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背景和意义
本书选题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03033；72174059）和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2017KYJH19；2019KJJH01），本书可视为课题组成员研究工作的成果总结。选择“质量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研究主题，乃是基于下述世界以及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考虑。
从世界现实经济看，各国对经济增长“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以往，各国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点集中在绝对“量”，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1]但近几十年各国频频处于经济危机阴霾之下，创新能力不足或不平衡对经济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制约不断加大。[2]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例，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脱离。美国当代经济呈现去工业化和虚拟化特性，大量资金流出实体经济，流向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行业。近二十多年，在不断膨胀的“虚拟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等虚拟经济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美国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行业，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比例，都相当庞大，推动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实体经济虽然是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但同样需要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帮它“提档加速”，由于大量资金流出实体经济，其创新能力日渐不足，而实体经济本身是虚拟经济的根基，一旦实体经济衰退，虚拟经济泡沫性加强，对实体经济的制约作用就会很大，这从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依然没走出危机的阴霾就可窥探一二。当然，经济危机在20世纪就比较频繁，也正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性加大，各国才开始重新审视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1977年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书中提出的“经济增长质量”命题，[3]深刻意识到“速度型”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导致“有增长无发展”现象，要实现“高增长、高发展”不仅要追求“量”的积累，更应追求“质”的提升，应是“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组合，是一种有质量的平衡发展。
从世界经济发展质量演化历史来看，虽然英国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就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强国，依靠优质产品打造了“日不落帝国”，但美国和德国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赶超了英国，美、德两国的质量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没有系统的质量管理理论，一直到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阿曼德·费根堡姆于1961年出版著作《全面质量管理》，才拉开全面质量管理运动的序幕，[4]并迅速在主要发达国家推广。不过，日本是第一个全面实行质量管理的国家，1954年东京大学石川馨在其出版的《质量管理导言》书中，首次提出了“下道工序是顾客”理念，独创了质量理论。他认为应让大家都参与到质量发展中来，发挥全民工匠精神，并于1960年11月倡导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质量月”活动，向民众传递了“只有建立在质量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能持久”的新发展理念。[5]日本“质量救国战略”创造了年均增长近10%的经济奇迹，也激发了美国再一次开始质量图强之旅。1980年6月，美国利用纪录片《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图唤醒美国人的质量意识，并借鉴日本的做法，于1984年确定每年10月为美国联邦“质量月”。正是在培养质量意识、强化质量管理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科技实力得到了质的飞跃。上述历史证明，大国迈向强国的根本之道就在于质量强国，积极营造质量创新氛围，抓好质量这一根本要素，一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甚至赶超其他国家。
经济增长的变化总是伴随着产业结构演化，虽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禀赋和国内国际环境不同，各国产业结构演化进程、路径、关键因素和规律都会存在差异，但是配第（W.Petty）、克拉克（C.Clark）、库兹涅茨（S.S.Kuznets）、罗斯托（W.W.Rostow）、霍夫曼（W.G.Hoffmann）、钱纳里（H.Chenery）等学者，针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产业结构演化理论，[6]阐述了各国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的相似性。例如，1815至1850年间，英国正在开展工业革命，但西方经济整体处于不景气阶段，世界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导；[7]1850至1870年间，工业革命提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西方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的主导产业逐渐向钢铁产业转变，同时，英国开启了全球首次产业转移浪潮，开始工业革命科技成果输出，并以海外投资的方式逐渐向美国、德国和法国转移产业，率先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1870至1900年科学和技术关系紧密，科学家们有了很多突破性的新发现，尤其是内燃机的发明，使得1900年以后人类社会生产力再一次实现质的飞跃，世界产生了电气工业的革命；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对高科技的迫切需要，掀起了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新科技革命，直到20世纪80年代，重化工业的崛起创造了世界经济的空前水平；[8]其间先后经历了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日本和德国转移，以及日本和德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美日德等国的产业结构在不同层次不断调整升级。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中国大陆等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塑造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业结构的顺次不断调整升级。2012年至今，相对于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地区），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逐渐丧失[9]，低技术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先后开始向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转移；而西方国家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需要，高端制造开始回流。目前，因为各国当前所处信息环境和数据基础发生了深刻变革，人工智能技术迎来了突破与爆发式发展，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10][11]，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智能化的出现，标志着工业化衍生出了新形态[12]，世界产业结构进入新一轮深刻调整的高级阶段。
就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很迅速，40多年时间，GDP世界排名从1978年的第15名跃升为2020年的第2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积累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其中，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对于这一问题，普遍认为其实质主要是经济社会所有制构成以及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部门构成存在问题，其主要体现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总需求结构不合理；二是地区发展不协调；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四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五是城乡结构不合理。比如，总需求结构不合理问题。一方面，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结构还不够合理。过去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图1.1），因为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那时候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这种典型的“卖方市场”背景下，企业产什么就能卖什么，投资需求比较大，投资率从1978年的37.8%波动上升至2011年的48.4%，后虽有下降，但也超过42%。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在1978年、1985年、2003年和2009年分别高达66.7%、79.6%、68.8%和85.3%；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度在1990年高达80.5%。但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从“短缺”进入“过剩”[13][14]，继续依靠投资，必然会加剧过剩。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的目标。这几年投资和出口贡献率都下降了，2017年分别为37.8%和4.8%，2019年分别为31.2%和11%，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升了，2019年为57.8%（2017年为57.5%）。不过，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偏低（美国已达70%以上）。
图1.1 GDP增长与三驾马车拉动（单位：%）[15]
另一方面，三大需求内部的结构也不合理。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占比大，2001至2018年间，占比在17.05%～19.84%之间（表1.1，美国为5%左右），北京、上海等部分地区该比重多年保持在52%～60%[16]。如果加上房地产所带动的上下游产业投资，全国广义的房地产领域投资占比在1/3左右。这种畸形的投资结构造成了围绕房地产而成的中国特色产业结构。[17]从需求构成看，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我国政府消费需求比居民消费需求占比更大。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才更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应该依靠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提升来拉动。但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有层次的，如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8]，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都表明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中国当下的供给结构问题突出，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原来的供给结构外向特点明显，当国外贸易环境恶化，外需下降，企业需要一定时间调整生产战略以满足内需。另一方面，原有供给体系呈现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特征，主要面对低收入人群跟不上规模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包括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据统计，2016年，中国大陆游客的境外消费总额为2610亿美元，既包括高档服装、化妆品、珠宝首饰，也包括日用品。如何让海外消费重回本土，关系到扩大内需的政策能否发挥效应。此外，出口内部结构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总出口比例较高，一度高达60%，现在还有40%左右；同时，出口中真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占的比重偏小，传统的低附加值出口产品比重大，且换汇率较低。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革，例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下降，而服务业比重逐渐提高；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明显下降，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显著上升；同时，各种所有制结构也在不断调整，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我国第一外贸主体。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美欧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围堵，国内外环境趋于复杂化，与日俱增的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要求。不管是出于主动调整还是被动调整的需要，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表1.1 房地产投资占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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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但经济的内在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还是被许多学者证实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如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德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O.Hirschman）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等等。因此，针对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众多体现，可以认为其中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最主要问题。而且，学者们也证明我国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与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不太相符（表1.2）。
表1.2 三次产业构成的国际对比（单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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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但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和不足，亟待调整，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生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是中国当前供给结构无法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居民整体低消费水平过剩，且具备明显结构性和阶段性；[22]另一方面表现为要素资源低配置下的高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成本和低经济效益；再者是低附加值产品比重高，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整体较弱，供给侧结构调整速度比需求结构升级速度要慢，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品升级需求。这也证明，中国从十年前（1992至2012年）以需求侧为基础的宏观政策调控[23]，转向以供给侧为主导的宏观调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尤其要从“结构性”上下功夫，重点围绕供给方向和供给对象的结构性调整进行布局。[24]二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比重虽然明显下降，但高品质农产品供给不足，且整体现代化程度偏低。根据中国农科院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报告》，2018年全国农业现代化程度为62.0%，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且区域发展明显不均衡；第二产业比重仍偏高，内在发展水平还不够高、高端产品比重小，且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明显，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很严重；第三产业发展虽然快，但行业整体层次和综合发展水平还不高，不能适应制造业服务化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服务化发展需要。三是各行业内企业组织规模“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但市场集中度较低，生产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也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许多行业更是同时存在“一般产品相对过剩”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短缺”的矛盾。以粗钢、水泥、平板玻璃为例，这些产品都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警戒值附近（其产能利用率只有74.9%、75.7%和73.9%）。[25]四是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虽然增速快，但绝对水平较低。根据《2019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位列第四，属于第三阵列，处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表1.3），整体实力不错，但从分项指标看，我国的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持续发展三项与第一、二阵列国家的差距仍较为巨大。该报告还指出，中国2018年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为6.40%，仅为美国和德国的25%左右；制造业整体增加值率虽然在上升（21.17%），但仍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增加值率；即使是标志性产业，其集中度也不足美、日、德的一半（我国为40.57%）；劳动生产率方面，张茉楠（2012）统计发现，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到了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但仍明显低于第一、二阵列的制造强国，分别为美国、德国和日本的19.3%、27.8%和30.2%。此外，国内企业普遍较为缺乏知识能力高、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既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也难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五是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高端环节缺失，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仍是中国产业优势所在，其在价值链上只是处于中低端阶段，产品深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依然很小，[26]虽然部分高附加值产品也具有比较优势，但在核心技术研发与设计、核心零部件、物流、供应链管理、销售和品牌创建等高端环节上依然很薄弱，大多数不是依靠进口就是被跨国公司所控制，[27]导致企业发展风险大，也难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
表1.3 九个国家制造强国发展指数[28]
钱纳里说过，由于结构失衡造成可利用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是落后的本质特征。一国经济的发展就是在改善结构功能上对限制因子的不断解决与更替过程，[29]但因为各个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不同[30]，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一个国家根据其本土的资源要素禀赋、所处区位优势、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等因素，通过生产要素使用方式的不断优化，借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的过程，必然是一项艰巨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激发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内在动力，又要充分利用结构调整的外部压力，还要创造结构调整的有利外部条件，更要集中核心力抓住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由点到面不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突破。[31][32][33]我们也注意到了，近几年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诞生了新业态，也加速了传统产业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推动产业规模扩大，势必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变迁；同时，中国快速崛起带给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慌必然加大政治裂痕[34]，并使其长期存在[35][36]，这必然对我国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结构升级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出于上述考虑，本书选取质量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