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质量创新发展的主要对策
综上分析，质量创新就是通过质量需求创新、质量技术创新和质量制度创新等多种方法举措，改进质量用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帮助企业实现新目标和创造良好效益。[65]虽然我国质量创新发展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同时也存在很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近几年政府高度重视质量创新，政策利好逐渐显现，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工业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工作的通知》，详细部署了推动行业企业质量技术创新和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的重点任务。从具体操作角度看，重点对策阐述如下：
培养居民精神文化消费习惯与理念，释放消费潜力。从理论上看，国民收入与质量需求存在阶段关系，这符合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观点，即质量消费阶段对应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66]从现实看，虽然全国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32189元，增长187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从1978年的151元增加至2020年的21210元，增长139倍，消费欲望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20年的29.2%，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他们有高质量消费需求，也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能撑起10万亿元以上规模的市场购买力，但他们目前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约为65.16%，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消费潜力，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之一，也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因此，培养居民精神文化消费习惯与理念，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67]
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有研究显示，全国最富有的人群占全国总人口的25%，其储蓄总额占全国总储蓄额的83.5%（储蓄率约为56.4%）。也就是说，中国的储蓄率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已接近70%，中低收入人群在支付了各项必要的生活费用以后，剩余可用于储蓄的空间并不太大，所以政府稳定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非常必要。目前，政府多举措推进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持续加强，包括税收的调节力度、增加低收入人群民生支出比例等。各地区通过更大力度贯彻“提低、扩中，调高”的政策方针，努力促进低收入人群转为中等收入群体，既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有利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
提高质量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随着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者的产品质量需求必将越来越强烈，这对企业提高质量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经济背景下，企业要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要素配置优化，从而实现生产结构调整以提高供给质量[68]。企业不仅要努力创造产品的垂直差异，也要加强制造业服务转型，通过服务创新积极创造产品的水平差异、提高产品附加值，满足消费者差异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加快体制创新速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从目前看，我国进行了大量体制创新实践，但其创新速度仍落后于快速变化的经济发展现实需要（包括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转轨中出现的新矛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严重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创新行政权力的运行制度，还要进一步变革思想、凝聚力量，壮大体制创新队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标准创新重要性日益凸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我国当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能与之相匹配的高标准体系，以标准创新来引领全国各层级质量创新。加快各维度体制创新速度，提升制度体系的灵活性，能创造更加公平、高效的竞争市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比如，2022年3月2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管理办法》修订版，对标准领域创新提出了更高、更详细的要求。
构建根植中国文化并兼具国际视野的质量创新战略。加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创新战略和创新体制的探索，不断完善和创新质量创新战略，形成根植中国文化的原创性理论成果[69]，是提升中国质量水平的重要制度支撑。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质量、创新质量审核体系、人力资本积累等建设，这些关键辅助性因素会显著提升创新效果，推动质量创新发展措施的有效性。[70]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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