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理论回顾
（一）萌芽时期
产业结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7世纪，配第在考察世界各国国民收入差距时第一次提出，产业结构的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配第认为，国民经济的不同产业所创造的新增价值是不同的，商业创造的新增价值最高，随后分别是工业和农业。配第关于产业分工影响经济发展的思想，为解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在这之后，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先后发表了《经济表》和《经济表分析》，提出了“纯产品”的概念，并将社会阶级划分为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生产阶级创造“纯产品”的阶级，而土地所有者阶级则是获取“纯产品的阶级”。配第和魁奈的这些研究发现是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形成时期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产业结构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里昂惕夫和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等对产业结构理论演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16]
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华西里·W·里昂惕夫（Wassily W.Leortief）首次运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美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与产业的数量关系。基于该研究，1936年，里昂惕夫在顶级杂志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发表了《美国经济制度中的投入产出数量关系》一文，正式提出“投入产出”概念。随后，里昂惕夫（1941）又在《美国经济结构1919—1929》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投入产出原理，并据此编制了美国1919年和1929年投入产出表。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通过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发展史提出了日本的产业发展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再次进口这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的产业结构额呈现倒“V”型，类似大雁起飞的形象，因此命名为“雁形理论”。这一理论本质上是发达国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赤松要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在产业发展上赶超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会按照“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模式不断交替发展，这一发现揭示了产业结构转移和国际市场发展的关系，对后世研究影响深远。21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用“雁形理论”来解释东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即制造业在东亚各国逐步转移的过程。由此，“雁形模式”也常被用来形容东亚各国经济依次腾飞的演变历史。
1935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希尔（Ronald Fisher）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首次正式对产业结构进行划分。费希尔首创“三次产业分类法”，他将产业按照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划分为三大广义产业，即第一、二、三产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三大产业细分出更多门类。这种分类方法从深层次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演进与社会分工变化的关系，现在常用的产业分类法也多由此演化而来。1940年，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思想基础上，运用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对多个国家产业内及产业间劳动力结构与劳动力要素转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呈现出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后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后人将克拉克与配第的发现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揭示了劳动力要素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产业结构的研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与克拉克同时期的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通过分析近20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比例”，即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值。霍夫曼（1931）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霍夫曼比例逐渐下降。他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为资本资料工业迅速发展；第三阶段则逐渐演变为消费资料与资本资料工业发展规模相当；到了第四阶段，此时资本资料工业规模会赶超消费资料工业规模。霍夫曼定理的适用性具有一定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它只适用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发展阶段。19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现实表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后期的产业结构特征是服务业的兴起。
基于配第和克拉克的研究基础，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其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中，首次揭示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库兹涅茨（1941）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多种产业比重在总产出和所使用的生产性资源方面的明显变动。他通过对二十多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结构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一国总收入的比重以及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相对比重则不断上升；服务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力相对比重在研究国家中都呈现上升趋势（见表2.1）。库兹涅茨使用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来分析产业结构，进一步论证并丰富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内涵，并在后来被广泛应用。
表2.1 库兹涅茨统计分析表[17]
(https://www.daowen.com)
（三）发展时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了第二次产业结构重大调整，由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理论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1953年，里昂惕夫与钱纳里等合编《美国经济结构研究》一书，他们利用投入产出体系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1966年，里昂惕夫又出版了《投入产出经济学》一书，建立了投入产出分析体系，对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和投入产出表编制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随后，里昂惕夫利用投入产出体系实证分析了一个国家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动态关系，深入分析国内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8]
以刘易斯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从二元结构的角度对产业结构理论进行了延伸。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1954）将一国经济部门分为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两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交替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进程；对于传统农业部门而言，农业生产的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他将过剩的劳动力称为“零值劳动人口”；对于现代工业部门而言，劳动边际生产率必然大于农业生产的边际生产率，因此现代部门可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根据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的流动规律，刘易斯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无限供给期，此时劳动力过剩；第二个阶段是劳动力短缺期，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后来的经济学家把第一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之后，费景汉、拉尼斯（H.Fei&G.Ranis）通过改变模型的假设，进一步完善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分为两部分，分别是边际产出为零的部分和边际产出不为零但不能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部分。按照当时的经济现象，他们将二元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农民向工业部门转移；当前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后，后一部分人由于工业部门的吸引也开始流向工业部门，此时进入第二阶段；[19]当农业部门中不再有剩余农民时即进入第三阶段。
与此同时，1960年，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论”。罗斯托将一国的经济部门分为：主要增长部门、补充性增长部门和派生增长部门。主要增长部门又被称为主导增长部门，包括纺织、铁路、军工、原材料和食品、消费品行业。主导部门的壮大能够直接带动补充性增长部门的发展，这种效应被罗斯托称为“主导产业扩散效应”。在此基础上，罗斯托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他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建前提”“起飞”“成熟”“高额大众消费”“追求生活品质”六个阶段，并认为要实现六个阶段的发展，“起飞”和“追求生活品质”是关键，一国社会必将经历至少两次的里程碑发展，才能实现跨越。[20]罗斯托的观点对世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本轮质量创新发展与其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密切相关，相互印证。
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通过对101个国家20年间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造出“世界发展模型”，并根据模型计算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钱纳里（1989）将制造业分为初期产业、中期产业和后期产业，三类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发挥不同作用，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经济结构，并赋予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均GDP衡量指标（见表2.2），认为经济发展从任一时期向另一个更高阶段的转变都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来实现的。
表2.2 钱纳里工业化阶段标准结构表[21]
除了上述作者对产业结构理论做了重大贡献之外，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各国现状对产业结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其中，中国特色产业结构理论影响较大。西方主流的工业化理论大多以美欧国家为实践背景进行分析，忽略掉了第三世界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发展国防建设与工业化的区别[22]，导致工业化理论具有片面性和非平衡性，无法解释一国特有经济现象。毛泽东是最早意识到需要把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的思想家。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统筹调整国家经济结构、综合平衡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23]，强调重视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的不同，要在吸收的基础上融合创新。该平衡发展理论为创建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理论奠定了基础。随后，熊映梧和吴国华等（1990）、胡春力（1999）等都对中国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原则进行了理论研究。肖兴志等（2012）探讨了各产业最优产出的决定机制，并提供了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的量化指标；[24]刘明国（2016）从中国产业发展现实得出推论，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四类”产业在结构上的优化（图2.2）。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也给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人口基数大的国家产业发展提供了模式参考。
图2.2 “四类产业”最优结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