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
电影《狩猎》（The Hunt）中的情节与本案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故事发生在丹麦某小镇，这里人烟稀少，彼此都熟悉。主人公Lucas是一个幼儿园男老师，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心地善良，很受小朋友喜爱。Lucas好友的女儿Klara也在幼儿园上学，非常喜欢他。某日，Klara在幼儿园玩游戏时，扑在Lucas身上并亲吻了他，Lucas告诫她只能和爸爸妈妈亲吻。没想到，Klara敏感地以为Lucas不喜欢自己，还向幼儿园主任撒谎，说Lucas给她看了他的性器官。其实是之前她的哥哥无意中给他看了一张男性生殖器的照片，小女孩将此情节安到了Lucas头上。很快，这个谎言成为一个巨大的绯闻，从幼儿园主任到同事、小女孩的父母、Lucas的女朋友、警察甚至镇上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这个谎言，没有一个人愿意听Lucas辩解，也没有人想去调查真相。
其实，这是当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似是而非的事情，人们总是一群乌合之众，尤其对于这种看似黑白分明的社会事件，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展现自己的义愤填膺。
本案中，“男幼师猥亵园内四岁女童”的新闻一经曝光，便火速引发热议，知情的、不知情的都在谴责“无良的老师”“枉为人师表”，却极少有人在意真相。
电影《狩猎》中，导演用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谎言来探究人性。小朋友被我们认为是不会撒谎的、纯洁的，但警方调查幼儿园其他小朋友时，小朋友们居然都说老师有过侵犯他们的举动，并且都说是在老师家的地下室，甚至连沙发的颜色描述的都一样。看起来言之凿凿，可谁能想到老师家里根本就没有地下室呢？
这下人们应该相信这是个谎言了吧？并没有。我们不禁思考，谎言产生之后要如何去揭穿呢？尽管后面Klara承认了这是她胡编乱造出来的，但是家长们不同意，认为这事一定发生了，只不过是小孩害怕，故意遗忘，所一定要追究Lucas的责任，整个小镇几乎每个人都开始仇恨Lucas。
电影《狩猎》截图
好在本案中的被告人孔成杰虽受到不少的抹黑和指责，他的父母依然相信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出如此令人不齿的行为，坚决要证实儿子的清白。
世有千案，案案不同，但每起案件都必有其要害之处，这个要害就是“辩点”：或在证据的衔接点，或在定案的物证之中，或在证言的矛盾之处，或在法条的理解之上……找到“辩点”，就意味着找到了案件最佳解决途径。(https://www.daowen.com)
本案辩护人在接受案件委托后，完成了会见、阅卷、实地调查、向证人取证等一系列工作。基于本案被告人孔成杰自案发后至庭前陈述均未承认其实施过猥亵行为，在没有有罪供述的情况下，相关的客观物证和证人证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最为重要的证据，即幼儿园的监控录像，在案发后被人为毁坏，这为本案又增加了不少难度。
综合来看，本案最终能获得无罪判决的关键在于，除了被害人王某某的陈述外，没有其他在案证据能证实检察院的指控。另外，现有证据不能排除本案有其他作案人的可能，即认定孔成杰实施犯罪行为不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定罪量刑。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要求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是指认定事实的司法人员对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已经查清或认识清楚，这是从主观状态上说的；证据确实充分是对证据的质和量的综合要求，证据确实要求每个证据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证据充分要求一切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加以证明，且足以确定地认定案件事实。具体而言，证据确实充分要求：①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②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③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事实上，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吸收了这一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1]。一方面，排除合理怀疑蕴含着无罪推定的精神内核，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有罪证明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而不得转移给辩方，在控方未能说服事实裁判者，使其对被告人有罪的问题再无任何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则应遵从疑罪从无原则，不得作出有罪判决。另一方面，排除合理怀疑包含着确立最高定罪标准虽然可能导致错判无罪、放纵罪犯，但为防止对个人的不正当伤害，法律可以容忍这一错误以减少错判无辜的风险的价值权衡。
电影《狩猎》的后段，Lucas证实了自己的清白，Klara也再次勇敢地拥抱了Lucas。电影里的Klara说了一个谎言，可能是对爱与渴求的表达，而非伤害与仇恨，但在现实世界中，一切还需要依靠法官来甄别。
电影《狩猎》截图
【注释】
[1]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