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和结构

二、本书内容和结构

本书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现实出发,针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质量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质量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现状进行了测算,并运用最新数据就质量创新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证研究。

除了绪论以外,本书共有九章,各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章通过对创新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的梳理,对质量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等关键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同时,对当前学者针对质量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当前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本课题的研究价值。该章首先回顾了创新理论的演化,阐述了宏观层面的质量创新内涵是指“通过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多种方法,创造一种新的质量,这种质量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和使用者的需求,并且帮助企业实现新目标和创造良好的效益,主要表现为质量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37][38][39];而微观层面的质量创新则强调通过对产品进行颠覆性改造或重新设计,以实现产品质量的全面提升。[40]当然,质量创新本质上还是创新,同样是建立在创新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可以认为是创新内涵的深化。而产业结构升级就是要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高级化,并实现两者的统一,它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文献很多,该章主要从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界定、测算和影响因素三个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其测算和实证研究大多采用计量模型,采用EEMD(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方法的研究几乎没有,这为第五章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三章基于第二章的质量创新内涵界定,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各国的质量管理制度入手,探索了各国是如何不断地将创新引入质量管理框架中的,系统分析主要经济体——日本、美国、德国和中国质量创新的制度演化。受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理论水平影响,各国质量管理思想和所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总是与各自的文化密切相关,最终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质量管理和质量创新模式。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的模式最具代表性。对于美国,它是质量管理的发源地,经典的“统计质量管理法”和“全面质量管理法”都源于美国。美国的质量管理思想经历了“经验检验”“事后检验”“全面预防”三个阶段上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美国特色的质量管理思想、组织制度和方法,尽管美国全面实施质量管理战略比日本晚,但美国展开的质量图强之旅成就了世界第一强国。对于日本,二战后较早意识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质量,但与美国不同,日本是先从“无次品”的质量管理观念创新开始,以面向消费者为导向,积极培养国民的质量意识,锤炼工匠精神;同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不断细化和完善质量管理制度,这既是对美国企业质量管理理论的实践应用,也是拓展。日本的“质量救国战略”创造了日本年均增长近10%的经济奇迹,促进企业的盈利模式发生了变革,成功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以此为基础,政府的政策导向也从以需求侧为基础的宏观调控转向以深化供给侧改革为主导的宏观调控,这些高效的变革让日本在全球都拥有质量优势。[41]

第四章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质量需求创新四个维度构建了国家质量创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7至2016年宏观经济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模型,以制造业为对象,对全国的质量创新水平进行了详细测算。研究显示,目前,全国总体水平进入高质量创新阶段,也就是说,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各方面多样化的需求,我国生产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质量需求创新等多种方式上进行创新行为投入,实现了产品固有特性的持续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最终提升了我国的质量创新水平。其中,服务创新和质量需求创新的变化路径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二者在影响质量创新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企业可以考虑采用一些对二者均有益的相关措施,从而加快企业的质量创新;同时,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也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的关系,在技术创新水平不高的时候,可以通过管理创新的提升来推动技术创新的突破,从而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

第五章为产业结构的分解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测算文献不少,但本书另辟蹊径,在测算全国和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基础上,利用EEMD将之分解为高频项、低频项和趋势项。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变化确实存在阶段性,但整体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不过,高级化程度比预计的小很多,甚至有短暂下滑。就全国来看,高频分量的影响要弱于低频分量,其方差贡献率为42.67,小于低频的46.61;从均值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无论是高频分量还是低频分量,其均值都趋于0,趋势项的均值趋近于原始信号的均值;而趋势项的影响很小,只有10.72,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受到突发事件和中短期冲击的影响较大,还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长期变化规律。就地区层面看,东中西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差异明显,东部高级化指数明显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EEMD分解角度看,越是欠发达的地区,趋势项的影响越大;东部地区的高频分量影响最大。这种影响因素的明显差异说明造成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的障碍各不相同。

第六章重点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程度。当前有关产业结构升级与某些经济指标的耦合研究文献不少,比如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时空耦合、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布、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时空演化特征,甚至碳排放绩效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等。但将经济发展质量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耦合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两者间的协调性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此,基于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分析,本章在测算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详细分析了2006至2019年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质量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趋势。研究表明,在2006至2019年,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其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越高,但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却偏低,这与东部地区战略性产业结构特征有关,说明东部地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与资源供给禀赋有关,更与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有关,应理性看待产业结构高级化,更应科学看待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问题,对我们调整各地区产业结构有一定指导意义。

第七章基于最终需求升级视角,测算了质量创新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其他因素结合分析,很少直接考察最终需求升级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在进行测算时主要是基于计量方法,忽视了区域间的经济互动,并且大都基于供给视角,缺乏基于需求视角的证据。基于此,本书从需求视角出发,参考沈利生(2011)[42]的做法,利用投入产出表,通过设定质量创新各个维度的情景模拟回答上述问题,结果如下。第一,2017年国内最终产品(消费、资本形成、出口)拉动的三次产业产出值占全部产出值的比重分别为44.3%、53.0%、2.8%;由国内最终产品拉动的三次产业产出占全部产出值的比重即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3.1%、29.2%、67.7%;单位国内消费品、资本形成品、出口品拉动的产出值即拉动系数分别为2.1863、2.5865、2.6259。第二,从最终需求出发,直接提高高技术行业比重,提高创新,结果就是第一产业比重微降,第二产业比重增加而第三产业比重降低;而具体到各类最终需求层面,不论是从消费、投资还是出口层面,提高创新都将带动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第八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对象,重点分析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机制和具体程度。具体来看,选取2009至2019年珠三角9市制度创新相关数据及产业层面数据,在测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基础上,首先利用简单回归模型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初步预判,随后对因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最终确定了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针对珠三角地区9市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珠三角经济圈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已经形成了内在推动力与空间效应。在国家和地区各项制度政策的推进下,各市自身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将进一步促进下一阶段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各个城市之间存在着资源和技术差距,中心城市利用强势产业形成资源集聚,会产生虹吸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发展受阻。同时,制度创新通过所有制结构变动效应推进了自身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与当前产业结构高级化需求相匹配。制度创新通过技术资本积累效应、贸易结构变动效应、财政分权效应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九章以环境制度创新为例,重点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创新对重污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论文参考了前人的研究,在理论阐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创新对重污染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基础上,基于2015至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上述关系的影响程度和传导渠道。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政府部门环保监管力度的增强和社会公众对重污染企业环保信息关注度的提升,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也在逐步提高;重污染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和其发展质量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环境信息披露对重污染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影响是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得以实现的,内部控制在环境信息披露和重污染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同时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滞后效应。

第十章从检验检测服务业的服务创新视角,利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研究了服务质量创新对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检验检测服务环节体现在制造业生产的全部过程,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的每一个价值链环节层层把关,全方位对产品质量进行把控,通过提高产品的品质来增强制造业的质量竞争力。以往检验检测服务业由于低效的规模效应并未发挥出其整体效能,对制造业而言虽然可以帮助其降低成本,但效率较低。从实证结果中的纯技术效率数据可以看到,大多年份的纯技术效率值都为1,表明检验检测技术层面的要素都得到了有效利用。而且近十年中的大多年份里检验检测服务业的投入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起到了技术层面上对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检验检测服务业对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还应从其资源利用率和技术有效率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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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文斌.2019年有关消费者质量观的调查报告[J].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19(06):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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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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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18;*为2016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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