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质量创新发展的挑战
（一）质量消费需求和高品质消费能力尚未有效释放
通过前面的测算知道，质量需求创新水平在四个维度中位居最末位，对整体质量创新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个问题和中国家庭消费习惯有很密切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军阀混战、列强割据等特殊的政治形势让中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状态，那个时代的人大都缺乏安全感[46]，消费支出以满足基本生存消费需求为主，对精神文化等更高级别的需求和消费能力非常弱，消费习惯并没有养成。对于这个现象，从预防性储蓄理论角度看，主要是受传统消费思维（忧患意识强）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影响，我国居民家庭消费有较强预防性储蓄行为与动机；而根据消费习惯形成理论，消费者的效用不但取决于当期消费还取决于习惯存量，消费决策缓慢动态调整，从而导致居民家庭消费行为比较谨慎。[47]例如，黄娅娜和宗庆庆（2014）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收支调查数据，证明了样本期内中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有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这种习惯形成效应使得居民调整消费的速度比较缓慢，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增长慢，而储蓄率显著提升；[48]吴学品和李荣雪（2021）则证明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形成习惯较大，其中农村高收入地区在医疗、交通和文教等发展型消费支出领域的消费形成习惯比较大，而中等收入地区在食品、衣着和居住等生存型消费支出领域的消费形成习惯比较大。[49]从收入分配角度看，我国20%的人占全国收入的46%左右，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也导致总消费不足。此外，从消费观念看，国人“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和克勤克俭的消费观，导致居民比较注重物质效用，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对那些精神层面的消费，认为是中看不中用，比较排斥。整体看，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只有50%左右（发达国家大都超过60%），早期呈现的“洋葱头”型社会阶层结构，即中低层过大、中上层发育不够强大、最上层比较小，[50]还没得到根本改变，质量消费需求和高品质消费能力尚未有效释放。
通过前面的测算也知道，我国管理创新水平对质量创新的作用在四个维度中位居第三位，落后于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水平，说明其对质量创新的推动作用还没充分显现，提升空间同样很大。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技术创新赋予新的经济价值，而管理创新却能够通过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从微观层面看，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组织的效率，管理创新可以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收获最大的利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核心和基础；而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经济发展特别需要先进管理理论的支撑，因为管理创新可以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更具吸引力和诱发力的创新氛围，为经济充分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点可以从美日欧等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管理理论的变化窥得一二。[51]但遗憾的是，改革四十年来，我国技术领域的创新得到极大重视，进步很快，而管理创新却重视程度不够，一是对管理创新认识不足，要么不清楚管理创新的内涵，导致管理创新无从下手，要么认为企业创新的全部工作就是技术创新，没有意识到管理创新才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二是管理体制不能与时俱进，管理层结构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管理规章制度不完善，未能充分发挥约束和激励作用，不能有效调动员工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落后的经营管理理念与市场经济体制无法相适应，不能有效地整合资源，也不能敏锐的把握市场发展方向，对自身品牌的经营维护意识和前瞻性意识不强，阻碍了企业的成长与可持续发展。四是管理方法陈旧，不能及时发现和改进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成本管理，成本控制意识不足，未能采用现代化的成本管理手段和有效的保障措施提高成本管理效率。五是管理人才欠缺，或者管理人员不具备专业的、高水平的管理能力，缺乏危机意识，往往以管理者个人的经验进行管理决策，缺乏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无法对市场变化快速做出反应和决策[52]，不仅降低了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而且增加了企业发展的风险。改变当前重技术、轻管理的创新发展不平衡问题，不管是对于微观企业还是宏观经济发展仍是非常关键的着力点。
（三）技术创新发展进步很大，但关键短板无法补齐
相比之下，质量创新的四个维度中，技术创新水平整体较高，说明国家这些年在技术领域的改革政策很有成效。倪红福（2017）利用1995—2011年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证明中国自身技术水平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升级和优化，技术含量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弱收敛趋势；[53]黄继炜和周宝玉（2019）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我国复合技术复杂度明显提高；[54]窦钱斌和李孜（2021）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从技术进步效应等四个角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增长趋势进行了解释；[55]李福柱等（2022）测算了2002—2019年30个省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各省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大幅提升，且区域差异逐渐收敛；[56]王振国等（2022）从内外资企业视角证明了中国出口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本土技术升级。[57]但学者们也明确指出了中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例如孟猛（2012）发现，中国出口最终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增长速度慢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且高技术最终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58]倪红福（2017）发现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仅被锁定在世界最低端，而且暂时也没有办法对美日等发达国家构成技术威胁。(https://www.daowen.com)
究其原因，在技术领域主要有三点不足；一是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图4.4），虽然2021年我国R&D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同比增长15.6%；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76%增加至2021年的2.44%，反映了政府对科技创新发展的高度重视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明显成效。但是，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的R&D经费投入，不管是投入规模方面，还是结构和效能等方面都有不足。从规模上看，我国2021年R&D经费投入27864亿元，占GDP的比重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的水平（约2.47%[59]），但低于美国2020年3.39%的水平（R&D总量7080亿美元，折合45666亿元），美国R&D支出是中国的1.9倍（2021年美国GDP是中国的1.3倍）。从结构上看，由于美国近年虚拟经济发展迅速，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80%，所以美国R&D支出重点已经转向金融、高科技、医药等行业；而中国2021年第二产业占比在40%左右，R&D支出重点仍是制造业，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最低，美国2017年基础研究经费规模是中国的6.4倍；同年，我国的应用研究经费规模只有美国的24.8%[60]。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严重依赖进口。很多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想创新的企业又可能在体制和资金上遇到很多阻碍，最终导致企业依赖进口关键技术，不仅容易被“卡脖子”，而且不得不将大头收益让渡给了国外企业。比如，高端数控机床90%的需求依赖进口；中国半导体和芯片自给率不足15%；芯片之母光刻机，有钱也买不到；美国几乎垄断了整个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市场，华为的鸿蒙系统占比极小；国产航空发动机市场占有率不足1%；中高端传感器自给率不足20%，美日欧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等等。三是高端拔尖人才缺乏。据统计，芯片人才缺口超过30万，全国大数据人才缺口将达150万，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将分别超过140万和500万。可以说，高端人才这种创新资源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同时也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掣肘。
图4.4 全国R&D经费总量与比重[61]
（四）服务创新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
由于服务创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涉及的内涵既可以是服务业的服务创新，也可以是制造业服务创新或者是公共领域的服务创新，因此相关研究结果比较庞杂。上述测算主要是基于综合视角评估制造业服务创新水平，可以看到，自2002年引入“服务创新”概念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国的服务创新都有巨大进步，有效促进了先进制造业GVC升级[62]、提高了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从而对我国质量创新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但与技术领域类似，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服务领域的差距同样很明显。例如，刘维刚和倪红福（2018）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尤其是国内服务化总体上处于低端化、低质量层次[63]；魏景赋和张嘉旭（2022）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比中日两国数字服务贸易，发现日本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高于中国。[64]究其原因，一是认识不足，因为相比于制造业，服务创新的显性价值不那么直接和突出，客观上会削弱大家开展服务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持续性，导致服务创新滞后于现实需求。二是服务创新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跟不上瞬息万变的服务创新需求。当前我国的服务创新正处于从初期的引进、模仿和跟随阶段转向扎根中国本土转型需求的全面深入深化阶段，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服务创新实践虽然层出不穷，但创新模式并没有得到规律性总结和推广，使得服务创新覆盖范围和成效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