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本积累效应

回顾现有研究发现，虽然关于制度的定义略有不同，比如舒尔茨认为制度是一种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行为规则，而诺斯则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游戏规则，旨在约束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规则。但这些定义的核心都强调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制度一旦形成，在一定时间段内会相对稳定，在该制度下，社会总体利益是满足的。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比如现有的制度无法给主体带来期望的利润最大化时，制度会随之改变^[9]，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就是制度创新。

自中国从原来的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以来，政府非常重视创新，不断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新的正式、非正式制度规则来激励创新行为。制度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由于制度创新相当于政府提供了新的准则，用以不断完善旧有的经济发展制度环境，这一行为必将创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人们新一轮逐利的内驱力，不仅各种传统产业会不断得到优化，而且各种新兴产业也将应运而生。比如，增加创新要素——技术资本就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政策利好之一。据统计，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水平显著提升，从2015年的1.4万亿增至2020年的2.4万亿，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约为2.4%上下。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增长9.8%、10.4%和10.2%。^[10]已有研究显示，扩大技术资本投入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提升、需求结构变动、市场竞争、产业生命周期等渠道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Arthur（1989）提出，创新将以要素投入为基础促使企业主动参与到市场的自由竞争环境，进而提升全行业的经济效益。随之而来的收益递增现象将推进产业调整与变革。王元地（2007）从创新投入角度分析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时，提出要素投入既有利于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与创造；还能通过关联效应带动原始需求结构的变动和技术水平的增进，升级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付宏等（2013）表明虽然创新投入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动态影响机理还不能完全明晰，但是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高素英等（2017）从创新人才和资金两个视角证明了创新资金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作用。蔡玉蓉和汪慧玲（2018）发现创新投入最终会因为高技术产业份额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

但是创新资本投入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受到创新效率的影响。从寻租理论出发，政府技术资本补助将诱发企业的寻租行为，导致补助配比混乱，造成要素配置不理想和公共资源的无效浪费。同时，从政府干预的角度，通过强制执行力对经济活动的干涉，不利于市场竞争，有可能导致要素配置扭曲，创新效率下滑。从资金投入配比上来说，投入结构安排得不合理同样会降低创新效率，造成资源浪费。张鸿敏和鲍敦全（2012）发现当前人力资本投入结构不合理，制约了产业结构优化进程。李政和杨思莹（2015）通过实证分析提出由于投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产业结构发展和高级化趋势，同时创新投入自身又受到产业结构高度化反作用的负向影响。杜威（2016）在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迟滞原因时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的政府干预更容易因为要素配置扭曲抑制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