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产业结构相关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时代，配第和克拉克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各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找到了一些规律，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从理论上讲，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会产生“结构红利”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1]王鹏和尤济红（2015）证明产业结构变迁会通过显著的“结构红利”效应影响资本和劳动要素配置效率；胡亚茹和陈丹丹（2019）也认为高技术产业演进中所产生的要素配置“结构红利”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华军和雷名雨（2019）指出，产业结构演进会通过改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其中“结构红利”是产业结构演进能够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直接原因。不过，魏杰和汪浩（2015）、王鹏和尤济红（2015）等都认为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结构红利”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李翔等（2016）甚至认为在1994至2001年期间，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从结构红利向鲍莫尔成本病转变，2001年以后两者呈现明显负相关。李晓阳等（2018）也发现技术流动呈现“结构负利”。因此，持续优化中国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释放“结构红利”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书正是在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了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几个主要特征，强调需要通过质量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从而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思路。
本书详细对比了美日德和中国的质量创新历程与做法，为后文质量创新各维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研究显示，国际质量管理大体经历“检验质量管理—统计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质量创新”四个阶段。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时候，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但受所处经济发展背景影响，各国质量管理思想、采取的具体措施往往与各自的文化密切相关，最终就会形成各具特色的质量管理模式。尽管中国各界已经为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改进做出了艰辛而卓越的努力，但中国模仿式的质量管理体系，没有充分立足于中国国情，无法根据中国文化特点有效的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发挥质量创新的制度功能，制约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市场核心竞争力。而事实上，中国拥有几乎最全的工业生产链，且中国素有“敬业诚信”“传承创造”等传统工匠精神传承[2]，这些文化瑰宝应该被重新审视和思考，要积极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质量管理理论，强有力的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质量管理方案。[3]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本书量化了质量创新的测度指标，为后文了解中国质量创新的具体维度和水平提供了一个基础。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全国总体水平进入高质量创新阶段，也就是说，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各方面多样化的需求，我国生产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质量需求创新等多种方式上进行创新行为投入，实现了产品固有特性的不断改进和提高，最终提升了我国质量创新水平。同时，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中国质量消费需求和高品质消费能力尚未有效释放，重技术、轻管理的创新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技术创新发展进步很大但关键短板无法补齐，且服务创新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尽管已有研究也曾从不同维度提供了部分类似的结论，但本书基于一个更加完整的测度框架，提供了更加全面充分的量化指标及评价分析。
有别于以往研究，本书在测算全国和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基础上，利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将之分解为高频项、低频项和趋势项，以挖掘中国产业结构不同的特征尺度。结果显示：就全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来看，高频分量的影响要弱于低频分量，其方差贡献率为42.67，小于低频的46.61；从均值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无论是高频分量还是低频分量，其均值都趋于0，趋势项的均值趋近于原始信号的均值；而趋势项的影响很小，只有10.72，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受到突发事件和中短期冲击的影响较大，还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长期变化规律。就地区层面看，东中西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差异明显，说明造成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的障碍各不相同。目前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研究很多，各种因素层出不穷，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类，本书从产业结构数据信号本身去挖掘其高频、低频和趋势三类特征尺度，相比以往文献的研究有较大的创新。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本书详细分析了2006至2019年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质量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趋势。研究表明，在2006至2019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其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越高，但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却偏低；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有相反特征，强调应理性看待产业结构高级化，科学看待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问题。比较现有研究，本书不仅对全国各省市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质量协调度进行了全面分析，而且同时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层面对比分析其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我们调整各地区产业结构有一定指导意义。
从最终需求升级、环境制度创新、服务创新等视角，本书分析了不同维度质量创新做法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不论是从消费、投资还是出口层面，提高最终需求质量都将带动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2）重污染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和其发展质量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证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一影响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得以实现的，有质量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发挥信息披露制度的增效提质作用。（3）检验检测服务环节体现在制造业生产的全部过程，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的每一个价值链环节层层把关，全方位对产品质量进行把控，通过提高产品的品质来增强制造业的质量竞争力。但以往检验检测服务业由于低效的规模效应并未发挥出其整体效能，对制造业虽有降低成本作用但效率较低，从资源利用率和技术有效率内外两个方面提升服务质量能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本书从质量创新不同维度证实了质量创新各种措施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能更好地理解现有各种质量创新举措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为制定正确有效的质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https://www.daowen.com)
尽管本书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对产业结构升级与质量创新进行了分析，但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亟待完善。从内容上看，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试图对质量创新进行多维度量化，但实证研究只从最终需求升级、环境制度创新、服务创新等视角展开，还可以拓展到其他更多方面。尽管目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很多，但缺少对其长短期影响因素的区分，EEMD的分解可对现有研究形成有益的补充，但具体长短期核心影响因素没有进一步辨别，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从方法论上，本书综合采用了协调耦合度模型、投入产出模型、EEMD分解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系列研究，但在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时，没有进一步呈现出地区的空间差异；在利用协调耦合度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时候，仅用简单的指标刻画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本质上，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很多维度，如何设计一个综合、科学的指标体系去测算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如何将五大发展理念融合进去，将是本书后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本书稿的完成是大家协作的成果，其中，王腊芳教授负责整本书的统筹、第一章写作和全部章节的修改与审阅，何江与苏光荣先生负责第二章、第三章的写作，第四章为何江先生与张钰同学负责，第五章为刘伟巍同学负责，第六章为邵芸芸同学负责，第七章为张雨同学负责，第八章则为翁涵同学完成，第九章为邵芸芸同学负责，第十章则由李细梦、何江和杜文婷三人完成，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1]史丹，李鹏，许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9）：108-118.
[2]梅其君，韩赫明，陈凡.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基本内涵、文化特征与本质[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39（6）：120-125.
[3]徐建华.向世界提供质量管理的“中国方案”[N].中国质量报，201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