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程和制度创新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逐利的本质和市场竞争的驱动合力必然使得生产要素发生流动，从低利润产业流向高利润产业、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流动，从而实现经济的结构性增长。[1]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拥有能够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然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正是由于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抑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供需错配。为了形成一个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营商环境，进行制度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
回顾已有研究发现，自新制度经济学派North在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因素时加入制度因素以后，制度对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众多人的肯定。比如，Stuetzer（2016）以英国为例，论证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金福子和刘洋（2017）采用全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制度创新体系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齐兰和徐云松（2017）通过构建西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与短期影响；刘贯春等（2018）从最低工资制度视角，研究了工资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内部变迁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证明了工资制度等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袁航和朱承亮（2019）使用2004至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了创新质量与数量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差异化影响；纪祥裕（2020）运用1999至2015年市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验证了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以促进产业升级；杨继东和杨其静（2020）利用中国工业用地出让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通过影响投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卢现祥和李慧（2021）基于空间溢出视角，深入分析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影响，强调了制度创新以降低制度成本的重要性；Kumar和Saurabh（2021）以印度为例，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证明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决定性作用；朱奕蒙等（2022）通过将商事制度改革引入Melitz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分析了市场准入办事门槛降低这一商事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制度改革步伐加快，不断校正制度成熟与制度定型的时限和方向[2]，在纵深方向上创新各种制度工作，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经济特区、各城市群、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更是激活发展引擎，加速带动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本章选取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研究大背景，选取珠三角9个城市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关系研究。
自2008年粤港澳地区合作发展的国家政策出台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表8.1），被当成世界级经济平台打造，将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发挥支撑引领作用，而制度创新正是其迈向国际级湾区的重要抓手。近几年，粤港澳大湾区通过要素资源便利流动、深港风投创投联动发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合作以及推进粤港澳地方政府人才合作和引入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制度革新[3]，逐渐实现规则机制“软联通”（表8.2）。
表8.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历程及相关政策文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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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制度创新举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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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优化进程较快。受数据约束，表8.3仅给出珠三角地区与全国产业结构的对比。珠三角地区整体的三次产业结构水平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层次上已经体现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从第一、二、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上来看，珠三角整体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占比极小，从2009年的2.1%下降到2019年的1.6%，下降0.5个百分比，基数原因下呈现较小的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中间部分年份出现了增长现象，由2009年的48.4%下降到2019年的41.3%，下降7.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增长幅度较为明显，由2009年的49.5%到2019年的57.1%，增加7.6个百分点。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分工水平提高，城市现代服务业发达，符合产业结构发展的经济规律，说明珠三角地区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取得一定效果。但地区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广州、深圳、珠海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服务业发展速度增快，而佛山、惠州、东莞以“二三一”产业结构为主（图8.1）。
表8.3 珠三角地区与全国产业结构的对比（单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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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2019年珠三角九市三次产业结构对比图[8]
我们通过选用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在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赋予其特定权重进行加总计算
得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IS。结果显示（图8.2），随着时间的推移，珠三角地区的IS值逐年增加，并且增幅明显。珠三角地区各市中，除了肇庆市和东莞市以外，其他城市历年的IS指数总体上呈现逐步上升趋势。说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
图8.2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那么，前述制度创新是否有效推进了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优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章以制度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理论体系为基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选取珠三角9市为对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重点考察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探究，实证检验通过调整、改善、优化制度内部结构能否实现预期社会经济收益，进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