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耦合研究回顾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各种隐藏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资源利用率低等。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中高速增长，中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生产要素效率高、生态环境成本低和社会经济效益好的质量型经济发展方式。^[1]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是由于当代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产业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必须通过优化配置产业要素，提高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是提高产品附加值，使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实现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这又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质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争议。因此，研究“新常态”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文献较为丰富，但观点并不统一。Singh和Cortuk（2011）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动，如果供给结构变化速度跟不上，则必然造成供需结构不相匹配，在市场机制的调解下，产业结构就有转型升级压力，“看不见的手”和政府适当的调控，能更有效配置社会资源，让资源流向高效率经济部门，提高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供需矛盾，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有类似观点的研究还有万光彩等（2019）、Zhang（2012）、宋宝琳等（2018）。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3]，例如，Eichengreen和Gupta（2012）和李子联（2015）等学者甚至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4][5]，认为要解决中国当下的主要矛盾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https://www.daowen.com)

针对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耦合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但结论较为一致。王修华和王翔（2012）利用双对数模型，对1995至2010年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弱耦合度；马慧娟和卞利花（2015）利用ARIMA模型，证明了2013至2017年间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实现了由低协调性转向高协调性的发展转变；方大春和马为彪（2019）研究发现，2006至2015年间，虽然全国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间的协调度仍处于低协调性阶段，但整体耦合水平较高。此外，还有文献以某个具体地区或者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如韩超（2012）以山东省为例，研究了山东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关系，认为两者有单向因果关系，但耦合度不高；刘志雄（2014）研究了广西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问题，认为以2008年为分界线，广西已经成功地从低耦合阶段迈向中耦合协调阶段，并将随着广西持续的调结构和稳增长，促进两者朝高耦合协调度迈进；焦士兴等（2020）以河南水资源系统为例，研究发现该省产业结构与水资源系统已逐步实现从初级耦合协调到高级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变；熊帅（2021）以成渝经济圈为例，研究发现2006至2018年间，成渝经济圈产业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是耦合协调发展的，但两者处于初级耦合协调水平。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现有文献为本章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研究素材和参考依据，但现有文献主要针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鲜有文献研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基于此，本章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2006至2019年全国各省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省域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了各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且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角度来探究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实现以产业结构升级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