复仇的念头。”
即使很多年之后，肖恩的羞辱去职事件，仍使许多当年亲近他的同事们气愤难平。也许纽豪斯认为他不得不展示他的权力，告诉大家谁是真正的老板。但是这次事件，使太多的人对他的评价大打折扣。肖恩视之如子，一度希望由他接班的乔纳森·谢尔，随着少数编辑部同仁一起辞职表示抗议。谢尔回忆说：“我们知道纽豪斯的不良纪录，但是当时大家希望他遵守他的承诺，不做出令人意外的任何举动。纽豪斯蛮横地硬闯进来，不顾我们的强烈抗议，仍然硬把葛特利布压在我们头上，我们仅有的合理希望完全幻灭。对我而言，我所了解的《纽约客》已经寿终正寝，而且手法如此狡诈，完全是透过金钱的肮脏力量。我无法与他同流合污。”
纽豪斯指派康德·纳斯特杂志集团中《绅士季刊》发行人思蒂芬·弗罗里欧（Steven Florio）接任《纽约客》的发行人。他并没有被正式地介绍给杂志的新读者，但是，他一进来就有大动作产生。
纽豪斯和他新派任的发行人思蒂芬，在1987年底发动一项广为宣扬的电视广告攻势，这笔筹划了数百万元的预算宣传专案，要给《纽约客》注入新的生命活力。纽豪斯所要的新读者，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因此杂志的广告代理摄制了一系列四段电视广告，企图透过视觉形象具体表现《纽约客》所载文章的实际内容。
电视广告中有一段，一个快被冻死的矿工，被另外30矿工同事抬进一间小木房中。几乎冻僵的矿工为了取暖吞下不少炸药，别人不知道而碰到了他的身体，却立即轰然引起爆炸。待尘烟落定，幸存的矿工之一，穿着墨绿夹克，戴假胡子和八字长鬓，电视观众不认识他，他就是《纽约客》的发行人弗罗里欧。
在《纽约客》经理部门的老规矩上，士大夫观念很重，认为发行人抛头露面并非光彩之事。乔治·格林当年就尽量避免这类场面。现在纽豪斯当家，经济挂帅，一切向钱看。弗罗里欧指着他初次亮相的电视镜头，骄傲地告诉一位记者说：“那就是我！”
《纽约客》的文章内容，竟要具体形象化地上电视广告来促销杂志，这个新奇的观念在肖恩强调编辑内容诚信无欺的时代，简直匪夷所思。现在《纽约客》的内容被用作促销电视广告的画面，果然在纽豪斯接手之后，杂志的风格变得迥然不同。
弗罗里欧被纽豪斯指派担任《纽约客》发行人的时候，他刚满36岁。他曾把《绅士季刊》的发行与广告办得有声有色，使之转亏为盈。纽约大学主修市场推广的弗罗里欧，先前是到《老爷》杂志（Esquire）工作，表现良好后，升任副社长兼广告主任。1979年春天，纽豪斯并购《绅士季刊》不久，挖他跳槽出任发行人。到《纽约客》上任之后，弗罗里欧告诉业务部人员和新闻界，他能比照以往成功经验把《纽约客》的业务彻底整顿。他认为广告部门员工又懒散又颟顸，就像活在不事生产的乡村俱乐部的气氛之中。他上任一周年的时候，《纽约客》原有业务部人员大多数不是免职、退休，就是辞职走路。弗罗里欧后来说，“我像用一支消防水龙头，把他们全部冲走。”
开始的时候，电视广告费似乎花得值得，《纽约客》的广告由1984年纽豪斯接收时的3500百页，跌落到1988年的2300百页。现在，1989年，回升大约5%。发行也由纽豪斯接收时的48万份，增加到1990年的60万份。由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世界整个经济衰退的现象影响纽约市的经济情况，《纽约客》的财务收支也跟着滑落。1989年《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如何整顿＜纽约客＞》的分析文章指出，《纽约客》易手时每年盈余500万美元，现在收支平衡少有盈余。《时报》说：“许多媒体分析家现在认为杂志正在赔钱期”，《时报》在文章中请教专家提出意见。杂志问题顾问罗伯特·科恩（Robert A．Cohen）说，“《纽约客》必须在编辑内容上力求改善。广告事业掌控在年轻人手里，他们不读像《纽约客》这类杂志，他们读《间谍》（Spy）和《众生相》（People）。年轻人不懂《纽约客》到底是什么。”另一位广告公司主管大卫·艾特席勒（David Altshiller）说得更露骨：“市场上有太多热门、花哨以及更现代化的杂志，假如你想把产品推销给热门、花哨、现代化的读者，你的广告就不会上《纽约客》。广告的热钱大都流到纯娱乐性的杂志上去。这是很可悲的现实情况。”批评者指出，在纽豪斯手法经营之下，他虽投入千百万美元，却扭转不了杂志的每况愈下。一位竞争者，《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发行人约翰·麦克阿瑟（John R．Mac Arthur）公开质疑《纽约客》自称的发行量增加，他说主要是低廉订费促销运动的结果。另一位了解杂志财务状况的《纽约客》前任主管级人员估计，促销以及其他各种推广花招，整个推广运动大约花费1300万美元，远远超过杂志所能因而增加的收入。这位前任主管在1992年一次访问中说：“《纽约客》必须首先为自己定位。过去，它并不刻意追求大发行量，但是纽豪斯接手之后，杂志似乎把发行量看得无比重要。它破坏了读者眼中这份杂志的独特魅力。他们把《纽约客》变平凡了，和其他任何刊物没有分别。”
《纽约客》做的电视广告推广运动，杂志里塞满订阅卡片等的促销技巧，不论能得到什么短期性的利益，但是使得它原有的文化贵族气质一扫而空。过去，杂志极少抛头露面地自己做广告，广告预算非常之少，对订户几乎没有折扣，每年仅只一次寄发请续订阅的通知，除此之外，就绝不打扰读者。不过，它仍能以高雅的编辑内容，吸引许多精品广告客户，因而产生财务盈余。在纽豪斯手下，一改过去含蓄方式，一切都直截了当，《纽约客》好像贪婪地连一块钱都想抓到手里。
几十年来第一次，《纽约客》优裕的广告收入现在变得好像毫无把握。1990年2月，媒体专业期刊《出版新闻》（Publishing News）评论说：“出版界有许多人臆测，因为争取新读者而花费的成本太大，《纽约客》现在从发行上得到的利润可能比以前少得很多。”
现在，《纽约客》和其他所有康德·纳斯特旗下杂志一样，汲汲营营地自我促销，有些人甚至称它为《绅士季刊之子》（Sonof GQ），因为发行人弗罗里欧出身《绅士季刊》。《纽约客》曾经在它的历史上度过不少类似的广告淡季，但是现在的它竟然被人认为是病入膏肓。
肖恩离职之后，很多原先奉行不渝的重要原则都改变了。编辑和业务之间的分界线不再那么明显。最受非议的做法是，居然派出记者和广告客户约会共餐，私下访谈，所进行的则是业务部托办的工作。其他很多熟知《纽约客》长久以来卓著声誉的人，都开始注意到今昔之大异，包括对纽豪斯非常友善的政论家威廉·布克莱。他记得纽豪斯买下杂志不久，接到一份《纽约客》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一项宴会。布克莱到场之后，看到其他客人的身份简直大吃一惊。布克莱回忆说：“由于纽豪斯的出版公司不久前刚刚出版了一本我写的书，我想我应该应邀参加。我一进入会场立即发现，很明显的，这是一场以广告客户为主宾而举行的宴会。”布克莱半开玩笑地跟纽豪斯说：“不如由我出1．8亿，把这份杂志从你手里买回来吧！”纽豪斯听了愣在那里，一时未能会意。
对《纽约客》许多工作人员而言，这种竭力巴结讨好广告客户的新风气，绝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大家对杂志编辑内容向来坚持的正派作风今后能否继续维持，以及整个杂志未来的走向，都同感忧心忡忡。《纽约时报》1988年一篇文章检讨“后肖恩时代”杂志的情况，“使工作人员最感担忧的，是他们体认到新的老板随时都可能粉碎他们的理想世界。他们有一份不安的感觉，杂志编辑内容的命运，似乎和杂志的财务表现都更加密切地纠结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