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的职能及其报道依据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和赖特将大众媒体的职能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对社会环境进行监测。及时、准确地向社会报告刚刚发生的涉及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安全的重大事项。第二，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关系。媒体帮助人们及时了解情况、获得信息之后调整认知，调整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新的关系。赖特将其定义为解释和规定职能。第三，文化传承功能，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传播、刊登新闻，把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文化构成记录并传承下来，把文化创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认知。赖特将其定义为社会化职能。第四，提供娱乐，发挥社会减压阀功能。我国媒体具有特殊性，根据其“党和人民的舆论喉舌”的性质，判断其主要功能是进行“舆论监督”。一方面代表党政权力机关对社会舆论现状进行监测和反馈，另一方面代表公众对各种社会事务进行监督。哈贝马斯指出：传播除了受政治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以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控制，就是科技力量的控制。谁掌控了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它对媒体的内容定义就充满了合理性。2020年6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针对微博在蒋某舆论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责令其立即整改，暂停更新微博热搜榜一周，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同时，要求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依法从严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技术媒体时代，网络技术平台公司对于网络舆论的违规操纵。恰恰印证了哈贝马斯所言“谁控制了技术，谁就对媒体内容的定义充满了合理性”。当然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充分意识到技术公司和资本对信息传播秩序的干扰，依法及时对相关事件责任人进行查处。
（一）市场因素对大众媒体的影响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环境的监督者，天然对负面新闻具有追逐的兴趣，在媒体眼中正面新闻只是吹捧的广告。以上四种职能是站在媒体所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的一种判断，站在市场经营的角度，媒体的报道选题有其具体依据。
第一，考虑消费者需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媒体花了很多钱研究它们的观众。报纸密切关注发行量，电视关注收视率，网络平台关注流量和点击量。广播公司依靠尼尔森（Nielsen）和阿比特龙（Arbitron）等公司为其节目提供收视率和市场份额数据。媒体对其受众规模和人口特征非常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广告主必须知道如何到达其目标受众。相关数据有助于衡量公众对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但是却对媒体研究如何报道具体内容筛选没有直接帮助。从信息产品的性质来看，“新闻是什么？”本质上比“销售具体产品”更难回答。相比较而言，严肃新闻的界定和筛选远比娱乐新闻更难。娱乐产品与消费者发生联系比新闻信息产品与消费者发生关联相对更容易。通过观看畅销书列表、票房最高的电影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娱乐节目制作者知道什么是卖点，但是新闻节目制作人需要有自己的预设判断：什么样的信息内容、产品形式才能吸引和影响受众。观众调查可能会让媒体工作者了解观众、听众和读者的总体兴趣，但对他们即将面临的日常新闻制作选择没有多大帮助。
第二，从社会运行系统的角度来看，媒体不仅要考虑经济压力，更要考虑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需要严格遵照新闻报道的相关规则，在进行新闻选题和报道的时候全方位考虑报道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基于此，媒体在面对公共议题或者涉及政府职能部门新闻的时候需要尤其慎重和小心，而面对企业市场运行监督，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相关报道相对比较强势。
第三，在融媒体时代，由于互联网技术对人们日常接触信息方式的改变，传统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生存日益艰难，大量传统媒体一旦面向市场经营自负盈亏终将走向破产倒闭，唯有少数靠财政拨款的大众媒体或者兼并了新媒体、开拓了多元经营渠道的媒体集团还能继续在竞争中生存。在运营过程中，多是以新媒体开发客户流量和盈利来带动传统媒体发展甚至为其生存提供补贴。传统大众媒体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开源创收、进行企业化经营是自救的唯一方式。因此，新闻报道中它也会与大量商家结合，开展商业活动，或者是把媒体品牌作为一个活动公司的平台进行相关资源整合。
由于网络市场形成初期所主导的自由理念以及网络上失信的违约成本极低，很多企业利用人性的弱点设计各种产品来获取流量，而不顾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一些信息服务公司，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图片、噱头标题吸引用户点击观看视频、新闻。这种利用人性弱点，诱使用户使用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正当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2]
（二）传统媒体的生存压力和境遇
我们在分析媒体报道动机的时候，不仅需要从其职能入手，更要从媒体的生存现状分析。2015年至今，传统报业媒体人的生存现状可以用一个“逃”字来描述，逃离传统媒体平台，奔向新媒体互联网公司的怀抱。以下是2015—2017年部分传统媒体人转型案例。
陈朝华：2015年1月8日，《南方都市报》总经理陈朝华宣布告别纸媒，出任搜狐副总裁及总编辑； 2017年1月，离开搜狐，出任360副总裁、北京时间联席总裁。
秦朔：2015年6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宣布离职，创办自媒体品牌“秦朔朋友圈”。
封新城：2015年6月，新周刊执行总编辑封新城辞职，出任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运营合伙人兼首席内容官。
郭光东：2015年8月1日，《博客天下》《财经天下周刊》《人物》杂志出版人，博雅天下传播机构副总裁郭光东宣布离职，担任“饿了么”公关副总裁一职。
徐列：2015年12月，《南方人物周刊》创始人、总编徐列，结束26年的“南方”时间，赴美开启访问学者生涯。
李洪洋：2015年12月，北京日报社副社长李洪洋离职，出任美菜网副总裁。
邱兵：2016年7月29日，东方早报社社长、澎湃新闻CEO邱兵通过个人朋友圈正式宣布离职，而后创办梨视频。
马昌博：2016年8月16日，壹读传媒CEO、总编辑马昌博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题为《唯有衷心祝福，并愿故人如故》的离职声明，创办视知传媒出任CEO。
向熹：2017年1月，《南方周末》杂志社原总编辑、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广东卫视董事长向熹宣布辞职，投身创投行业。
庄慎之：2017年2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原《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通过微博宣布离职，自主创业。
王海涛：2017年5月23日，搜狐媒体副总裁樊功臣宣布，原新京报社编委王海涛将新任搜狐网执行总编辑。
戴自更：2017年8月3日，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离职，转任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总经理。
谭军波：2017年11月1日，东莞报业传媒集团副社长、东莞时报社总编辑谭军波辞职。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互联网公司在紧锣密鼓地布局自己的媒体产业格局，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变相的企业公关行为。如果媒体平台背后都由资本大佬注资，那么当资本市场所投资的企业出现负面新闻的时候，这些媒体的从业者还会义无反顾地报道吗？《中国企业家》主笔冀勇庆大致梳理了阿里巴巴集团（简称“阿里”）2013年4月—2015年6月在媒体行业的一些大收购和大动作：
1.2013年4月，阿里投资了《商业评论》杂志;
2.2013年4月，阿里收购了微博的优先股和普通股，占其约18%的股份;
3.2014年3月，阿里投资8.04亿美元巨资，成为文化中国传媒集团的最大股东，而该公司持有著名都市报《京华时报》的经营权；
4.2014年4月，马云等对华数传媒（000156）投资10.5亿美元;
5.2014年4月，马云旗下的云峰基金为优酷土豆注资12.2亿美元;
6.2014年6月，阿里旗下的云鑫投资了知名新媒体虎嗅网;
7.2014年11月，阿里和腾讯联合向华谊兄弟（300027）电影公司投资36亿元;
8.2015年3月，阿里投资24亿元入股光线传媒（300251）并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9.2015年5月，阿里投资了《北青社区报》;
10.2015年6月，阿里投资12亿元，成为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由此可见，基于传统媒体从业者“用脚投票”的选择结果，传统媒体不仅面临着“受众萎缩”“广告商流失”，更是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人才流失窘境。对于传媒从业者而言，他们接受至少4年以上新闻专业知识的高等教育，怀揣新闻理想投身职业岗位，但是在技术改变人们信息接收方式以及阅读习惯的情况下，理想不能给他们带来有效的生存资料回报，在大城市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面对物价、房价、医疗、教育等实际生活难题，他们不得不选择物质回报更高、平台发展前景更好的新媒体岗位，继续实现自己的信息传播从业者的梦想。
以上分析为案例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行业发展背景，农夫山泉和《京华时报》的冲突危机发生的2013年，新媒体发展态势日益强劲，传统媒体虽然意识到威胁但依然能够生存。这一宏观背景不仅有助于分析媒体报道依据，更有助于解释企业面对传统媒体连续性负面报道时的强势反击态度。
（三）媒体报道引发企业诉讼先例
2006年6月11日，英国的《星期日邮报》以《之城》为题对苹果公司主打产品iPod的中国代工工厂进行报道。文章提及苹果iPod主要是由深圳富士康女工生产出来的，每个女工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27英镑。之后，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分别于6月14日和6月15日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报道。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文，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率先报道富士康员工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现象的媒体，该文揭示了富士康工厂的内部员工超时加班及相关管理问题等。6月22日又一篇追踪报道《富士康离职女工：连续工作12小时已是家常便饭》发表了，它继续对超时加班予以关注。
2006年7月3日，富士康的法人公司鸿富锦公司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索赔3,000万元，其中王佑2,000万元和翁宝1,000万元。7月1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富士康公司申请司法保全，向王佑和翁宝分别发出民事裁定书。7月13日，王佑和翁宝的资产被冻结，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7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向富士康发函称“记者报道属于职务行为，报社将动用资源支持两人全力应对诉讼”。同时，在就该诉讼的一份公开声明中，《第一财经日报》对原告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表示强烈谴责。声明要求富士康尽快解封两位记者的个人财产。
《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3]
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岁的陈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样逃离这家他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强企业。
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他的亲身经历更让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
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告诉记者，员工在车间晕倒并不是在公司加班过多，而是身体素质差，“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
三个女孩的倒下
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业园生产一线上作业的，大都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年。他们学历不高，辛苦一个月的报酬大约1,000多元。
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了少数员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连续12个小时不停干活。工作完毕后，操作工们还需要留下来开夜会。
遇到晚上倒班，有些小姑娘吃好饭只能在楼梯上坐一下，然后进入生产车间直至第二天清晨。如果谁在楼梯上躺着睡，将被管理人员记过。
车间里不允许说话。在公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假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许说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
“12个小时啊，就像罚站一样。我一个男人都受不了，何况她们呢？”
深圳基地外联部的贺小姐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12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基本不可能，公司订单非常多，但都是8个小时一轮岗的。
“员工晕倒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差。”她说，“富士康包吃包住，又买保险等，很多人都想挤破头进入富士康。”
据她说，几年来，很多人都通过缴纳千元的中介费方式，伪造文凭进入富士康。“他们正式工作以后，经常会有人晕倒或出现突发状况。”
“于是，公司就对这些工人一个个检查身体。查过以后，公司惊奇地发现，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小小年纪的他们，甚至还有一些人查出白血病。”
因此，富士康从今年三四月份起，不再从劳务市场招收这类普工，而是与国内1,000多所中专技校合作，直接寻找职员。
她说，有些地方确实没有设凳子。但这是因为设备的要求，有些设备需要员工站立，但也有坐着工作的。“不可能有员工坐走廊上休息的，车间附近都有休息室。”
她还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富士康不会通过国外伙伴的考核。
富士康的“特殊”管理
相比这些小女孩，陈峰要幸运许多,但他所经历的3个月培训，外人看来也颇为残酷。
新职员培训分为生产线实习和企业文化课程。每天早上6点40分起床后，陈峰必须吃得很饱，振作精神接受12个小时的体能考验。
实习人员同样没有凳子坐，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且不能东倒西歪。否则，被抓到就是劈头盖脸一阵训斥。几个月下来，从生产线走到宿舍，每个人已筋疲力尽，双脚生满水泡。实习期间，还要穿插一些企业文化的课程培训，8个小时的千人集训场面，蔚为壮观。
富士康还指定了“限制加班时间”的措施。每人按不同级别有不同的加班时间。如果一个员工的每月加班时间超过指定小时数，超过部分算义务加班。
在大多数职员看来，富士康的管理有些“难以理解”。职员们也承认，容纳13万人、拥有10个食堂的偌大工厂，一些特殊的管理方法确实必要。自1991年至今，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60%的复合增长率。
每天下班，无论有没有货车经过，工人们必须进入厂区的“人行道”走回宿舍，不能乱窜；下班后谁忘记拔掉计算机插头，罚款1,000元；如果因工作需要调换部门，职员的电脑将被拆开三次，检查机型内外的编码是否匹配。
公司的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末或者晚上下班后，有时一开就是3到4个小时，如果不去一律按照旷工处理。6月初，富士康高层发现，相关机密文件丢失。管理部门规定，严禁任何员工携带笔记本电脑、MP3、U盘等进入厂区。最近，富士康在公司内部组织了一次非自愿捐献骨髓活动。一位被要求参加活动的员工迷惑不解的是，为何这次的骨髓验血特别隆重？公司的一个副总亲自披挂上阵成立专案组，一些员工甚至不上班也要去验。同时，籍贯为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山西的男员工被点名参加，而其他地区的则不必。富士康在工作纪律上要求一向严明，谁迟到，谁就会被惩罚。但本次活动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后来他听说，原来是富士康的一位高层亲戚得了血癌，而该人士的祖籍是山西，母亲又是山东人，所以北方人的血缘会近一些。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公司外联部贺小姐则说，捐献确有其事。公司有一位职员有一种特殊的病，所以限定了一些范围。记者询问，是否这位员工是普通职员呢？贺小姐则答道，是一名公司职员。“平时，如果员工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组织大家对需要帮助的员工献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四）媒体常规报道危机的四阶段
第一阶段，报道突发新闻，旨在造成令人震惊的或深刻的影响。当发布了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解释后，第一阶段就结束了。新闻媒体会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解释上。在报道自然灾害的时候，第一个阶段会延长。
第二阶段，开始于具体的细节逐渐明朗之前。在海地灾难中，受灾情况和资金募集数量的统计成为第二阶段的标志。
第三阶段，通常包括分析危机及其后果，如何安置遇难者？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补救？新闻报道谈论更多的是这些举措如何执行及其原因。比如报道枪击者的袭击策划步骤和人们对受难者的缅怀。
第四阶段，是对危机的评估评价。危机主体是否留意到预警信息？在大多数自然灾害和多数其他灾害中，报道主要集中于公司、城市和国家是如何预知危机可能发生的。这一阶段也标志着事件将回归常态以及人们对危机处理过程的思考。有时候，一场危机会引发另一场危机，新危机同样会经历各种阶段。比如在“9·11”事件中，媒体对捐赠给幸存者的巨额款项用于何处表示关注，从而引发了另一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