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在合理化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刚性结构到柔性结构的高层次、动态发展过程。[1][2][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演化历程与上述内涵基本相符，说明中国正朝着经济服务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逐渐显现高级化。[4]
有关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研究文献很丰富，关于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算研究。如黄溶冰等（2005）利用信息熵构建了产业结构有序度的测算模型，用来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刘伟等（2008）利用各产业产值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关系的乘积，提出了一种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新方法，从国际、国内和时间演化三个视角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了详细分析。付凌晖（2010）建立产业结构高度化角度值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动态度量；何天祥等（2012）构建了一套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体系，并利用信息熵理论和TOPSIS法测度了中部城市群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匡远配和唐文婷（2015）用标准化后的劳动生产率与各产业产出比值的乘积来刻画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孙晓华等（2017）结合行业份额、行业功效、行业特征提出了地区产业结构优度指标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刘伟和张立元（2018）用各产业效率指数与第二产业效率指数的比值来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综上可见，测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法较多，并没有特别统一。
二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这部分研究涉及很广，影响因素非常庞杂。例如，黄茂兴和李军军（2009）、张思麒和刘导波（2022）都证实了技术的选择和进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促进作用；丁一兵和刘威（2018）研究了进口产品复杂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付凌晖（2010）发现经济增长会显著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郭凯明等（2017）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综合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宿伟健和赵婧（2019）研究了银行竞争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并证明了融资约束程度不同，其影响有差异，即融资约束高的地区，银行竞争能促进产业高级化，而在融资约束低的地方，该影响不显著。Zhang等（2019）研究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促进作用，并证明了该影响有空间效应和时滞效应。周敏等（2020）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2005—2016年间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和中介效应；Wu等（2021）研究了能源禀赋对能源依赖型产业结构的影响，并证明工业生产要素升级和工业水平提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俞伯阳和丛屹（2021）研究了人力资本红利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推动作用；Chen等（2022）从非正规环境规制视角研究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证明了非正规环境规制的外部约束力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研究，如付宏等（2013）研究了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省际影响差异；张尔升和胡国柳（2013）从企业背景、专业禀赋等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视角，分析了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宋保庆（2015）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周迪和王雪芹（2019）对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以及耦合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张丽娜等（2020）和张丽娜等（2021）对流域水资源消耗结构、水资源与产业结构高级化适配性进行了研究。可见，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因素很多，并没有研究归纳总结出这些影响因素有何特征，这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https://www.daowen.com)
三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优化路径与对策研究。如任保平和豆渊博（2021）研究了“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取向；吴华英等（2022）通过建立结构变迁模型，研究了需求收入弹性可变的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特点等。
上述丰富的研究文献为本章提供了大量素材和参考依据，但现有研究对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到底处于何种水平并没有统一定论；而且大部分文献集中于从某一个方面研究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具体有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没有一个整体分析，对于关键因素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作用机理分析也不甚详细；此外，现有研究以计量方法为主，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基于此，本书拟借鉴付凌晖（2010）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算方法，通过综合使用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化趋势和当前水平进行了测算；同时，为了全面分解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本章采用全局经验模态分解（EEMD）方法，把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进一步分解成高频、低频和趋势项三个部分，另辟蹊径的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问题。上述三个分解部分的经济含义是：高频部分表示短期、快速的波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低频部分表示突发重大事件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冲击，而趋势项部分则表示了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长期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