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霸的王国

第十三章　至高权力

“我想了一下我昨天跟你说的话……”

声音非常熟悉。就在昨天，电话里的这位《纽约邮报》闲话专版“第六页”（Page Six）的前任主编，还在天南地北的大谈她与纽豪斯以及他属下康德·纳斯特各杂志编辑们交往的经验。主编回忆说，80年代是一段歌舞升平的日子，有时候，日子过得就好像是一连串永无休止的宴会，以及和绅士淑女们盛装参加的慈善募款活动……当然，穿着晚礼服古板得有如一尊人面狮身塑像的纽豪斯，偶尔也会出席亮相。这位前任主编答应要勇敢并尽量详尽地叙述她所知道的纽豪斯，并且同意可以记录存证。

在她的经验里，主编有时候会在纽约上西城（Upper West Side）一项新书出版会上遇见纽豪斯，当然，这位新书作者今后的事业一定会如日东升。有时候，“第六页”主编或许会在某些盛会上遇见纽豪斯，并且和他简短交谈——仅仅很少几句话。或是在诸如拉里·加俗辛（Larry Gagosian）等艺术品经纪画展揭幕的场合，或许是在为康德·纳斯特举行的酒会上。她觉得值得记忆的未必是纽豪斯说了什么话，而是她所感受到的，他那种充满会场的权威感。

电话中她继续说：“这么做一定会伤害我自己，假若我试着去找另一份工作，我实在力不从心……”

现在这位主编正在回我电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我畅谈纽豪斯的机会消失了，在出版有关报道时，可以引用她名字的承诺也随之俱去。这位“第六页”前任主编，曾经在纽约市边远地区的小报里干过剪刀浆糊的基层编辑生涯，也曾在一份小杂志里当过高高在上的总编辑，以她的处境，若是能在康德·纳斯特公司里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那简直是求之不得——那种工作任何一位自尊的曼哈顿杂志总编辑都会梦寐以求甚至拼命去争取……甚至不惜答应以闭嘴为条件。她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怎么会传到士毅耳朵里去的。

“我没跟你说过什么，对不对？”

很多人都知道不能随便乱提他的名字，很多人都私下谈论、随便乱提他名字将受的惩罚——可能是随之而来的长期失业。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但却没有人能找出可以让士毅·纽豪斯对事件应负责的任何把柄。

神秘企业家

纽约市是美国媒体的圣地，传播大亨们活跃其间，并能遥控全国性的媒体活动，任何事都变动不居，唯一永恒不变的真理是：谣言挂帅（Gossip ru1es）。至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对于掌控美国媒体的人了解——就是那些控制电视台、报纸、杂志、图书出版的人——资料大都来自这些捕风捉影的闲话传闻专栏，以及其他专门报道各类富豪、明星名流社交生活的刊物。在各种闲话传闻专栏里，除了麦当娜，欧普拉（Oprah）、施瓦辛格（SchwarzeneRger）等名人花边花絮报道外，也可以找到蒂娜·布朗、安娜·温特、桑尼·梅塔，或是其他纽豪斯麾下爱将的生活起居的些许报道。

从这些零星报道里，以第三人称引述的轶闻琐事以及简短肤浅的片段描述，间接地也构成士毅·纽豪斯的公众形象。有关他的短程意图或是长程目标，除了最简单的资料以外，他永远坚决拒绝提供任何说明。当他必须面对新闻界的时候，纽豪斯远比和他社交圈内朋友谈话的尺度更加地防卫自己，虽然，他对内圈朋友都极少提及任何问题的细节，以及他个人比较深入的看法。

在有些方面，士毅·纽豪斯可以媲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Fitzgerald）小说《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isby）里的主角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一个审慎万分而老谋深算的人，大家对他少有真正的了解，所以成为外界种种的揣测。本世纪中叶，他父亲的名声倒是充满了霍瑞修·埃德加（Horatio A1ger）笔下美国年轻人白手起家的传奇色彩，但是士毅·纽豪斯的名字，却绝少被人形容能够反映些美国传统高贵情操。他生长在一个更复杂、更怀疑人生价值的时代里，士毅·纽豪斯和他家族拥有庞大媒体公司，代表了今日大众传播媒体事业里，极少数人能主宰一切的现象，媒体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广告，以及充满阶级意识的编辑内容反映出的美国形象，是一个人民贫富悬殊、品味各异、需求不同的国家。纽豪斯是媒体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象征。尤其，这少数人是公众所无法信赖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80年代末期，《幸福》杂志曾经指出：“纽豪斯兄弟的财产多得惊人，可是许多美国人从未听过这两个人的名字。”

如果说大众对士毅·纽豪斯有什么具体印象，那就只有权力与畏惧。只有很少几位其他媒体大亨，像鲁珀特·默多克，拥有与纽豪斯实力相比的事业，可是没有任何一位能超越他王国的规模以及他对隐秘自己的坚持。如此情况导致了一项结果，士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是一个小姿态、一个小动作，都被他的员工们仔细分析，看会发生什么影响或是隐藏了什么涵意。当他星期六上午在纽约中城或苏活区（So Ho）艺廊参观，通常由好莱坞巨子大卫·吉芬（David Geffen）之流的富豪朋友们陪同，《纽约时报》就会描写成：“临时到访有如两位四星上将未经事先通知，突然莅临视察一个新兵训练营。”在他的总部里，纽豪斯巡视他的杂志作业时，他目光锐利地仔细观察，但极少与员工做片刻交谈。一份商业性杂志说：“如此造成了康德·纳斯特公司里人人神经紧张、人人自危。”

问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害怕士毅·纽豪斯，你能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我不怕他，”蒂娜·布朗说，她是纽豪斯公司里，可能真正不怕他的极少数人员之一。不过就在这同一个回答中，她迅速补充一段话：“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他绝不会有仇必报，他也不会心胸狭窄。他对整过他的人不记前嫌，他颇有器量。”

士毅·纽豪斯属下作家、编辑，或其他出版部门工作人员尽量避免谈他们的老板，最常见的理由是害怕被撵出公司失去工作。曼哈顿本身有点像一个自成格局的文学岛屿，纽豪斯高高在上有如神明，他是一个财源无限的大施主，他手下众多杂志，有无数的文章可以约聘自由投稿作家撰写，稿酬优厚，他手下许多书籍出版单位大，太多六位数字的新书合约可以签订。对许多一流作家而言，纽豪斯的公司即使不出版他们的原稿，但是至少有机会请清某一家杂志发表摘录，或是某一个出版部门重印平装版本。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一位纽约稍具声望的作者，会去考虑撰写有关纽豪斯王国的文章，虽然他们私底下会不断他讲它的闲话，传它的谣言。

其中一则事例，1992年12月，《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总编辑苏珊妮·列文（Suzanne Levine），要有经验的记者去采访蒂娜·布朗主持编务之下的《纽约客》有些什么改变。列文联系了很多人，最后找到一位外地的编辑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也兼营自己一份杂志的这位编辑艾瑞克·尤顿向总编辑问，“为什么找我？”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回答说：“因为你最适合。”

当尤顿逼问说出真正原因时，她回答得非常坦诚：“因为除你之外，别人都不愿意碰它。”

在这种充满恐惧的气氛下，士毅·纽豪斯在美国传播事业中默默地坐大，使他的家族企业得以累积百十亿财富，却不受社会的查核监督，也没有任何对公众福祉的责任感。他不发一言但蔑视一切，这是纽豪斯家族一向封锁有关自己的新闻，并对企图探询者威胁采取报复的历史传统的一部分。《编辑与发行人》（Editor&Pubisher）是美国报业可敬的圣经级刊物，过去几十年中，每当这份杂志刊出文章对纽豪斯稍有批评，立即影响杂志上的广告业务量。60年代中期，雪城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年轻的研究生，准备出版他对纽豪斯报团的研究报告，士毅的叔叔泰德威胁要上法庭告他。80年代初期，作家理查德·米克有关萨姆·纽豪斯及其新闻王国的著作出版之后，萨姆·纽豪斯的高层助理对他提出诉讼，但未能得逞。事实上，米克写的传记，除了书名不同之外，整个内容与纽豪斯自家出版公司印行的许多本老萨姆传记，几乎完全类似。在米克出书过程中，士毅·纽豪斯曾经通知他，他父亲是一个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纽豪斯家族中，不会有人跟他出书的事合作。至于社会大众若是想寻求答案，根本不在士毅·纽豪斯考虑之中。《纽约客》一位作家告诉《时代》杂志说：“据我们的了解，当你像士毅·纽豪斯那样有钱有势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皇家大酒店”（Royalton Hotel）和它楼下的“四四餐厅”是纽豪斯公司工作人员喜欢聚会的地点之一。在这里，客人们的座位安排都经过仔细的准备和研究，可以看出来谁正当红，谁快垮台。属下作家、编辑、业务主管一大批人都是常客，由纽豪斯公司所支付的账单，数字超过餐厅总营业额的四分之一。带位领班说，一进门的订位台抽屉里藏有一本簿子，登录有康德·纳斯特上下人等的姓名和职衔，如此可以将客人带到适当的座位。最后面的墙边上，有一排“权力雅座”（Power Booths），是半月型绿色的天鹅绒座椅。在这些雅座上，可以找到康德·纳斯特公司主管们和加尔文·克莱因之流的名牌精品广告大户，或是其他明星名流应酬饮宴。对蒂娜·布朗而言，“皇家”有她许多个人的回忆。70年代中期，她奉伦敦《综合》杂志指派来美国采访时，她就下榻于这个旅馆，后来担任《浮华世界》总编辑，她经常利用午餐时间在“四四餐厅”会晤作家和编辑们。“皇家”的位置和康德·纳斯特大厦与《纽约客》办公室距离都很近，它现在的情形，非常像以前《纽约客》工作人员经常欢聚的“艾贡肯”（Algonquin）大酒店一样，“艾贡肯”也坐落同一条街，就在正对面。

士毅·纽豪斯比较喜欢“四季大酒店”里的餐厅，当然，另外有他自己的一套“权力午餐”方式。他偶尔也会到“皇家”来，他的出现，害得大家鸡飞狗跳，不但餐厅总经理亲自出来带位，原已坐在最好座位的手下主管们，立即让位迁座，退避三舍。

报纸专栏上，也经常看到类似的阿谀态度，其中有些是纽豪斯手下人员自己写的。纽豪斯世界里，如果出版了畅销书、杂志文章引起争议，或者其他各种轶闻趣事，小报专栏都会密切注意并立即予以报道。90年代初期，《纽约邮报》专栏作家比利·诺维奇（Billy Norwich）大概是纽豪斯最忠实的“轿夫”，他的“社交闲话专栏”里包罗广泛，其中当然包括他在康德·纳斯特的同事们。诺维奇兼任《时尚》的特约编辑，他在《纽约邮报》的专栏，口吻笔法一如康泰纳斯特产品。当利伯曼正在大力推销他刚出版的摄影集之际，诺维奇适时推出专栏文章，大捧特捧利伯曼是“20世纪文艺复兴的巨孽”。士毅·纽豪斯和妻子维多利亚每次参加慈善餐会，他的专栏都会大幅报道。事实上，环绕纽豪斯身边的马屁文人大多，诺维奇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纽豪斯与媒体世界

某些新闻圈里公认，《纽约时报》的立场要比诺维奇严谨得多。可是遇到有关纽豪斯新闻的时候，自命“记录历史的报纸”（The Paper of Record）的《纽约时报》也会像小报专栏一样地迷失方向，不过，当然出于它特有的审慎严谨态度。《纽约时报》商业版最下角几乎每天都出现“前锋出版公司”的股价指数，所占地位虽小，却象征它与纽豪斯组织声气相通的脉动。年复一年的《纽约客》、《浮华世界》及“兰登书屋”发生的任何鸡毛蒜皮小事，《纽约时报》几乎都忠实地予以报道。它评论纽豪斯出版书籍的次数，远远超过对任何其他出版公司产品的报道。《纽约时报》许多最佳作者与最高级编辑，几乎都在纽豪斯属下出版公司出过书。还有其他各种不同型式的利益纠结，像长期任职的《时报》艺术评论家约翰·罗素（John russell）一直是亚历山大·利伯曼的密友，他为《时尚》撰写非属艺术领域的文章，但仍在《纽约时报》上评介利伯曼有关的艺术创作。《华盛顿邮报》评论员大卫·施特赖费尔德（David Sireitfeld）1991年撰文指出：“‘兰登书屋’里永远有事发生，某一个出版部门、某一位主管，永远有新闻，天天轮流上报，部分原因在于《纽约时报》被东50街201号大厦里的动向迷惑住了，其他任何出版公司，是完全得不到如此青睐与偏爱的。”

在纽约文坛上，《纽约时报》扮演一个极其严肃的重要角色，它是成功失败的仲裁者，也是文化趋势的公正记录者。当它美言赞誉一本书或一位作家时，这本书就能很容易地成为畅销书。每个星期日《时报》的“书评版”列有“畅销书排行榜”，全国大小书商及廉价书中都一致地以之马首是瞻，引为好书的证明，用之招徕顾客。《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在图书业界被简称为“排行榜”早已形成权威，它对像纽豪斯公司这种大型出版机构，重大投资推出大套头书的市场销售情形是一言九鼎，举足轻重。曾在“兰登书屋”主持过一个出版部门的依莉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1993年离开“兰登”之后不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毫无疑问地，当初决定在《纽约时报》上刊出‘畅销书排行榜’的聪明人相信它将提供内容纯正、性质中立、不偏不倚的资讯。可是他们可能预想不到，现在庞大的出版销售事业中，作家出版商的合约，销售书籍的折扣率，以及其他许多安排，都和‘排行榜’上精密的百分比与销售总额，发生了息息相关的密切关连——所以，原来立意旨在反映图书内容的‘排行榜’，如今成了主宰图书实际销售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书评影响的权力非常令人醉心，‘排行榜’现在成为《纽约时报》自傲的权威地位的一部分，也是它吸引读者与广告客户魅力的一部分。大出版商对这个现象正是乐观其成。一份浮士德式（将灵魂卖给魔鬼以交换金钱地位的）契约从而签立。”

有时候，《纽约时报》有关纽豪斯王国的报道也会引起争议和风波。像1989年底与1990年初有关“兰登书屋”与“诸神出版部”发生大幅改变的报道。替《时报》撰写这篇报道的罗杰·柯汉（Roger Cohen）是一位颇有才气的记者，他最近正与纽豪斯的出版公司订有一份写书的合约。《时报》的读者们从不知道柯汉这份写书计划——被形容为吉安尼·埃德加尼里（Gianni Agnclli）“自传”，埃德加尼里是意大利金融家、出版家，也是菲亚特汽车公司（Fiat Motors）的大老板。纽豪斯新近挑选接替罗伯特·伯恩斯坦，担任“兰登书屋”新总裁职位的艾伯托·维塔尔与吉安尼·埃德加尼里关系至为深厚。（维塔尔曾经替埃德加尼里家族经管股票，埃德加尼里公司1974年购并“矮脚鸡图书出版公司”（Bantanl Books）的时候，维塔尔在交易上扮演重要角色，也成为他后来晋身出版事业的敲门砖。）

柯汉后来说，他的出版计划成为一项“死交易”，因为埃德加尼里决定不要出版已经完成的书稿，并且将已经收取的前金（头款）全数退还纽豪斯公司。事虽如此，但是，《纽约时报》采访“兰登书屋”内部变故的媒体记者柯汉，同时又收受纽豪斯公司酬金撰写一本“兰登书屋”总裁维塔尔好友的自传，这件事阴霾重重，柯汉的角色不仅太过安逸，而且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存在。不论故意或无意，批评者指责柯汉有关罗伯特·伯恩斯坦辞职理由与“诸神出版部”群情激愤的报道，走一面倒的亲纽豪斯路线。

很可悲的，“纽豪斯理念”的影响力逐渐渗入《纽约时报》传统的报道风格之中。1992年初，《时报》周日版正式推出它自己的“时装”版（Styles），许多人都认为几乎完全仿效康德·纳斯特服装杂志的模式。简直就像《时尚》杂志的周刊版，这个报纸上的“时装”栏主要内容除服饰家，还有各种闲话专栏、社交宴会报道，最初由曾经任职康德·纳斯特公司的思蒂芬·杜鲁克（Stephen Drucher）主编，《纽约时报》新任发行人小阿瑟·赛茨伯格（Artbur Sulzberger）盛赞此一新计划，认为是可以使《时报》迎向未来的一股新思潮。《时报》的《周日》杂志（Sunday）本身也起了重大转变。问隔在广告与编辑部之间的那道传统城墙的存废问题，现在居然也在《纽约时报》里引起争辩不休。

想要质疑纽豪斯对美国新闻出版事业以及社会福祉的影响，尤其是在纽约乌烟瘴气的媒体社会中，无异自取公愤，必然遭到圈内人士的群起围剿。《新共和》杂志的雅各布·魏斯伯格（jacob Welsberg）1991年在一篇讨论他称之为“美国新闻出版事业失去了的尊严”的文章中，详述在纽豪斯经营手法影响之下，无论是决定新书的选择尺度，以及仅只强调底线利润的衡量标准，不仅转变了“兰登书屋”的本质，也影响许多最具才华的编辑。魏斯伯格将他的体会告诉读者：“许多人都公认杰森·艾普斯坦是出版界的爱德华·莫罗（Edward Murrow），同样是才华横溢，但是像当今所有的编辑们一样，他所负荷的责任太重，重得有点吃不消。在纽豪斯属下一个部门负责，艾普斯坦现在必须花大多时间去想该怎么赚钱，和他当年在公司创办人本尼特·赛尔夫和唐纳德·克劳佛手下做事时，可以悠闲地尽情发挥他的文学天才，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魏斯伯格的文章刊出之后，激起风暴一般的强烈抗议。魏斯伯格回忆说：“我原来只是想严肃地正视这个问题，没料到大多数的反应都是义愤填膺，恶言相向。当然也有一些人，包括有人还写信给我，表示他们绝对诚心地同意我文章的内容，但是觉得有责任要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的总编辑。”

在这个文学圈子里，自由投稿的可观稿酬，未来的出书合约，种种利益都可能受到危害，所以绝大多数作家、记者们对纽豪斯位于一尊的至高权力都假装视若无睹，甚至在他们报道媒体问题时，也都故意回避。学者专家们可能谈论80年代，许多大公司的贪婪丑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但是他们极少检视这美国规模最大的私有媒体公司，以及它对今日美国文化与新闻学本质所发生的深远作用。很有趣的是，90年代初期，一些最值得注意的有关批评美国新闻事业的书，有几本还是由纽豪斯公司出版的——像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的《反弹》（Backlash）或者《华盛顿邮报》评论员霍华德·库兹（Howard Kurtz）的《媒体马戏团》（Media Circus）。两本书的主题都在研讨他属下报刊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但从未提及纽豪斯的名字，或是指出他应为他们书里谈到的问题，负些个人责任。士毅·纽豪斯几乎永远都有本领逃脱社会大众的检视与监督。看来只有圈内少数人，才知道纽豪斯王国的至高权力和至深恐惧。对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现象，有时候，士毅麾下的编辑们他们甚至私下会神经质地哈哈大笑，借此放松一下自己。

纽豪斯施展高明的商业手腕先后购并《纽约客》和‘兰登书屋’之后，1989年新闻界曾经流传一则假造的新闻通稿，宣称“兰登书屋”刚刚签约买下天主教会。印在有公司头衔的信纸上，它模仿纽豪斯公开的风格简直惟妙惟肖。新闻通稿中，“兰登”发言人保证，教皇的地位不变，并且欢迎把圣经加入“兰登”预定出版新书的名单之上。

“兰登书屋”发言人说：“我们不会干预教会目前的领导班底，天主教会将在‘兰登书屋’体制之内以一独立单位的身份自由运作，教皇将直接向纽豪斯先生负责。”

纽豪斯王国中最大的总部位于哈得逊河对岸，距离曼哈顿康德·纳斯特总部只有数里之遥。它坐落在《纽瓦克纪事星报》大厦之中，唐纳德·纽豪斯大部分时间在此坐阵。在所有的实质意义上，两幢大楼真是咫尺天涯。时装杂志华丽多彩，新书出版增添声誉，但是纽豪斯的报系与广播电视事业只为一个目的存在——赚钱、赚大钱。

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个家族的20多家报纸，据估计每年营收总额高达20亿美元，财产总值将近70亿。“纽豪斯广播公司”（Newhouse Broadcasting）属下事业包括许多有线电视经营权，散处好几个州的范围，收视户总数超过100万户，总值接近30亿。就好像一艘大船机器房里的轮机长，唐纳德·纽豪斯了解自己的主要责任是照顾好财务引擎，使之一刻不停地依照需求正常运转。

唐纳德像他父亲一样，是一个忠于既有习惯的人。许多年以来，他每天风雨无阻地搭乘通勤火车从他纽约公园大道的寓所往返纽瓦克，后来才接受别人意见改乘私家汽车。唐纳德比他哥哥士毅长得更像过世的父亲老萨姆，有一张比较和蔼愉悦的脸，直的黑发，同样也是小个子。唐纳德格遵循他父亲树立下的许多商业手法。在萨姆去世之前，许多亲近的朋友都认为，他一旦过世，可能是二儿子接掌他的事业。但是在继承父亲的报纸部分的遗产之后，他的任务一直不变，他辖下的事业也大多未变，还都是原来父亲留下的。唐纳德从来没有急切地渴望想尽快得到什么，他没有遗传到父亲那份雄才大略的野心。

一个和蔼可亲思想缜密的人，唐纳德似乎对经营大部分家族事业已感相当满足，他大体上仍还活在父亲的影子底下，现在甚至还有哥哥的影子。当萨姆·纽豪斯1979年去世时，他 私人拥有的日报构成全美国最大的报团——他最后一笔报纸交易买下“布斯”报业公司，犹如临门一脚使他挤上报业的榜首，这件购并案在1976年曾是报上的头条新闻，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报纸买卖。80年代和1990年之初，士毅·纽豪斯仿照父亲的野心，一连串令人侧目的大手笔，买下好几个极著声音的期刊与出版公司，使得家族的名字开始彰显。但是士毅内心非常了解这批报纸才是家族财富真正最大来源，大儿子曾经有一次说，报纸是赚钱的最大财源，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周遭的”点缀。

唐纳德的任务是维护既有的王国，不是建造一个他自己的。不像康德·纳斯特的多彩多姿，纽豪斯旗下各家报业没有什么非常值得炫耀的地方。家族报纸中有四家是全州销路最大的，包括俄亥俄州、新泽西州、路易斯安纳州和俄勒冈州，只有发行量最大值得注意，由新闻学的标准上看，它们都没有任何卓越杰出之处。在广播电视经营上，纽豪斯家一位表亲罗伯特·麦荣（Robert Miron）主管日常业务，唐纳德负责督导，每天收看由各个地方收进来的大笔支票。譬如纽约州雪城，纽豪斯拥有全城唯一日报和有线电视经销仅，大约占有整个市场的80%。

“纽豪斯广播公司”虽然在70年代后期卖掉了五家电视台，但是由于在亚特兰大、雪城和北新泽西等地投资有线电视，并且也在“发现频道”（Discovery Channel）等合资节目制作上投下资本，整个公司的盈利数额相当可观。纽豪斯公司也拥有“东部微波公司”（Eastern Microwave），这家公司可以把纽约WWOR/九号频道这种超级电视台的讯号，传给全国各地的有线电视公销网。负责直接督导总值超过30亿美元有线电视经销权的表亲罗伯特·麦荣，1990年担任“全国有线电视协会”主席，是这项行业中力量强大的专业组织。唐纳德也在报业中担任许多荣誉职位，但是与他哥哥相较，兄弟两人之间的生意手法上存有极大的不同。

父亲创立了新闻王国，士毅·纽豪斯予以急骤扩充，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媒体大亨之一，他完全承袭了父亲好大喜功的心态。举例说，他将康德·纳斯特杂志推广到海外好几个国家，也在美国创办许多新的杂志，像《浮华世界》、《自我》、《诱惑》（Allure）和《康德·纳斯特旅游者》，并且与它们共同度过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他以前瞻性的眼光展望未来一代的读者，并以赌徒的心态，变换使用不同的编辑手法，寻求读者的兴趣所在，在《内幕》杂志上他终获成功，他发现这本杂志的编辑方法和内容最能吸引X世代（Generation X）——十几岁和20多岁的美国人。

在同一时段，纽豪斯的报团似乎只在踏踩水面保持不沉的状态，而其他报圈像甘奈特（Gannett）等，则趁着80年代市场的蓬勃兴旺，购并更多的报纸，从旁超越而去。他们父亲几十年来不断努力收购独立的报团，在儿辈手里却没有大大的进展，一直到他们买下新泽西报纸《川顿时报》（Trenton Times）。事实上，有些纽豪斯报纸，像《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报》和《贝昂尼时报》因为赔钱早已关掉。当《芝加哥太阳时报》（Chigaco Sun Times）在1983年上市求售时，即已无法抽调人力前往主持经营。到90年代初，纽豪斯报系排名落至全国第四——规模仍然相当大，每日总发行量大约300万份。但是，在报业一度象征纽豪斯家族大胆购并的神勇精神，已是一去不返。

许多纽豪斯旗下的报纸——以及他们处理新闻内容的手法——反映出家族只注重所有权，日常编辑业务大部遥控而已，形成某一种型式的所谓“地方自治”，结果造成版面呆滞，报道内容贫乏，以及编辑与广告之间暧昧的道德瑕疵。《哥伦比亚新闻评论》1985年批评说：“纽豪斯！提到这个名字，没有人会联想到伟大的新闻事业，纽豪斯组织的主控公司‘前锋出版事业公司’一向给人一种印象，它拥有各种鲜艳华丽的杂志和一大堆淡而无味的报纸，这些报纸有如牧场上吃草可以挤钞票的乳牛，忠实的生产利润，以供新一回合的购并。”

榨取钞票的乳牛

到了90年代，由于这种有如农场式有计划栽植不同作物的手法，纽豪斯的事业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以不同的方式向美国人民提供资讯。上层是高水准的时髦杂志和漂亮的出版公司——像“克诺夫”，像《时尚》，还有精美的《旅游指南》——读者都是上流社会人士，这些富裕光鲜的绅士淑女，可能在纽约大小宴会中遇见士毅或唐纳德，或是他们热心参加社交活动的妻子。为了这些少数特选的读者对象，写作的水准、表达的品质与风格，几乎永远都是第一流的。此外，在“偏远地区”，看到的就是一批挤钞票的忠实乳牛，就像老旧灰暗的破船，满载着平凡庸俗内容，成为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民每人必须的唯一精神食粮来源，他们永远不知道谁是纽豪斯。在纽豪斯的计算公式上，供给资讯的品质，取决于你的成分在人口统计分析上被需要的程度。报纸不是一项社会公器，而是私人的赚钱工具，对它们所服务的社会，没有任何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还有一份报纸，在纽豪斯家族以破记录高价买下十多年之后，它的新闻评论仍能被普受尊敬和高度赞扬，岂非异数？而这份报纸正是《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

80年代，以27万份销数、是美南最大报纸之一的《比开恩时报》，不断地努力，希望超脱内容平庸的困境，但是徒劳而少功。报纸的前任总编辑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在1990年突然离职之后说：“它是一份好报纸，比大家给它的评价要高。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困难的日子。困难的时间甚至更长，但是如果要你年复一年地往上推动一个重铁球，而且似乎永远无法看到前景，那就大辛苦了。”虽然这家报纸的所有权由纽豪斯家族拥有，但是新奥尔良的大多数居民都以为它的发行人艾斯顿·费尔普斯是报纸老板，1962年，他以一个私人信托基金董事身份将《比开恩时报》卖给纽豪斯之后，仍以发行人职务继续负责报纸的营运。费尔普斯的真正顶头上司是老萨姆的弟弟诺曼，他应家族的指派，带同家人搬到新奥尔良，负责家族在美南地区的事业。但是诺曼从未实际经营《比开恩时报》。反而，报纸继续依循费尔普斯许多做法，为新奥尔良根深蒂固的有钱大佬以及商业利益服务，这个力量控制着日益分歧的新奥尔良市。

报纸的一位前任专栏作家隆尼·弗吉茨（Ronnie Virgets）说：“社论版的内容不足以担当社区的领导，他们故意忽略重大的地方新闻，这是费尔普斯家族的传统，不去摇动船只，尽量维持现状。”

这种传统的迟疑态度，亦影响到报纸在有关种族问题上讨论的进步程度。譬如，在1990年以前，《比开恩时报》一年一度上流社会初人社交少女名单中，还一直不肯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在一个过去10年中，大部分时刻均由黑人市长执政的城市来说，这种对黑人的排斥做法是相当反常的现象。证明《比开恩时报》的迟缓呆滞最明显的例子，是有关对大卫·杜克（David Duke）崛起政坛新闻的处理，这家纽豪斯报纸如何独漏路易斯安纳州20多年来最大的新闻。在杜克参政初期，一些政治活跃分子就已经将这位路易斯安纳州议员候选人的背景。多方面提醒过《比开恩时报》。有人提供一卷杜克在芝加哥向一群新纳粹党人演讲的录音带，还有一张杜克和“美国纳粹党”分子握手的新闻照片。然而，过了好几个月，这家路易斯安纳州最大的报纸，根本不曾有只字报道杜克充满仇恨的过去历史。对于社会上指责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曾经做过无数次有关种族歧视、反犹太人的谈话，杜克一概予以否认。《比开恩时报》似乎对他的否认感觉满意。包括路易斯安纳州内外的其他报纸，都曾报道杜克兴与三K党的关联。他激烈的反犹立场和他曾以女性笔名写过一本对妇女性生活提出建议的书。

最后，到了1990年杜克竞选联邦参议员失败之后，《比开恩时报》才姗姗来迟地刊出几篇有关杜克的深入报道。这些报道除了大多引用其他报刊早已登过的资料外，一部分新内容是有关杜克的财务状况，和他曾经动过整型手术强化脸部表情的报道。第二年杜克竞选路易斯安纳州州长，引起全国震惊，深恐一个新纳粹党人坐上州长宝座。《比开恩时报》这个时候才尴尬地采取行动，它一下子又跳进另一个极端，新闻报道的角度似乎是故意设计非让杜克落选不可。（报上曾有一个大标题：“高层官员指出，杜克胜选将使路易斯安纳一败涂地。”）杜克终于落选后，《比开恩时报》在最后阶段虽曾努力弥补，但仍不能阻止新奥尔良许多有识之士的责难，这个城市唯一的日报，在这项新闻发展过程中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媒体评论员珍妮·阿曼德（Jeanne Amend）后来对《比开恩时报》在这一新闻事件上迟滞的处理手法做了专案研究，并有两份权威的新闻学专业期刊曾予刊载。

未能及时提醒读者注意一个新纳粹极端分子崛起政坛，对于这项重大失误的责任，有些人可能归咎于某一个记者、某一个编辑，或者艾斯顿·费尔普斯老糊涂了，但真正的答案却植根于纽豪斯家族报纸的基本文化之中——大农场不同作物以不同方式分区种植的哲学，它扼杀了《时报》新闻工作人员追寻真理的欲望，以及保障了新奥尔良特权阶级隐藏了暗中的利益。在纽约，士毅·纽豪斯对他钟爱的各种期刊可能提倡变革的重要性。但是出了曼哈顿，出了全国性新闻媒体监督的视线之外，对于他们家族视为最大财源的那批私有报纸，它们维持地方上的现状却是最主要的编辑方针。无论它们在道德伦理上搞得多么令人厌弃，无论读者知的权利被剥夺得多么彻底，对纽豪斯兄弟来说，全都无关重要。

《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对有关杜克新闻无动于衷的冷漠处理，却并非孤立事件。它是许多纽豪斯报纸对重大新闻故意视而不见的传统历史。这项传统可以追溯到30年前，当时《伯明罕新闻》竟然充当阿拉巴马州种族分离主义者的喉舌，成为煽情政客“公牛”康诺（“Bull”Connor）种族歧视观念的代言人。1955年里，纽豪斯家族再一次以破记录的高价买下阿拉巴马州《伯明罕新闻》，地方上原有的经营班底维持不动，包括发行人兼社长克拉伦斯·汉森（Clarence Hanson）在内，汉森家族成员之一将报纸卖给纽豪斯。纽豪斯的编务总管费尔·哈契斯汀在报纸成交的时候说：“一份报纸应该是地方上的公器——作用不仅只是表达某一个人的愿望或想法。”伯明罕的种族冲突非常严重，殴打、焚烧十字架，攻击犹太教堂的种种暴力行为随时都在发生，仇恨与暴力气氛充斥全城，纽豪斯这种放手不管编务，所谓“地方自治”的编辑政策，对伯明罕而言，意指纽豪斯默许报纸继续充任种族隔离主张的啦啦队。

当《纽约时报》伟大记者之一哈里森·萨利斯伯瑞（Harrison Salisbury），在1960年前往伯明罕实地采访美国南方种族隔离与黑白冲突情势时，他痛心疾首地发回一篇翔实中肯的新闻稿，《纽约时报》立即以头版显著刊出，冠以“恐惧与仇恨、紧攫伯明罕”大字标题。纽豪斯的《伯明罕新闻》也选用了《纽约时报》转发的这则萨利斯伯瑞通稿，但却冠以非常不同的标题：“《纽约时报》诽谤本市——难道这是伯明罕吗？”第二天又刊出另一篇社论，猛烈而苛刻地抨击萨利斯伯瑞的报道，指为“恶意的偏见、狠毒的错误、邪恶的歪曲”，简直就像市议员“公牛”康诺自己写的一样。康诺对这篇文章提出诽谤控告，纽豪斯在伯明罕的报纸，在报道有关康诺控诉《纽约时报》的新闻时，对唐纳德极尽支持之能事——这个案于最后由《纽约时报》胜诉，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新闻自由的一项重要里程碑。纽豪斯家族对《伯明罕新闻》明显的种族主义言论，从未表达任何予以干预的兴趣。它的发行人克拉伦斯·汉森后来在法庭上做证时指出，他与纽豪斯家人历来所有的谈话，“仅只限于业务和财务问题”。

《伯明罕新闻》也曾有过片刻的光彩，1991年赢得社论写作项目的普立策奖，但是纽豪斯的办报理念仍在持续不断地损伤它的名誉。正在为社论写作得奖而沾沾自喜之际，报纸指派记者丹尼斯·瓦希本（Dannis Washburn）负责在新闻版面上开辟一个新专栏，专替报纸的汽车、餐宿、夜总会广告客户搞推广促销。瓦希本的专栏在最顶端用很小的字注明是广告，但内文却用一般新闻同样的字体排印。在《华盛顿新闻评论》（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刊出一篇检讨汽车经销商对全国各报施加压力的文章中，引述了瓦希本的话说，“在考虑是否揭发有关汽车经销商任何问题的时候，编辑部门都会格外小心翼翼地处理。除非情节真正非常重大，到了人命关天的程度，否则他们不可能去伤害占我们广告客户大部分的这批人。他们的支票簿完全是另一码子事。”《华盛顿新闻评论》文章刊出的第二天，在《伯明罕新闻》服务二十三年的瓦希本立遭解雇，原因是他承认了一项许多新闻界人士早就知道的“新闻”与它广告客户之间的卑劣小秘密。伯明罕一家电台广播节目脱口秀主持人蒂姆·莱纳斯（Tim Lennox）说：“现在全城都知道的一则笑话是：‘丹尼斯20年来第一次讲真话就给开除了。’而我认为这则笑话是真话。”

瓦希本这方面的说词是，他很遗憾竟然去替广告客户写这种不入流的马屁文章，他以前在这家报纸曾历任地方版助理编辑、旅游版编辑和记者，但都不如替广告客户写“专栏”赚钱多，他纯粹是为钞票而暂时昧了良心。他说真正倒霉的是想在地方报纸上找公正新闻的读者。被免职一年之后，瓦希本接受一次访问时说：“我只是讲了实话，也许我这么做有点太傻。大家都知道汽车经销商人对报纸有相当的影响力。专栏的文章是促销性的，那些吹牛的东西既不是广告，也不是新闻，但是你很难分辨出两者之间有何不同。《伯明罕新闻》是做了努力想让读者知道，但是用很小的字体。大多数读者不知道这个专栏和其他新闻内容有什么不同。”

“利”字当头

这种故意破坏新闻标准的手法，在有骄傲传统的《波特兰奥立冈人报》来说，也不是原先就有的。《奥立冈人报》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日报，日销33万份。周日版更高达44万份。不像萨姆·纽豪斯以前买的其他报纸，他购并《奥立冈人报》的时候，报纸的财务状况已被公认是成功的，而且有能力赢得一座普立策奖，证明是一份符合波特兰民众求知所需的好报。纽豪斯家1950年买下该报以后五年，《奥立冈人报》的新闻品质明显地大幅下降，尤其在一次引发暴力冲突的罢工事件之后更加明显。奥立冈州联邦参议员威恩·摩尔斯等几位地方政坛领袖，对纽豪斯掌握这家报纸所有权的情况都曾表示关切，特别是在波特兰仅有的另一家竞争报纸《奥立冈日报》主人以800万美元将《日报》卖给纽豪斯之后，《奥立冈日报》立即被停刊，一切营运并入《奥立冈人报》的作业之中。

和以往曾经发生过的风波一样，纽豪斯买下的这家新报纸，有惊无险地平安度过一项政府有关违反托拉斯法的调查，并且在60和70年代趁着波特兰的繁荣而大蒙其利。80年代，《奥立冈人报》被形容为又肥胖又快乐，偶尔还在新闻报道表现上可圈可点地出出风头，像有关波特兰各学校在取消种族隔离工作上已有长足进步的报道，或是当地派出的一个医疗团队在衣索比亚的善行义举。但是大体而言，地方新闻一直乏善可陈。

当80年代末期与90年代初期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影响到波特兰地区时，《奥立冈人报》原来屡破记录的盈余数字为之缩小，报纸开始降低新闻学上的道德标准，用以适应广告收入的下跌。举例说，1989年，报纸经理部门曾经有一次决定把好几万份已经印好的周日版报纸作废全部重印，只是因为广告部门有人反对房地产栏刊出的一篇有关售屋如何不找经纪人的文章。不敢得罪房地产广告客户，《奥立冈人报》立即决定撤掉那篇稿子，并将认可该稿的主编降调。被问及这一事件，编辑主任彼德·汤姆森（Peter Thompson）告诉《华尔街日报》说：“那篇文章对读者而言，说明得并不‘中肯’，而由于编辑流程上疏于审查而不慎误被印出，疏失之处已予补救。”尽管说词不易被人全然接受，汤姆森坚决否认《奥立冈人报》向它的广告客户卑屈磕头。这件事所传达的讯息非常清楚，广告客户的利益重于一般读者的利益。

不久之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完全就是故意回避新闻。1992年春天，《波特兰奥立冈人报》获悉有关奥立冈州资深联邦参议员鲍伯·派克伍德（Bob Packwood）一连串大胆妄为性骚扰的丑闻，但是对好几位曾在他手下任职妇女提出的投诉，报纸决定采取不予处理的做法。受辱妇女中，有一位是《奥立冈人报》64岁的记者。她控诉这位共和党参议员，在一次她采访背景资料的谈话之后强吻她的嘴唇。当时，派克伍德以现任参议员身份正在竞选连任，这是一个新闻性最敏感的时刻，但是波特兰市唯一主要报纸《奥立冈人报》对这件强烈怀疑属实的故事，选择一字不登的立场。事实上，它还支持派克伍德的竟选连任，1992年11月选举刚过，《华盛顿邮报》立即刊出有关许多妇女在她们尊敬的参议员手下，惨遭性虐待与性骚扰的揭发文章。很多人抨击《华盛顿邮报》等到选举之后才登出这么爆炸性的新闻。在奥立冈，人们对《奥立冈人报》故意逃避这项丑闻的怯懦，深感愤慨，报纸对这件事后来公开认错。自1982年开始一直担任总编辑的威廉·席拉德（William A．Hillard）解释说：“我知道我们并没有经常表现出我们应有的积极进取。当这种情况既然已经发生，我愿意负起一切责任。”

派克伍德参议员丑闻案，进一步加强了《奥立冈人报》和“金权”挂钩的形象。早几年之前，该报曾经以每年2.2万元，约聘奥立冈州另一位联邦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的高级助理替报纸撰写专栏，唯一的先决条件是他不得提及哈特菲尔德。故意回避地方政治丑闻，《奥立冈人报》受到举国批评，尴尬万分。这一事件使得大家开始重行检讨该报在新闻伦理上的庸俗表现。许多选民要求罢免派克伍德，波特兰的读者们在他们的汽车上粘上贴纸，开“奥立冈人报”广告口号的玩笑：“假若它是奥立冈人关心的事，请看《奥立冈人报》。”现在汽车贴纸上的口号是，“假若它是奥立冈人关心的事，请看《华盛顿邮报》。”

很不幸的，这件争议性风波的阴影掩盖了威廉·席拉德的许多成就。他是在美国大报担任总编辑的少数黑人之一，他在《奥立冈人报》中扩大了少数民族的任职机会。1993年席拉德获选“美国报纸总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主席，同时刚好纽豪斯派来一位新增的执行总编辑负责报纸编务，事实上这是因为派克伍德案的不良影响，而导致的人事安排。对于纽豪斯旗下报纸发生这种新闻专业上的错误，如果只苛责席拉德或是任何其他一位主管，都是见树不见林的偏差。这不是一项单独的孤立事件，或是一时的失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纽豪斯家族对所属报纸所持的基本态度，使它产生一种特异文化：大而化之的新闻报道，暧昧的政商关系，模糊的道德标准，处处有负公众对传播媒体的信赖。

纽豪斯将报纸仅视为能够榨取出金钱的乳牛，这种晦暗的心态，在旗下最大报纸《纽瓦克纪事星报》上更是表露无遗。它是雄霸新泽西州市场的日报，日销48．3万份，星期天发行量甚至高达71．7500万份。当《纽瓦克纪事星报》周日版再夹进大批地方广告时，有时分量页数甚至超过《纽约时报》。唐纳德·纽豪斯只管报纸财务收支方面的事物，其他工作都由担任总编辑将近40年的莫特·派伊（Mort Pye）负责。派伊是个粗犷而精明的人，他1942年开始就和纽豪斯家族结下不解之缘，一生的经历只在两家报纸工作：纽豪斯的《长岛新闻》和《纪事星报》。1957年派他奉纽豪斯家族差遣，调到营业困难的《纪事星报》，当时纽瓦克城里还有另外一份广受好评的《纽瓦克晚报》（Newark Evening News），《纪事星报》的广告发行当时远远落后。派伊回忆说：“我不喜欢说过去的烂事，不过在50年代，《纪事星报》的确毫无生气，虽然纽瓦克当时仍是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城中。报纸一蹶不振，业务一落千丈。”

在新闻报道上，《纪事星报》采取一种“清静无为”维持现状的立场。纽瓦克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很多的城市，报纸对于地方政客的贪腐、城市日增的罢工事件，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地视若无睹。60年代，市长休·阿多尼佐（Hugh Addonizio）是个败类，据联邦司法机构事后承认，市政府里犯法组织横行，但是《纪事星报》的读者对这种严重的腐败情况一无所知，直到问题爆发，市长被起诉、定罪，并且入狱。1967年纽瓦克发生暴力性的种族暴动事件，全城骚动扰攘不安，《纪事星报》犹如大梦初醒，自己也大惊起来。由于电视新闻的日益普及，竞争对手《纽瓦克晚报》和全美国许多其他下午报一样，业务早已受到严重影响，加以城市中种族暴乱，简直如雪上加霜，《晚报》的经济陷入谷底，以后一直无法回天。自从1882年就拥有《纽瓦克晚报》的史库达（Scudder）家族决定将报纸脱手求售，最后以2000万美元的价码将发行名单及其他资产卖给纽豪斯。70年代初期《晚报》关闭之后，《纪事星报》快速地大幅扩充，刻意要变成新泽西报业市场上最大的报纸。

卖掉《晚报》的理查德·史库达原先对纽豪斯雄厚财力欣羡不已，但是看了《纪事星报》新闻品质的贫乏庸俗，敬仰之心大打折扣。他说：“他们是一份非常平淡乏味的报纸，作风胆小如鼠，他们本来可以和《晚报》一样地对新泽西州做出卓越的服务，但是他们对此毫无兴趣。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无心以之为善。”

《纪事星报》最不符合新闻道德的手法，是压迫竞选活动中的政客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他们威胁说，如果不花钱登广告，《纪事星报》就会在新闻报道上叫候选人好看。州长候选人托马斯·基安（Thomas Kean）的一位竞选助理，曾记录下一段他与这家纽豪斯报纸一名广告推销员的谈话。他向助理提出威胁，如果基安竞选总部不肯在《纪事星报》的广告上多花竞选经费，就别想在报上看到捧场的新闻报道。《纪事星报》当时的主编曾经郑重否认报纸“曾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用政治新闻报道交换广告”。但是，当时该报的首席政治记者曾自广告部门收到备忘参考资料，是一份每个候选人在报上登政治广告的收费账表。

还有好多其他例子，《纪事星报》派驻州议会办事处主任的政治记者，替他的“好朋友”州众议员彼德·罗迪诺（Peter Rodino）写新闻稿；他也替“新泽西汽车驾驶人协会”（New Jersey Motorist Association）发新闻稿给其他记者，他在“协会”的发薪名单上列名秘书。几年以前，《纪事星报》另一位政治记者负责采访当时尚未发迹的小检察官布伦丹·拜奥尼（BrendanByrne）的新闻，拜奥尼拥有的一家保险公司，每年付他8000美元兼任公关，这位小检察官后来当上了新泽西州的州长。这位记者从未向他的读者们透露过，他从拜奥尼手里每月固定领钱的秘密，但是他继续替《纪事星报》采访州长各种活动的新闻。《新泽西月刊》（New Jersey Month1y）记者罗伯特·安森（Robert Anson）评论说：“收买记者是新闻界一个肮脏的小秘密，这种新闻几乎从来没有人敢写，事实上，甚至没人谈论。但是，它是存在的，它从根本腐蚀了新闻理念的基础，以及读者对报纸提供客观新闻的信赖。”

纽豪斯家族经由《纪事星报》的广告和订费，从新泽西州人口里，年复一年地吸入大量财富，但是从未将盈余中留出部分发展报纸。全国排名第11位星期日版的报纸，现况完全不符合应有的身份。1992年总编辑派伊说：“纽豪斯报系是社区导向的报纸，我们为社区做最佳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纪事星报》竭尽所能挖掘社区的广告资源，但是一点都不想在新闻表现上予以回馈。它独占当地报业市场，所以敢于无视读者的利益，这种卑鄙心态、狂妄作为，永远不会改变。《纽瓦克纪事星报》是纽豪斯最肥的一条榨钱金牛，但是它的头版版面，仍然维持50年代报纸的简陋形貌，新闻处理手法的呆板和莫特·派伊初来上任时一般无二。将近40年后，报纸从未得过普立策奖，也从未得过同行的尊敬。

今天，有太多关心新闻事业的人，都在质疑美国报业未来的远景，纽豪斯报团正是整个报业痼疾与恶习的典型。虽然纽豪斯家族的财富大都来自这些报纸——遍布美国大小城市——但是两位财主兄弟的注意力却完全不在报业的新闻品质。士毅·纽豪斯曾经有一次做了这么一番解释：“我弟弟和我从来没有意愿、也从来没有机会，去插手我们任何一份报刊的编务。我们从父亲那里学得如何健全管理、建立财务，以及健全其他的各种事业，这已经够我们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分心旁骛。”总而言之，简单的一句话，拿了钱就跑。结果影响所及，纽豪斯旗下报纸，即使偶尔有些事实发生，像聘了一 位有才华的编辑、用了一位能干的记者等等，但都被违反新闻专业的理念、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抵销殆尽。

纽豪斯报系中似是而非自我矛盾的情况，在1993年发生的两件事情里更是表露无遗。《克利夫兰平原商报》以有关医生与医院使用劣等品质放射医疗器材，患者治病所造成的危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赢得“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年度新闻报道杰作奖。但是不久之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又选了《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是年度最烂报纸奖，因为该报拒登“纽豪斯新闻通讯社”所发姊妹报得奖的那篇文章。“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说，《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之所以没有登出这篇系列报道，因为报纸发行人艾斯顿·费尔普斯的妻子，一位放射学专家对文章内容表示反对。

有足够影响力的人可以轻易扼杀有利公益的资讯，这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1985年批判士毅与唐纳德·纽豪斯经营报纸观点的进一步证明。“评论”指出：“在这个体系里，做得好可能受到赞扬，但是并没有要求你要做得好，顶头老板关心的是金钱，不是文字。全美国第三大报系中迄今没有出现好报，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1993年《HG》（《家与园》）停刊的时候，许多忠实读者为失去一个长期伴刊而伤心不已。士毅·纽豪斯宣布杂志停刊之后，总编辑南茜·诺瓦格罗（Nancy Novogrod）说：“我收到好多感性、智慧的，以及令人欣慰的读者来函。他们全部表示非常怀念。”

当士毅·纽豪斯宣布关掉有92年历史《家与园》的时候，由于大家都了解它仍是一个赚钱的杂志，所以《家与园》之猝死令工作人员大感惊异。《家与园》历经许多起伏，也历经许多总编辑，包括80年代安娜·温特在此初试啼声，将杂志《家与园》的老名字（House&Carden）改为比较时髦的《HG》。温特过于急进的改革，吓跑了许多读者与广告客户。1988年，诺瓦格罗接替温特担任总编辑，发行广告下坡的颓势终被制止，《HG》又成为全国最好的“住宅”（Shelter）杂志之一。

1993年3月，《HG》正在大有可为之际，却面临了死亡厄运。士毅·纽豪斯由“维普传播公司”（Knapp Communications）以1．75亿美元现款买下《建筑文摘》和《美食》（Bon Appetit）两份杂志。一般人认为《美食》将拓展康德·纳斯特公司对食品与旅游市场的控制，但是绝大多数内行专家指出，《建筑文摘》才是纽豪斯真正想要的瑰宝。虽然《HG》的读者比后者稍多（69．6万份对65．3万份），《建筑文摘》的大广告客户多，读者水准较高。大多数中产阶级读者皆能体会两者不同之处。在任何一期《HG》篇幅里，你能为你自己住家找到一些用得上的指点，以及付得起的设计，在《建筑文摘》中，你只能对那些豪华宅邸羡慕得目瞪口呆。

在成交的时候，康德·纳斯特总裁伯纳德·莱塞提出保证，两份杂志都会继续办下去，没有一份会关掉。但是两个月之后。纽豪斯和莱塞宣布他们将把《HG》停刊。纽豪斯说，由于两者“重复之处太多”。虽然《建筑文摘》和《HG》读者层次不同，两份刊物都在争取几乎相同的广告资源。根据纽豪斯家族长久遵行的传统，消减竞争对手，或是将之购并，士毅做了最后的底线哲学决定：《HG》必须走路。

1993年7月《HG》出最后一期，编辑们（有些已经奉调公司里其他单位）本想刊出一张全体工作人员挥手告别的合影。总裁莱塞知道这个构想之后，立即予以制止。一位编辑说，“他觉得不必把一份杂志的停刊，弄得太感情化。”

事实上，由过去的资料里，士毅·纽豪斯曾经有过太多翻脸无情的人事撤免，冷酷绝情的关掉报刊，完全都不具人性化或感情化。在这些无情、冷酷的手腕背后，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他一个人掌控了这么多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反过来说，也证明美国政府对类似“前锋出版公司”这种庞大媒体集团违反自由竞争的种种恶行，无法予以有效的防止。当人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事冲突和调动的时候，纽豪斯很技巧地逃避了社会公众对他公司大幅扩充的检视。

如果仔细检视纽豪斯家族和士毅本人在扩展媒体集团过程中所惯用的手法，可以很容易地注意到许多基本上反民主的作为。其中，消灭竞争对手是最鲜为人知的故事。

萨姆·纽豪斯不喜欢他的报纸有竞争对手，他认为有竞争对手的报纸是“死棋”，若想报纸赚钱，必须争取市场独占。在他当家的时代，他曾经先后买下而又停掉《长岛新闻》、《波特兰奥立冈日报》，甚至于赖查勒律师给他起家的《贝昂尼时报》。士毅和唐纳德·纽豪斯继承他们父亲消灭竞争对手的传统，在事前安排好的运作中，买下《克利夫兰新闻》的订户名单，1980年将自己原有的《新奥尔良国家新闻》（New Or1eansStates ltem）“并入”比较强势的《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运作的手法通常包括——收购竞争对手的订户名单，和对方报纸所有人秘密签订购并交易，说服经销商将报纸放在报摊上最好的陈展位置，或者，更简单地，拿出大把现款，引诱竞争者攫之而离去——使得老萨姆·纽豪斯和他两个儿子几乎永远都无往不利。

80年代，在波特兰和新奥尔良，部分反对他的人曾经提出法律诉讼，指控纽豪斯所属的报业，在这些城市里抬高广告价格和订费，但是诉讼都没有结果，纽豪斯兄弟依然我行我素，丝毫不受影响。1983年士毅·纽豪斯不理会地方、州政府和联邦官员的反对，独断独行地停掉他拥有的《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报》。对许多评论专家而言，《环球民主党人报》实在没有任何值得夸耀之处。在纽豪斯家族主持之下，报纸内容贫乏至极，几年以前曾被一份新闻学评论刊物评选为全美十大最差报纸之一。不过，它总还是另一份报纸《圣路易斯邮讯报》（St．Louis Poset Dispatch）在全城中唯一的竞争对手。

最引人争议的是纽豪斯和《圣路易斯邮讯报》主人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签订之后二十多年才曝光。根据这项1961年达成的秘密安排，纽豪斯家族和他们的竞争对手协议，两报一切业务都联合处理，所得利润两家分享。1983年11月，依据这项协议原则，纽豪斯决定将《圣路易环球民主党人报》停刊，美国联邦司法部对这份报纸停刊案，曾以反托拉斯法的理由予以干涉。因为政府介入阻止，纽豪斯在1984年初，把报纸卖给杰夫瑞和黛博拉·格鲁克夫妇（Jeffrey and Debra Gluck），在他们经营之下，《环球民主党人报》不久宣告破产，1985年11月终于正式倒闭。无论纽豪斯是故意要关掉《环球民主党人报》也好，或是决定卖给别人之后因经营不善而停刊，依据协议的规定，纽豪斯的公司在公元2034年之前，仍可每年分享来自圣路易报纸广告市场的大笔盈利。当这份有32年历史的协议，在1983年为外人获悉的时候，一些被公开的估计资料指出，纽豪斯和拥有《圣路易斯邮讯报》的普立策公司，由于把圣路易搞成只有一家报纸的城市，每年可以分享高达1500万美元的盈余。自从《环球民主党人报》停刊之后，到1993年为止，纽豪斯已经由这项协议之中，总共分得4350万美元。《环球报》倒团了很久之后，卡洛琳·托齐尔（Carolyn Tozier）在学术性的《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上撰文指出：“在圣路易搞成一报独占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当地居民，对整个新闻业而言也是一项困扰。”

纽豪斯的律师们回答说，这项协议完全合法。根据联邦的“报纸保护法”（Newspaper Preservati On Act），纽豪斯正好钻到一个允许他们将两份报纸中关掉一份的法律漏洞。《华尔街日报》把这件事称之为“邪恶的误解法律”。纽豪斯这项行动之后，包括迈阿密和匹茨堡在内的其他6个城市，对显然被误解的“报纸保护法”提出类似的解释，因此也都先后成为“一报之城”。纽豪斯的一名律师刁钻地说：“当你按照司法规定办事，它很难说你做错了。”

从圣路易发生的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绝大多数美国新闻从业人员、读者，甚至分析媒体业的评论专家们，全部不了解纽豪斯家族事业的细节，部分原因是他们公司一直由家族私有，此外，他因为士毅·纽豪斯不喜欢向家族王国的这一部门透露有关另一部门的资料，即使对公司中亲信的高级主管都不例外。思蒂芬·弗罗里欧曾经如此形容他的老板，“他尽量使各个部门维持最隔离的状态”。

隔离各个独立的下属公司，每个公司有自己的预算，自己的收入，发展自己的业务，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确定地知道纽豪斯的媒体事业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根据新闻媒体业界的评估，它是全美国最大私有传播媒体集团。在90年代中期，属下员工多达1．9万人。纯就规模而言，拥有的图书出版、报纸、杂志和有线电视的总收入，纽豪斯王国是首屈一指的——或者至少接近最高点。泰德·特纳（Ted Turner），阿瑟·赛茨柏格（Arthur Sulzberger）、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甚至连鲁琅特·默多克等人，谁都不如士毅·纽豪斯事业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钳口协议”

事业规模大当然也一定有它特殊的优越之处。纽豪斯滚滚不断的大笔财源，以及他对事业的直接掌握，使《浮华世界》、《纽约客》或“兰登书屋”等单位旗下的无数作家记者们，竭尽心智地到处搜集新鲜题材写出动人文章，然后换得优厚赏酬。老萨姆·纽豪斯几乎很少读他自己的报纸，但是士毅却仔细审阅每一期康德·纳斯特杂志内容，寻找不尽完美之处，立即予以纠正改进。所辖各个出版部门出版的大批书籍，他大多读过或是至少也相当熟悉。他了解、也能够鉴赏好的写作。尽管他在处理高层人事调动上经常冷酷绝情，但是由于多年来累积的阅人经验，他现在能一眼就看出入的才华，功夫颇为老练，也愿意听取一些亲近助理人员的建议。如果一个新成立的出版部门需要时间建立声誉，如果一份刚创办的杂志需要时间茁壮成长，他会大方地支援、耐心地等待。由于财力雄厚，他能轻易做到许多其他出版家难于做到的承受长期投资亏累。当今一般公众持股的媒体公司，需要好几个月才能由董事会作成的决议，士毅·纽豪斯“一言堂”的作风反而显得明快果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点像赫斯特、普立策等旧时代的老式新闻大亨，能一言九鼎，随自己意志办自己的刊物。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纽豪斯成为新“百万媒体”时代（new age of Megamedia）的最典型象征——对全世界人民生活发展至关重要的大众传播资讯事业，仅只掌握在很少的几个庞大公司手里，甚至几乎完全不受社会监督。政论家、社会学家和媒体评论专家们，多年来对于愈益增长的媒体集中垄断现象不断地提示警告，并且反复强调此一现象对民主社会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威胁。本·巴迪钦（Ben H．Bagdikian）在他1983年出版的《媒体垄断》（Media Monoply）一书中说，“当前的新闻媒体——非政治性贫瘠的内容冲淡了它们对社会应有的真正功能，与日益增长的集中垄断现象沆瀣一气，对商人服务的性质远远大过对读者观众的服务，而且充斥庸俗轻浮的内容。不仅威胁它们本身的未来，也威胁整体社会结构。”

大多数新闻传播媒体依赖大厂商的广告维生，像纽豪斯报系这种媒体公司旗下总编辑和发行人们，都极尽全力地避免以任何具有争议性新闻或文章，去摇撼这艘载满现实利益的大船，惟恐冒犯了一大群消费者或是有财有势的利益集团。即连曾任“报纸广告管理局”（News Paper Advertising Bureau）执行副局长的利奥·鲍加（Leo Bogart）这种广告专家都承认，整个社会文化结构已经大幅改变，寡头媒体集团的恶势力已经坐大。鲍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新闻媒体日渐落入极少数人的掌控，他们手里拥有无比的力量，但对媒体的非商业作用几乎全无兴趣。媒体的主要作用变成尽量争取读者观众来销售商品，而不是传播真理、表达思想和感觉。”

到了90年代初期，有异议之士对这种现象的关怀更趋普遍。全美国98%的城市存在类似一报独占的情况，而大多数报纸则又掌握在类似纽豪斯这种大公司手里。纽豪斯因为有无尽的财源，所以能够轻易买下“兰登书屋”后又购并了“皇冠”出版公司。在购并之前，1980年“皇冠”是全国第5大图书出版公司。但是在1988年纽豪斯的“兰登”买下“皇冠”的时候，联邦司法部对此举是否违反“反托拉斯法”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警觉。事实上，新闻媒体事业里这种鲸吞豪夺现象所引起的疑虑，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为了要尽可能地予以掩饰，纽豪斯公司里有了花钱买人闭嘴的法律做法，在90年代初期，好几位替士毅·纽豪斯工作的发行人或高级编辑签下具体的“切结”合约，保证离职后某一段时间里，对纽豪斯公司的所见所闻严守秘密。在新闻界，这种做法被称为“钳口协议”。

有些人，像一度在“兰登书屋”的“龟湾”出版部（Turtle Bay Books）担任发行人的珍妮·埃文斯（Joni Evans）对这种协议并不觉得有何不妥。1993年离职之后，她说：“我不被允许谈论有关‘兰登书屋’的种种。这是我与公司的合约规定。合约上有一个时限，我不记得是多久。至少是一年吧。这是我和他们的合约，绝对是正常情形。”

但是对于一些被迫签字的人来说，这种强制闭嘴的做法让他们觉得万分委屈尴尬。曾经代表过依莉莎白·西夫顿、“诸神”出版部安德烈·希夫林和“克诺夫”出版部桑尼·梅塔的律师马丁·加柏斯（Matrin Garbus）解释说：“人们签这种合约是因为他们需要钱，因为他们得养家活口过日子。”譬如说，有关安德烈·希夫林的情况是，他的钳口合约效期是离职后的一年之内。所以，当他离开“诸神”出版部的时候，虽然新闻界把整个事件炒得轰轰烈烈，他受法律约束不得公开讲出任何一句话，甚至，当他“兰登书屋”的许多老同事们，大肆抨击他个人和他的声誉时，他也无法置词辩解。

加柏斯律师自己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专家，在替客户谈判法律合约时，他对纽豪斯公司要求这项“钳口协议”大感困扰。加柏斯律师说：“这是一种很新的东西，只是过去几年中才出现的。人们可以为了金钱而签字，取消自己依据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应享有的权利。”

在这个新的媒体时代里，原来被新闻界同行们轻蔑的纽豪斯旗下刊物，如今摇身变成舞会中最受注目的焦点。《浮华世界》、《时尚》等风貌流行的华丽杂志，忠实反映并热烈歌颂里根主政时期社会上崇尚物欲的奢侈景象，并且，把美国新闻媒体一窝蜂追求明星名流消息的热劲推上最高潮，正经的新闻报道、严肃的新闻评论全被置诸脑后。出版了那本有关媒体垄断专书大约十年之后，作者巴迪钦说：“绝大多数媒体大老板都必然喜欢保守的共和党人，但是在80年代，他们有理由可以益加狂喜，当他们在新闻上拼命力捧里根主义之际，政府纵容并默许他们建立庞大、专利垄断的媒体王国。”当然连高层的民主党人也免不了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第一夫人希拉蕊·克林顿一张漂亮的照片，出现在1993年底《时尚》杂志封面上。纽豪斯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偏爱。

纽豪斯和他的报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主要在于：他们影响美国人民对自己和对社会的看法，所谓对自己的看法，是人们秉持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所谓对社会的看法，是他们在生活环境中花钱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是一个尖锐分裂的国家，收入的层次和社会的阶级，使读者接收到的资讯品质截然不同。纽豪斯有一个二分的做法，华美亮丽的杂志和精粹的出版公司，专为高收入高教育水准的少数精选读者而设计，而垄断市场的报系则以“大众”为对象，他们传统地强调赚钱第一，公共服务与新闻品质都是无关宏旨。康德·纳斯特杂志有如法国咖啡馆的典雅情调，家族旗下报纸则是大市场和购物中心的群众气氛，比较起来，士毅显然更加喜爱前者。受到利伯曼和康德·纳斯特豪华传统的影响，纽豪斯自己融入了康德·纳斯特的精英思想模式之中，他使用“高级刊物”（Class Pubilcations）一词，用以争取新一代报刊发行人所习称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受偏爱的读者对象”（demographically desirable）。他的杂志专注于某一个阶级的有钱人以及努力争取企图晋身此一阶级的人。纽豪斯运用现代化市场调查技术和新式广告手法，更新康德·纳斯特的传统精神，并且刻意地将商业内容和新闻内容，弄得模棱两可混淆不清。在纽豪斯的刊物里，很难明确说出广告止于何处，而新闻又是起于何处。

以《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为例，1992年版面上每天出现一篇专栏文章，看起来很像新闻报道，但是用稍大点的字体排印，内容介绍一些广告厂商和他们新店开张或周年庆减价等消息，不仅读者感觉十分迷惑，连报社记者们自己也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新闻界有识之士在许多美国报纸上，都发现了这一项几乎是全面性的大趋势，有时候，免不了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它正在腐蚀新闻职业的道德标准。1992年“美国工商编辑记者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Business Editofand Wirters）进行了一项不署名的意见调查，75%的工商记者表示知道广告客户影响报纸新闻内容的压力日渐增加——其中45%承认广告客户的压力，影响了他们的新闻处理。《比开恩时报》工商版主编查理·布莱因（Charley Blaine）谈到报纸版面上服务广告客户的专栏时说，“我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它们，否则我不会让它在工商版上出现。它的真正内容非常明显。我并不喜欢这么做，但我不能不这么做。”在这个“百万媒体”的新时代里，士毅·纽豪斯地位极高、权力极大，新闻界有识之士所有的忧心与关切，都被他凌驾于道德考虑之上的底线哲学，压抑得无声无息。

在这种广泛商业化的大趋势之下，连原来具有文坛泰斗崇高地位的《纽约客》也不能免俗。《纽约客》的工作人员，把纽豪斯带进来的新理念解释为必要的改变，杂志必须遵行才得以生存。但是这种妥协态度，无形中减退了杂志的道德标准。士毅·纽豪斯摧毁了构成《纽约客》在美国新闻界独特地位的重要精神，它表面上和蔼可亲，但实质上刚正不屈的理想主义精神，正是80年代矫情与崇尚物欲潮流的另一个受害者。

对那些关心民主社会里资讯必须自由流通的专家学者而言，纽豪斯的新闻理念与经营报纸手法，也构成他们一项严重的挑战。在纽豪斯报系里——据估计其净利应是总收入的35%——编辑和记者对采访更好的新闻、编出更好的版面，似乎全无任何压力。大多数想要改善报纸形象、改进报纸内容的编辑和记者们，通常为了保住饭碗而不得不保持沉默。有些政府官员体认到，社会上至关重要的新闻舆论工具竟被如此地强有力控制，亟思有所改进，但是，当他们继而想到报纸在言论与新闻内容上足以影响选民，于是投鼠忌器，也只好忍气吞声了。最后，一般的小市民对他们城里唯一的大报更是无能为力，只得眼睁睁地看它年复一年，予取予求地攫走无尽的财富，而任随报纸内容贫乏如故。美国能信赖士毅·纽豪斯这种传媒大亨吗？还必须容忍多久呢？

独霸的王国

当美国即将迎向21世纪，各种民意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惊觉媒体剥夺了他们知的权利，尤其那些黯无光彩、淡而无味的日报，像透了供应例行生活必须的水电公司，根本不是提供真知灼见的活泼论坛。垄断独占性质的纽豪斯报纸完全符合这种形容，它们维持政治现状，服务工商界的利益而不是读者权益。黑手党介入运作，《克利夫兰平原商报》牺牲新闻原则，却在有关普瑞赛工会头子的新闻上妥协让步，是一个最糟的恶例。士毅·纽豪斯证明他自己根本不值得公众信托，并且，他更成为媒体巨大影响力量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的具体梦魇象征。《华盛顿邮报》媒体评论员霍华德·库兹，批评90年代的报业现象表示：“从前的美国报纸存在于全国人民生活的中心，可是它们现在却非常遥远疏离、傲慢自大，成了少数高高在上统治机构的一部分。”库兹接着说，“从前的美国报纸总是跑在最前端，揭发并暴露出官员的贪污腐败，然而，它们现在却躲在后面，考虑的只是如何向权力卑屈施惠，而不是如何向权力挑战。”

这种一城一报的现象，再加上社会对公器的信赖迭遭滥用的事例，最后可能导致政府某种型式上的规范，就像30年代国会通过对广播业界管理办法的旧事重演。当时许多政界人士指称，由于AM调幅波段上的电台太少（那个时代还没出现FM调频波段），所以广播节目内容必须予以规范管理，避免因缺少竞争而流于坐大。当时多数大城市里都有两家或更多相互竞争的报纸。在今天的美国，情况与当年正好相反，政府似乎更应该插手干预报纸的独占垄断现象。现在的广播电视频道简直多如雨后春笋，电视上有VHF特高频道和UHF极高频道，数不清的电视台，广播有调频波段、有调幅波段，竞相提供内容丰富的各类型优良节目，还有民间有线电视，各种新闻性、知识性频道，百花齐放、争奇斗妍。但是，报纸反而集中在少数超权垄断公司手里，像士毅·纽豪斯和他弟弟唐纳德，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向任何人负责。

纽豪斯兄弟俩，能活在这个美国人民极少向媒体老板提出要求的时代，真是幸运透顶。像纽奥良或纽瓦克这种大都市，非常需要有一份高水准报纸，如果有了高水准报纸，非常可能对市民生活方式与社会福祉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纽豪斯兄弟把从当地赚来的大笔金钱，不用在重新投资办好报纸工作上，反而将它转移到纽约等其他地方，用以购并“兰登书屋”、《纽约客》，或是复刊《浮华世界》，或是创办新的旅游杂志、房屋杂志等等。这对新奥尔良、纽瓦克等地的报纸读者来说，实在是一项极端不公平的待遇。纽豪斯兄弟承袭他们父亲的手法，在地方上收购并维持平庸贫乏的报纸，以它们为赚钱的工具，美其名曰“地方自治”，实际上是一无所为。

士毅和唐纳德兄弟的地位真是极端地与众不同。他们不像绝大多数由公众持股的媒体公司主管。他们对所属报刊的一切事务都是个人负责，只是因为拥有这些报刊，报刊上有他们家族的名字。他们不需要对董事会或任何外在团体回答任何问题。假如他俩有心愿意去做，他们绝对可以“立地成佛”，把“纽豪斯”家族的名字变成新闻品质、民众喉舌、社会公义等等的同义词。不过，对纽豪斯而言，他所负的唯一责任似乎就是市场促销，没有任何道义成分。唐纳德·纽豪斯说，“我认为我们是负责任的，假若我们不负责任，人们就不会接纳我们的报刊。”这是他对我这本书所发表的唯一一句评论。这真是美国社会长久的谜题之一，两位媒体大亨兄弟为那些生活只有一报城市中的读者们，提供了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对于我们这些深切的忧虑和关怀，也看不出让纽豪斯兄弟感觉汗颜或者有任何困扰的迹象。

在过去10年之中，无人能与士毅·纽豪斯相提并论，所有其他圈内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权力至高的人，在整个美国新闻媒体领域里，投下最长最暗的一道阴影，他个人有绝对的能力能为最具野心的方案投入最多的资财，或是为克服最大障碍而能支持最长的时间。由于这种现实情况，他手下工作人员或者是那些一心盼望能够有幸追随他的人，对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恐惧、羡慕，以及崇拜之心。就连他最得力的心腹们，也不禁暗自承认他的无比权力。

回忆1983年初遇士毅·纽豪斯时，蒂娜·布朗说：“他是一位非常质朴的人，但是，我想他现在正处于一生事业的巅峰状态。他对自己竟能如此成功也是觉得似乎不可思议。他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自己过去15年来，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他重新塑造了《浮华世界》，他创办了《自我》，他创办了《旅游者》，他创办了《诱惑》，他创办了《内幕》。想想看这些成功的经历，他真是非常了不起。现在纽约全市就看他一个人表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