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负面新闻的传播渠道
（一）主流媒体坚持对内容进行筛选
主流媒体的报道通常显得更加客观，它们通常是由固有的新闻元素而不是由社会媒体提出问题引发的。这些因素取决于新闻因素，如新奇性、名人因素、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人类利益、与公众的相关性等。作为议程制定者，主流媒体提出了公众辩论中关注的公共问题——食品安全和就业指导方针、部长劳资关系审查、消费者保护和歧视等。
由于主流媒体的报道受限，企业家和组织的官方正式消息也只能通过新媒体去发布，其权威性、正式性和严肃性就会让公众产生怀疑。在怀疑的声音中，公众倾向于追逐负面的吸引眼球的新闻，而不愿意相信正式的官方报道，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企业危机公关的难度。因此，善用新媒体进行危机公关是在当前舆论环境下企业公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必备的公关技能和业务素养。
鉴于社交媒体可以先于传统媒体发布新闻，在很多情况下，社交媒体为主流媒体提供了跟随的平台。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业被描述为严重依赖信息技术、互动并坚持一个令人无法停歇的24小时×7天新闻周期。[11]新闻收集的过程也从线性转变为网络化，从而与消息源和反应堆保持持续的通信和交互。詹金斯[12]描述了新闻业中参与式文化的出现，内容制作者和媒体受众已经从不同的独立角色转变为“根据一套新的规则，彼此互动的参与者，而职业记者没有一个人完全遵循这些规则”。互联网通过向受众提供新的和额外的信息生成途径赋予了受众权力。
（二）不容忽视的社交平台选题来源
记者现在需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关系，倾听他人”。Poindexter[13]列出了新一代消费新闻的方面：可访问性、永久更新、搜索能力、共享能力、链接易用性和可靠性、评论能力、贡献能力和酷性等。主流媒体也开始强调源自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以显示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克里斯滕森和莫特森[14]（2013）发现业余爱好者在战争期间讲故事，这些故事最终被媒体利用。在2009年伊朗大选后的街头抗议活动中，纽曼[15]观察到主流媒体强调了来自社会媒体的信息，并监控了Twitter、Facebook和博客圈上的一系列活动。尽管在抗议期间审查制度很普遍，但社交媒体工具使信息得以自由流动，改变了新闻制作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方式。[16]另一项对2009年伊朗大选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闻收集工具，要么被用作来源（21%），要么被用作话题（27%），要么被提及（44%），要么被用作话题和来源（8%）。[17]一项2017年全球数字新闻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记者正在将社交媒体频道视为新闻来源。在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54%）的受访记者使用微博，44%的人访问了他们已经知道故事来源的博客，商业记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来监视或调查谣言与负面新闻。
新媒体技术至少具有三个特征：数字化、融合化和网络化。数字化意味着多媒体信息可以容易地与其他“智能”设备和用户共享、连接，而不管其地理边界或时区。用户生成的内容导致消费者参与的增加，并促进意见自由流动、公众在线分享经验。通信的命令控制从组织转移到消费者，这已使竞争环境变得平坦。[18]在线信息和对话不再由政府、主流媒体和组织自上而下控制。通过Facebook、Twitter、YouTube、Flickr和博客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授权，个人能够成功地与巨型公司竞争。[19]“网民”“公民记者”“博客作者和社交媒体影响者”正在成为从业者需要参与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本章考察的除企业家离婚案之外的三个案例均来自网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了动力，然后才过渡到主流媒体。它分析了危机是如何在网上引发和加剧的，以及当信息在主流媒体上发布时，危机是如何获得可信度的。通过这样做，它试图确定危机的发展趋势和潜在的减轻负面影响的措施。本章还分析了组织危机是如何在网上产生、获得吸引力以及如何升级到主流媒体上的，确定了其引人注目的新媒体元素，解释了其获得主流媒体关注的原因。它分析了导致危机在网上触发和离线获得合法性的原因，旨在为从业人员提供一个框架，以参与有效的危机管理战略。
（三）社会媒体的兴起使得危机升级
首先，互联网允许新闻以指数速度传播至更广泛的受众。坏消息在自媒体平台可以在几分钟内迅速传播。社交媒体将真假难辨的信息迅速扩散出去。图片、视频、音频可以随时下载并上传到其他流行论坛，通过朋友圈、微信群、视频分享平台、博客、电子邮件和聊天室由不同的人快速传播。其次，社交媒体的进入壁垒相对较低，这使得所有人都能进入。西亚尔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当在线媒体报道危机时，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它们，甚至通过进一步传播它们来帮助它们延续下去”。因此，Siah等人[20]发现社交媒体独一无二的特性，如用户交互性、多媒体能力和缺乏门禁等，也是“它的致命弱点”。社交媒体提供了新闻和信息的替代来源。这也可能导致不准确的信息、欺骗和“附带利益”的传播。[21]再次，社交媒体以上特点会强化危机的不可控性，如信息生产者借此作为表达利益相关者意见的额外渠道强化危机；可以发布对某个话题或组织的谣言；可以吸引利益相关者使企业事件成为负面话题。媒体炒作被定义为“由媒体产生的、由特定事件引发的、由媒体新闻制作的自我强化过程中所放大的墙对墙的新闻波”[22]。随着危机在网络上获得动力，它变得疯狂起来。可以说，社会媒体炒作，被定义为网民产生的炒作，在社会媒体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它由关键事件触发，并由在用户参与讨论的能力中自我增强的品质维持，甚至在新闻发展成媒体炒作之前就已经存在。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并不总是遵循社会媒体讨论的议程。Silver[23]（2011）对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社会媒体在抗议活动期间始终如一地对其进行报道，但大多数主流媒体实际上忽视了这一事件。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后，报道愈演愈烈。皮尤研究中心的“卓越新闻项目”研究发现，只有2%的新闻消费者使用推特获取关于故事的信息或获得反馈。[24]因此，尽管主流媒体继续监控社会媒体内容，但新闻报道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禁止的一套新闻价值。乔治[25]认为，专业记者的优势在于他们“用多种来源核实信息的纪律，用机构记忆来感知事物何时看起来更复杂，以及用经验和专门知识来磨炼更高级的判断”。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谈到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相关网络信息泛滥时提醒主流媒体注意其责任。“在这个即时报道、推特和博客的时代，人们很容易抓住任何一点信息。但是，当这样的悲剧发生时，公共安全处于危险之中，风险如此之高，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这件事。这就是我们进行调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情地收集这些事实的原因”[26]。因此，对于记者来说，问题是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的新闻的可信度，尤其是来自他们不熟悉的信源的可信度。然而，如果他们找到足够的理由报道在社交媒体上首次出现的故事，比如在人们承担责任、自发而强烈地引发危机的时候，这些故事一旦被录用，就会变得可信。拉里西等人[27]研究发现，尽管社会媒体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制定新闻报道的议程，但记者“似乎并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