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取钞票的乳牛
到了90年代，由于这种有如农场式有计划栽植不同作物的手法，纽豪斯的事业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以不同的方式向美国人民提供资讯。上层是高水准的时髦杂志和漂亮的出版公司——像“克诺夫”，像《时尚》，还有精美的《旅游指南》——读者都是上流社会人士，这些富裕光鲜的绅士淑女，可能在纽约大小宴会中遇见士毅或唐纳德，或是他们热心参加社交活动的妻子。为了这些少数特选的读者对象，写作的水准、表达的品质与风格，几乎永远都是第一流的。此外，在“偏远地区”，看到的就是一批挤钞票的忠实乳牛，就像老旧灰暗的破船，满载着平凡庸俗内容，成为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民每人必须的唯一精神食粮来源，他们永远不知道谁是纽豪斯。在纽豪斯的计算公式上，供给资讯的品质，取决于你的成分在人口统计分析上被需要的程度。报纸不是一项社会公器，而是私人的赚钱工具，对它们所服务的社会，没有任何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还有一份报纸，在纽豪斯家族以破记录高价买下十多年之后，它的新闻评论仍能被普受尊敬和高度赞扬，岂非异数？而这份报纸正是《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
80年代，以27万份销数、是美南最大报纸之一的《比开恩时报》，不断地努力，希望超脱内容平庸的困境，但是徒劳而少功。报纸的前任总编辑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在1990年突然离职之后说：“它是一份好报纸，比大家给它的评价要高。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困难的日子。困难的时间甚至更长，但是如果要你年复一年地往上推动一个重铁球，而且似乎永远无法看到前景，那就大辛苦了。”虽然这家报纸的所有权由纽豪斯家族拥有，但是新奥尔良的大多数居民都以为它的发行人艾斯顿·费尔普斯是报纸老板，1962年，他以一个私人信托基金董事身份将《比开恩时报》卖给纽豪斯之后，仍以发行人职务继续负责报纸的营运。费尔普斯的真正顶头上司是老萨姆的弟弟诺曼，他应家族的指派，带同家人搬到新奥尔良，负责家族在美南地区的事业。但是诺曼从未实际经营《比开恩时报》。反而，报纸继续依循费尔普斯许多做法，为新奥尔良根深蒂固的有钱大佬以及商业利益服务，这个力量控制着日益分歧的新奥尔良市。
报纸的一位前任专栏作家隆尼·弗吉茨（Ronnie Virgets）说：“社论版的内容不足以担当社区的领导，他们故意忽略重大的地方新闻，这是费尔普斯家族的传统，不去摇动船只，尽量维持现状。”
这种传统的迟疑态度，亦影响到报纸在有关种族问题上讨论的进步程度。譬如，在1990年以前，《比开恩时报》一年一度上流社会初人社交少女名单中，还一直不肯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在一个过去10年中，大部分时刻均由黑人市长执政的城市来说，这种对黑人的排斥做法是相当反常的现象。证明《比开恩时报》的迟缓呆滞最明显的例子，是有关对大卫·杜克（David Duke）崛起政坛新闻的处理，这家纽豪斯报纸如何独漏路易斯安纳州20多年来最大的新闻。在杜克参政初期，一些政治活跃分子就已经将这位路易斯安纳州议员候选人的背景。多方面提醒过《比开恩时报》。有人提供一卷杜克在芝加哥向一群新纳粹党人演讲的录音带，还有一张杜克和“美国纳粹党”分子握手的新闻照片。然而，过了好几个月，这家路易斯安纳州最大的报纸，根本不曾有只字报道杜克充满仇恨的过去历史。对于社会上指责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曾经做过无数次有关种族歧视、反犹太人的谈话，杜克一概予以否认。《比开恩时报》似乎对他的否认感觉满意。包括路易斯安纳州内外的其他报纸，都曾报道杜克兴与三K党的关联。他激烈的反犹立场和他曾以女性笔名写过一本对妇女性生活提出建议的书。
最后，到了1990年杜克竞选联邦参议员失败之后，《比开恩时报》才姗姗来迟地刊出几篇有关杜克的深入报道。这些报道除了大多引用其他报刊早已登过的资料外，一部分新内容是有关杜克的财务状况，和他曾经动过整型手术强化脸部表情的报道。第二年杜克竞选路易斯安纳州州长，引起全国震惊，深恐一个新纳粹党人坐上州长宝座。《比开恩时报》这个时候才尴尬地采取行动，它一下子又跳进另一个极端，新闻报道的角度似乎是故意设计非让杜克落选不可。（报上曾有一个大标题：“高层官员指出，杜克胜选将使路易斯安纳一败涂地。”）杜克终于落选后，《比开恩时报》在最后阶段虽曾努力弥补，但仍不能阻止新奥尔良许多有识之士的责难，这个城市唯一的日报，在这项新闻发展过程中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媒体评论员珍妮·阿曼德（Jeanne Amend）后来对《比开恩时报》在这一新闻事件上迟滞的处理手法做了专案研究，并有两份权威的新闻学专业期刊曾予刊载。
未能及时提醒读者注意一个新纳粹极端分子崛起政坛，对于这项重大失误的责任，有些人可能归咎于某一个记者、某一个编辑，或者艾斯顿·费尔普斯老糊涂了，但真正的答案却植根于纽豪斯家族报纸的基本文化之中——大农场不同作物以不同方式分区种植的哲学，它扼杀了《时报》新闻工作人员追寻真理的欲望，以及保障了新奥尔良特权阶级隐藏了暗中的利益。在纽约，士毅·纽豪斯对他钟爱的各种期刊可能提倡变革的重要性。但是出了曼哈顿，出了全国性新闻媒体监督的视线之外，对于他们家族视为最大财源的那批私有报纸，它们维持地方上的现状却是最主要的编辑方针。无论它们在道德伦理上搞得多么令人厌弃，无论读者知的权利被剥夺得多么彻底，对纽豪斯兄弟来说，全都无关重要。
《新奥尔良比开恩时报》对有关杜克新闻无动于衷的冷漠处理，却并非孤立事件。它是许多纽豪斯报纸对重大新闻故意视而不见的传统历史。这项传统可以追溯到30年前，当时《伯明罕新闻》竟然充当阿拉巴马州种族分离主义者的喉舌，成为煽情政客“公牛”康诺（“Bull”Connor）种族歧视观念的代言人。1955年里，纽豪斯家族再一次以破记录的高价买下阿拉巴马州《伯明罕新闻》，地方上原有的经营班底维持不动，包括发行人兼社长克拉伦斯·汉森（Clarence Hanson）在内，汉森家族成员之一将报纸卖给纽豪斯。纽豪斯的编务总管费尔·哈契斯汀在报纸成交的时候说：“一份报纸应该是地方上的公器——作用不仅只是表达某一个人的愿望或想法。”伯明罕的种族冲突非常严重，殴打、焚烧十字架，攻击犹太教堂的种种暴力行为随时都在发生，仇恨与暴力气氛充斥全城，纽豪斯这种放手不管编务，所谓“地方自治”的编辑政策，对伯明罕而言，意指纽豪斯默许报纸继续充任种族隔离主张的啦啦队。
当《纽约时报》伟大记者之一哈里森·萨利斯伯瑞（Harrison Salisbury），在1960年前往伯明罕实地采访美国南方种族隔离与黑白冲突情势时，他痛心疾首地发回一篇翔实中肯的新闻稿，《纽约时报》立即以头版显著刊出，冠以“恐惧与仇恨、紧攫伯明罕”大字标题。纽豪斯的《伯明罕新闻》也选用了《纽约时报》转发的这则萨利斯伯瑞通稿，但却冠以非常不同的标题：“《纽约时报》诽谤本市——难道这是伯明罕吗？”第二天又刊出另一篇社论，猛烈而苛刻地抨击萨利斯伯瑞的报道，指为“恶意的偏见、狠毒的错误、邪恶的歪曲”，简直就像市议员“公牛”康诺自己写的一样。康诺对这篇文章提出诽谤控告，纽豪斯在伯明罕的报纸，在报道有关康诺控诉《纽约时报》的新闻时，对唐纳德极尽支持之能事——这个案于最后由《纽约时报》胜诉，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新闻自由的一项重要里程碑。纽豪斯家族对《伯明罕新闻》明显的种族主义言论，从未表达任何予以干预的兴趣。它的发行人克拉伦斯·汉森后来在法庭上做证时指出，他与纽豪斯家人历来所有的谈话，“仅只限于业务和财务问题”。
《伯明罕新闻》也曾有过片刻的光彩，1991年赢得社论写作项目的普立策奖，但是纽豪斯的办报理念仍在持续不断地损伤它的名誉。正在为社论写作得奖而沾沾自喜之际，报纸指派记者丹尼斯·瓦希本（Dannis Washburn）负责在新闻版面上开辟一个新专栏，专替报纸的汽车、餐宿、夜总会广告客户搞推广促销。瓦希本的专栏在最顶端用很小的字注明是广告，但内文却用一般新闻同样的字体排印。在《华盛顿新闻评论》（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刊出一篇检讨汽车经销商对全国各报施加压力的文章中，引述了瓦希本的话说，“在考虑是否揭发有关汽车经销商任何问题的时候，编辑部门都会格外小心翼翼地处理。除非情节真正非常重大，到了人命关天的程度，否则他们不可能去伤害占我们广告客户大部分的这批人。他们的支票簿完全是另一码子事。”《华盛顿新闻评论》文章刊出的第二天，在《伯明罕新闻》服务二十三年的瓦希本立遭解雇，原因是他承认了一项许多新闻界人士早就知道的“新闻”与它广告客户之间的卑劣小秘密。伯明罕一家电台广播节目脱口秀主持人蒂姆·莱纳斯（Tim Lennox）说：“现在全城都知道的一则笑话是：‘丹尼斯20年来第一次讲真话就给开除了。’而我认为这则笑话是真话。”
瓦希本这方面的说词是，他很遗憾竟然去替广告客户写这种不入流的马屁文章，他以前在这家报纸曾历任地方版助理编辑、旅游版编辑和记者，但都不如替广告客户写“专栏”赚钱多，他纯粹是为钞票而暂时昧了良心。他说真正倒霉的是想在地方报纸上找公正新闻的读者。被免职一年之后，瓦希本接受一次访问时说：“我只是讲了实话，也许我这么做有点太傻。大家都知道汽车经销商人对报纸有相当的影响力。专栏的文章是促销性的，那些吹牛的东西既不是广告，也不是新闻，但是你很难分辨出两者之间有何不同。《伯明罕新闻》是做了努力想让读者知道，但是用很小的字体。大多数读者不知道这个专栏和其他新闻内容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