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需求升级整体走势
最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资本形成）和出口需求，最终需求结构是指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分别占最终需求的比重。[1]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总量看，全国消费总量2020年为556986亿元，是2000年的8.7倍，资本形成总量2020年为442401亿元，是2000年的13.1倍，净出口2020年为26530亿元，是2000年的11.1倍，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都是呈不断上升趋势。从最终需求结构上看（表7.1），2000—2020年，中国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的比重最大，投资需求紧随其后，净出口需求位居第三，该结构特征在样本期间未发生根本改变。但是，从占比的纵向变化看，样本期间，净出口需求变化最小，而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波动都比较大，其中，消费需求占比从2000年的63.9%持续下降，到2020年约为54.3%，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投资需求占比持续增加，从2000年的33.7%增至2020年的43.1%，提高了近十个百分点；这期间，净出口比重变化很微小。
表7.1 2000—2020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与最终需求结构（单位：%）[2]
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看（图7.1），2000至2020年间，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最大。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虽然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而成为负数（-22%），但在2000年曾高达78.8%，随后在波动中下降，到2019年仍有58.6%，年均贡献率约为55%。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中略有增加，其最低贡献率为2015年的22.6%，最高则为94.1%（2020年），年均贡献率约为49%，略低于消费需求。相比之下，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不理想，样本期间大多数年份均为负数，年均贡献率为-0.7%。上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比较倚重于消费和投资需求升级，也就是最终需求结构的调整，但最终需求结构近20年的变化不够显著也说明，要想实现最终需求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也确实很不容易。
图7.1 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单位：%）[3]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升级历经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主要特点是轻工业产品消费数量和占比逐渐上升，有力地拉动了轻工业的发展；相比之下，粮食产品的消费开始下降，农业产值在GDP的占比开始收缩。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主要特点是对冰箱、彩电、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消费需求的增加，极大地拉动了电子电器、钢铁、机械等制造业的发展；该阶段，“品牌”消费开始显现。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2014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家对汽车、住房的消费需求大增，极大地促进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第四个阶段是2015年至今，消费者的品质消费需求、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特点更加突出，产品价值不仅要有好的使用价值，更要有高的附加值，不仅要满足功能需求还要满足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这个阶段的消费需求更多的是基本需求满足之上的社交和自我实现需求。同时，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AI等新技术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便捷性、体验性、智能性等消费特点也是大势所趋。从消费升级趋势看，尽管国家在收入差距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高、中低收入人群规模较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升级阻碍，但在国家政策调控下，中等收入人群有望逐渐从当前的四亿增加至七八亿，必然对消费升级形成巨大推动力。
我们也看到，近20年中国的投资结构也不断优化。20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527270亿元，相比于2001年的37214亿元，年平均增长17.1%。[4]如此规模庞大的投资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投资和相关民生领域投资持续得到更多关注，关键领域投资力度加大。根据央视网信息，2022年1至4月，三类投资增速分别为12.2%、6.5%和14.4%，其中，高新技术领域、教育事业和卫生保健投资分别增长25.9%、12.5%和24.9%。第二，虽然民间投资增速从2013年开始逐年下降，但民间投资量持续增加，占比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55%，民间投资活力逐渐被激发，说明这些年我国推出的系列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民间投资的整体营商环境、拓宽了民间投资领域。第三，对外投资结构增速虽不高（2018年为4.2%），但流向持续多元化，非理性投资不断收缩。[5]总体看，按照国家部署，我国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完善，关键领域的投资规模和投资力度也会持续加大。(https://www.daowen.com)
从供需关系看，最终需求是需求侧，而三次产业则是供给侧，两者之间有紧密关系[6]，一旦最终需求结构发生持续性甚至根本性改变，则三次产业结构也必然发生改变。当前，我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趋势必然对供给结构优化发挥关键性作用，推进三次产业比重朝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变化，同时优化第二产业结构。两者的简单相关性可从统计数据初步预判，据统计（图7.2），在三次产业增加值中，2021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小，为7.3%，并有缩小趋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9.4%和53.3%，且第三产业占比在逐年上升。与之对应的是，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图7.3），从2000年的36.2%增至2019年的63.5%，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逐渐下降，从2000年的59.6%降至2019年的32.6%。三次产业结构的这个变化方向恰与最终需求的变化方向大体一致，但现存的投资短板和弱项领域也不容忽视，经济的供需错配程度还不小[7][8]。不过，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的作用程度具体有多大，还需要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明确。
图7.2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单位：%）[9]
图7.3 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单位：%）[10]
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发现大多数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主要在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11][12][13]，普遍赞同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作用[14][15][16]，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极化规律”和“扩散效应”会改变产业间的更替顺序，进而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变迁方向[17]。不过，由于创新对产业结构演化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18]，任何“短视”行为可能都无法发挥创新的推动机制，进而抑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直接针对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还很少。例如，刘刚和陈刚（2009）应用中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了调整产业的最终消费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段先盛（2010）通过建立SDA模型，实证分析了1995—2005年最终需求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指出最终需求的产业分布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关键性作用；沈利生（2011）构建了最终需求与三次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模型，定量探讨了最终需求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李凯（2013）利用CGE模型对所设定的模拟情景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最终需求的结构变化，尤其是居民消费比重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贾晓峰（2015）运用江苏2012投入产出数据，对三个模拟场景进行测算，研究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研究的侧重点要么是某一地区，要么是某个单一方面，虽然段先盛（2010）和沈利生（2011）的分析比较完整，但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不管是最终需求的规模还是方向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国家的政策部署也有当前复杂背景下的鲜明特征，对最终需求创新影响产业结构进行模拟分析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考虑，本章拟结合国家政策部署，通过设定模拟场景，研究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以此剖析需求质量创新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参考沈利生（2011）的做法，从最终需求结构视角将需求质量创新与产业结构两者结合起来，这与传统只考虑消费或只考虑投资等单一研究不同，能更好体现最终需求变化怎样影响产业结构。第二，本研究构建了省级投入产出模型，考虑了最终需求变化的区域异质性因素。第三，本研究从最终需求视角，针对不同潜在的需求创新类型分别模拟了需求质量创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既考虑了国家部署的战略要求，也丰富了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