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部分对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分析，并将样本期间内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程度、四个阶段。
表6.5 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耦合协调度[27]
续表
表6.5展示了各省2006—2019年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耦合协调度，具体特征可归纳如下：
（1）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以2019年为例，耦合协调度达到7以上的地区仅有9个，仅占30%，七成属于低耦合乃至失调的状态。从时间趋势上看，北京、天津、上海等17个地区2019年的耦合协调度均大于2006年的耦合协调度，而河北、辽宁、江苏等13个地区2019年的耦合协调度小于等于2006年的耦合协调度。由此可见，以产业结构高级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不如预期的大，这与对应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较慢有密切相关。
（2）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耦合协调的地区差异大。①研究期内，北京、天津和上海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协调发展基本处于高水平状态，这与三个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高基本一致，说明这些地区出台的大量创新驱动政策发挥了较好成效。从现实角度看，以服务型经济作为突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正逐步成为北京、上海等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根据东京、纽约、伦敦等超级城市的国际经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质作用非常明显。该结论可以从文献研究得到印证，陈晨和张广胜（2020）利用2004—2016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证明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可以通过改善地区高端生产型服务业集聚状况的方式，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8]②相比之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山西等省份处于中度耦合阶段。这些省份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特点是人均GDP处于全国前列，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数字化和服务化转型工作，对各类产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支持力度较大，使得经济高质量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协调发展呈现较好态势，但第三产业的高级化水平不足制约了上述两者耦合协调度的进一步提升。③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河南等处于低度耦合阶段。虽然近些年这类省份也都在倡导产业高级化转型，且越来越重视第二产业转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改善较慢。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省份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初期，优质资源本身较为缺乏，当创新要素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时，不仅制约了第一、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而且也无法为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最终导致整体经济发展质量难以提高。④剩余省份如新疆和广西等均位于失调阶段。该阶段的省份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落后等原因都制约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整体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耦合协调度呈现自东向中西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理论上，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表现为产业创新能力强，具体体现为产业结构素质高、产业开放度高、专业化协作能力强、产业附加值高等特征（图6.2）。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较其他具有更高的集聚程度、更先进的生产理念和技术，集聚经济效应能带来整个经济质量的提升。比如吕平和袁易明（2020）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9]而目前中西部地区粗放型经济特征仍比较典型，相对较薄弱的发展基础条件和偏低的消费升级需求严重制约着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难以为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内生源动力。(https://www.daowen.com)
图6.2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机制
表6.6 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耦合协调度[30]
表6.6为各省市2006—2019年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耦合协调度，具体特征可归纳如下：
（1）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但向好趋势明显。以2019年为例，耦合协调度达到4以上的地区有26个，只有4个地区（≤3）属于失调的状态。从时间趋势上看，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山西、内蒙古等16个地区2019年的耦合协调度大于2006年的耦合协调度，而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吉林、黑龙江等14个地区2019年的耦合协调度小于等于2006年的耦合协调度。
（2）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大。研究期内，云南、贵州、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协调程度基本处于较好状态。河北、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处于中度耦合阶段；而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处于低度耦合水平阶段，剩余地区如北京和上海等均处于失调阶段。该结果看似有点出人意料，但耦合协调度分析的是系统间在各自水平下的相互配合情况，即低发展水平下也可以基本实现产业协调发展。以贵州为例，贵州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不够，但其产业特点与其本身的资源禀赋较为一致，在其自身经济水平下，其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联动也有可能较好发挥正面作用，通过资源配置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供需适应能力强（图6.3），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是由于贵州地区核心技术较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驱动力不够，从而无法促进该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当然，目前刻画的指标是产业结构静态上的合理程度，但从质的角度看，产业结构动态上的合理化才能真正实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耦合协调作用，这必然是个持续、长久的配合过程。
图6.3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