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如果正如霍尔丹勋爵所说的“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2]，那么期望大学适应一种单一的模式是很荒谬的。此外，从历史上看，大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是社会进化的组成部分。1900年的巴黎与1700年的巴黎完全不同；20世纪的牛津尽管从外部看变化不大，但与18世纪的牛津相比已大相径庭；尽管相距不到一百年，阿尔特霍夫（Althoff）时代的柏林已经有异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时代的柏林；1869年艾利奥特任校长时的哈佛与1909年他退休时的哈佛也的确很不一样。历史学家已详细探讨过这一演变的某些方面。在他们的叙述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进程中，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经常被看做是反动堡垒的那些机构所作出的调整，这些调整有时是缓慢且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和剧烈的。因此，我认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大学已经产生了变化。但是大学后来的变化是否达到了足够的深刻程度，或者说当社会本身被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和暴力不知推向何处时，它们是否明智地作出调整以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有效的形成性（formative）机构？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曾发明了“社会滞后”（social lag）一词。很显然，社会机构往往落后于它们所表现和推动的生活。那么，在何种程度上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为“社会滞后”所碍？