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选取2009—2019年珠三角9市制度创新相关数据及产业层面数据,在测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基础上,首先利用简单回归模型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初步预判,随后对因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最终确定了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针对珠三角地区9市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首先,珠三角经济圈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已经形成了内在推动力与空间效应。在国家和地区各项制度政策的推进下,各市自身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将进一步促进下一阶段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各个城市之间存在着资源和技术差距,中心城市利用强势产业形成资源集聚,会产生虹吸效应[23][24],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发展受阻。

其次,动态空间杜宾计量模型下,制度创新通过所有制结构变动效应推进了自身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与当前产业结构高级化需求相匹配。制度创新通过技术资本积累效应、贸易结构变动效应、财政分权效应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其中技术资本积累效应一方面受到科研投入的转化效率限制,以及没有重视对科研成果的应用进而投入水平要大于产出水平;另一方面政府补助行为违背市场规律[25],妨碍市场竞争,会影响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以往产品出口结构较为单一,比较容易造成当地产业较长时间停留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较低水平上。财政分权效应通过地方政府调控的手段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晋升锦标赛的存在滋生出地方保护主义[26],而地方政府支配权力的扩大也会导致投资偏好,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阻碍了产业革新。所有制结构变动效应创新所释放的活跃经济体,尤其是以高新科技为主的深圳等中心城市,强势的经济与金融环境支持和激励下,企业有更大动力不断自主研发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间的联系与交流密切,彼此产生的空间效应需要引起重视。科技资本积累效应仅限城市内部,且与产出之间也并非直接关联,但是将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聚集到本市,形成人力资源的原始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制约作用。国际贸易支持政策的实施改变了贸易结构,也会通过扩大出口需求产生积极外溢效应,但其自身出口结构层次低下也会对周边城市的产业发展产生连带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邻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财政分权效应体现的是本市范围内的财政资金投入,对其他城市影响有限。所有权制度进一步开放,企业作为市场的活跃经济体,将有更大动力拓展经营,从而产生正向的空间效应。

综上分析,从地区整体的制度创新角度出发,本章证明了强化宏观制度质量对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所以中国要实现以高质量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更高的制度质量配合;[27]奕蒙等(2022)通过将商事制度改革引入Melitz模型,也证明企业的持续成长离不开商事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28]因此,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始终坚持市场在要素配置下的决定性地位,去除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阻碍;同时,防止过度分权形成的过度干预风险,避免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价格扭曲,以更高水平的制度质量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必将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注释】

[1]关丽洁,纪玉山.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跨越“产业结构陷阱”[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8):50-58+159-160.

[2]虞崇胜.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制度发展的双重合奏[J].行政论坛,2019,26(05):50-57.

[3]钟韵,胡晓华.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与制度创新:理论基础与实施机制[J].经济学家,2017(12):50-57.

[4]毛艳华,杨思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02):168-177.

[5]张日新,谷卓桐.粤港澳大湾区的来龙去脉与下一步[J].改革,2017(5):63-72.

[6]资料来源:网络文件整理。

[7]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

[8]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9]黄新华,于正伟.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范式:一个归纳性述评[J].财经问题研究,2010(3):17-25.

[10]数据来源: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11]王猛.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理论、议题与方法[J].公共管理评论,2020,2(1):116-154.(https://www.daowen.com)

[12]刘英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高端化协同发展研究——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2):66-72.

[13]王振东,彭建强.我国地方财政性教育投入合理规模研究[J].财政研究,2008(9):69-72.

[14]魏峰,荣兆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基于2000—2009年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研究[J].经济评论,2012(3):75-81.

[15]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16]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17]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18]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19]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0]林江,周少君,黄亮雄.区域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基于“泛珠三角”区域框架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1,37(12):129-139.

[21]陈嘉,谢嘉欣.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错配问题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调研世界,2019(12):16-26.

[22]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3]柳卸林,王宁,吉晓慧,等.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J].中国软科学,2022(4):76-86.

[24]周灵玥,彭华涛.中心城市对城市群协同创新效应影响的比较[J].统计与决策,2019,35(11):98-101.

[25]宋凌云,王贤彬.政府补贴与产业结构变动[J].中国工业经济,2013(4):94-106.

[26]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3-40.

[27]袁航,朱承亮.创新属性、制度质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科学学研究,2019,37(10):1881-1891+1901.

[28]朱奕蒙,毕青苗,徐现祥,等.商事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变迁:微观视角[J].经济研究,2022,57(1):189-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